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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饥饿的童年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9 11:57:1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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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红袖读过一篇文章，写的是童年充满饥饿的苦涩世界，那些饥肠辘辘的岁月，如今还在回忆中泛起点点微波，远去的是时间，而记忆却一年又一年如草木一样荣枯，浓浓淡淡，隐隐约约。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还是生产队集体劳动。五月，豫中平原稀疏的小麦还没有成熟，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早晨，睡得正香，大队部那根高杆上的嗽叭已开始播放音乐《东方红》了。随后，生产队那棵大柿树下的牛车轱轮做成的大钟就当当当地把人吵醒，接着是生产队长的声音：“三队的全体社员注意了，没吃饭的赶紧吃饭，吃了饭快点洗洗涮涮，甭在家磨磨蹭蹭了，烟苗已经育好，从今儿起开始栽烟，今年年末一家一户能发多少钱，就看这几天了啊……”
一会儿村上就热闹起来了。社员们扛着铁锨，挑着水桶（大部分还是木桶），拉着破旧的架子车，沿着窄窄的布满辙迹的村路，开始慌慌张张地上工去。会计拿着记分册蹲在人们必经的一道矮墙上，面无表情地查着人头，开始记工分，象极了今天的一些单位。
因为只要出人就能得到工分，干与不干差别不大，所以人们并没有什么积极性，另外即使干得再搁劲，到头儿来还没有队里那些不咋下力的会计、磨面工、保管员吃得好。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实人，因此家庭生活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童年岁月里，习惯于临近中午跑回家打开那扇黑色的门，翻来覆去找吃的；然后期盼父母早早下工回来，走进低矮、漆黑的灶火里，弄出做饭的声响。记忆中，灶火、抽屉以及那些掩盖着的角角落落，对我总是有种难以抵制的诱惑。
有一年初夏，不知生产队里忙什么，晌午错了父母还没有回家，疯玩了半天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多想吃一顿饱饭呀，可是在谁家都没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甚至连根生红薯也没有，正无奈之际，一个小伙伴忽然惊喜地对大家说：“我大姑家在达理王村，一会儿就到了，上她家吃饭去！”那个村子离我们只有一公里地，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跑着去的，那天吃的是红薯面蒜面条，忘了吃饱了没有。回去的路上我们个个喜笑颜开，为自己离开大人也能弄来吃的骄傲无比。那顿饭的味道让我至今难忘，这些年有时我回故乡时还能见到这位姑姑，她年近半百，可能早忘了这事，但一遇到她，我的思绪总是立即走远，甚至有种时空交错的困惑。
当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这么穷。记得我家隔壁老唐是二队的生产队长，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大队卫生室里当先生（医生），一个在大队磨坊里磨面，老婆长得又白又精致，日子与一般人自然不太一样。我时常见她拿着一块炕得黄焦的好面（麦面）或者玉米面馍，漫不经心地嚼着，有时我眼巴巴地望着，心想要是能得到一块该有多好，但始终没有，那种奢望的心情至今还让我慨叹不已。
象老唐家这样的白面馍，整个童年鲜能见到。最常吃的是用磨豆腐的豆渣、下粉条的红薯渣炕成的小薄饼。豆渣馍略有点香味，而红薯渣馍则有点甜，相比之下，后者稍好一点，因为豆渣总感觉不像面。至于浑腥基本没有，一日三餐几乎都是在凑合，不吃菜是常有的事；在一天的劳碌之余稀饭就蒜汁，或者摘一枝香椿菜在蒜臼里捣捣就饭也司空见惯。那时，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家里来了客人，因为一有客人，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这种想法，感到是多么幼稚。
孩子们有时也能找到一些抵抗饥饿的办法。队里的磨坊里有时会放一些磨般大的类似豆饼的东西，只是这东西粗糙，而且呈臭青泥的颜色，不过味道很香，有些已被踩烂，散乱地扔在那里，这里因此成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去处。为了弄到一块豆渣饼，我们装作若无其事地在这里一趟一趟地走来走去，但心咚咚直跳，趁磨面的叔叔出去的时候，搬一块就跑，四五个馋得早已流出口水的孩子跑到村里某个荒宅陋院或田间地头美滋滋地享用起来。饥饿的童年，能有一块这样的饼，真是强如过年，那香味至今还飘荡在记忆中，久久难忘！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农家肥料，在当时专门给烟叶上肥用，长成的烟叶质地厚，炕出来颜色黄，吸起来味道醇，后来我们参加集体劳动时还帮助大人们给庄稼上过这种肥料。
许多个夜晚，简陋的农家，一座老屋里，一灯如豆，母亲总有忙不完的家务活，醒来的我问母亲要吃的，她总是不耐烦地说：“就你知道饥，睡吧！睡着就不饥了。”翻来覆去，迷迷糊糊，母亲的责备声慢慢遥远，我在暗夜里不知不觉又进入了梦乡。
艰苦的年代里，也有惊喜的记忆。因为家里姊妹多，劳力少，挣的工分总是不够用，所以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都要向队里借钱借粮。后来，大队里看我家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支撑，就让刚刚长成劳动力的大哥外出当工人了，这样一来可以为队里节省口粮，二来能为国家建设出点力。大哥去的是附近鲁山县华原机械厂，在那里他每天和制造军用枪支的钢铁机器打交道。他工作很卖力，每次回来还能捎回一些土豆和核桃，我在童年里第一次尝到了山中的鲜物，有时从街上玩耍回来，用木棍刨开坑灶里的草木灰，一个烧熟的土豆在等着我，那味道真叫美，甚至弥漫了我整个童年。
有一年夏天，母亲对大哥说：“这孩子太贪玩，总是一跑出去就是大半天，怕出什么事，把他送到学里算了。”
那一年我五岁半。在老师们怀疑的目光中通过了入学面试，随后就背起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走进了村办小学那座麦秸苫盖的一年级教室。
这已是70年代后期，生活渐渐有了好转，记忆中最多的已是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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