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惊险

　　（代译序）

　　韦清琦

　　《国情咨文》是当代美国作家戴维·卡拉汉创作的一部惊险小说。卡拉汉今年只有三十一岁，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在此之前，他原本是个研究对外政策的年轻学者，可是这些并没有妨碍他写出了这么一部大受欢迎的畅销书。他成功地运用了自己本专业的知识，使他写起这种题材来得心应手。那惊心动魄的情节，流畅朴实的语言和对美国政界、军界状况的真实描摹博得了读者的广泛喝彩。更重要的是，人们沉浸在故事中的同时也获得了警醒，他们被告知了美国的真实国情：国家并不太平，国法并不能完全杜绝践踏自由的行径。本书也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成功拍摄了《生死豪情》的制片商约翰·戴维斯已买下了其电影版权，我们不久就可以在银幕上一睹主人公扎克的勃勃英姿了。

　　扎克·特津中尉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特种部队战士，故事就是以他在白宫接受总统颁给他的国会荣誉勋章开始的。可是就在对这一盛事的描写中，已经有一些人和事让人隐隐感到有些担忧。比如军界的最高首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诺兹，他肥胖而苍白，汗珠“聚积在层层的肉褶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就听命于这样一个角色，难怪扎克第一次看到他就心生反感。事实上，他对自己得到的这一殊荣并不怎么在乎。他率领的特种部队小分队在伊拉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因此得到了勋章，而亲密的战友坎弗却惨死疆场。占据他心头的不是万丈豪情，而是心灰意懒和深深的自责。随后，又一个重要人物——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杰弗里·福斯滕的出场，与雷诺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有着银白的头发、强健的体格和英俊的脸庞。他向扎克打招呼时是“猛地把手伸过来”的。他身为高官，与扎克交谈却十分随和，浑身散发着爱兵如子、不畏权贵的大将风度，难怪扎克对他十分钦佩。

　　出了名的扎克应酬接连不断，甚至军火巨头、雄心勃勃地要竞选总统、革新政治的道格拉斯·谢尔曼也盛情邀他参加晚宴。扎克在这里第二次遇上了福斯滕。福斯滕力邀扎克加盟他的领导班子。紧接着扎克认识了谢尔曼的情妇贾兰汀，一个聪明、能干、漂亮的女子，并和她谈得十分投机。

　　扎克投入了福斯滕的麾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他过得并不顺心。背上的旧伤一直折磨着他，而坎弗的死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作者用了不少笔墨描写了他的噩梦和他在心理医生那儿的治疗。读者发现扎克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魄上都不如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的硬汉，却多了一些人情味。扎克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有时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作者对五角大楼内福斯滕办公区的刻画相当生动，而这里的主人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的凸现出来。这是一个作风强悍硬朗的老军人，他对效忠于他的人关怀备至，对反对他的人冷酷无情。他的势力无所不在，延伸到五角大楼的各个角落，延伸到国会，甚至延伸到远在太平洋的第七舰队。他痛恨现行政府削减军备、在全球范围内收缩防线的政策，因此和谢尔曼建立了同盟，并利用雷诺兹的无能，把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特别善于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凝聚人心，一边贬低政敌，一边抬高自己。比如他对扎克说：“这楼（五角大楼）里的官老爷们已经忘了怎么打真正的仗了。我的职责就是提醒他们怎么打仗。而你的职责，中尉，就是帮助我提醒他们。”

　　然而种种迹象终于使扎克看穿了福斯滕的真面目。扎克的前任汉森的横死，记者卡斯托里的调查，以及联邦调查局与他的接触，逐渐使他对这个铁腕将军的信仰崩溃了。他不得不慢慢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福斯滕和谢尔曼阴谋颠覆政府，想趁总统作“国情咨文”时将政府要人一网打尽，他俩即可稳坐江山，随心所欲地施行“新政”。这是一个一箭双雕的计策：夺取政权的同时，嫁祸中东国家，以达到扫荡、控制中东的目的。扎克一旦开始对抗福斯滕即遭到他的镇压、诽谤而身陷囹圄。在没有人相信他、被看成疯子的情况下，扎克只得使出了孤胆英雄的能耐：越狱、盗飞机、击落了前来企图炸毁国会山的自杀飞机。作者在这里写得颇有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福斯滕伫立在五角大楼的窗口眺望着远处的国会大厦，期待着欣赏它毁灭时的壮丽景象。然而他看到的是：

　　“火球是鲜艳的橘黄色，高高地射向林阴道上空，在波托马克河上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窗户被震得格格作响，福斯滕难以置信地瞪着这一切。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夜空，直到最后一点残余的颜色也消退了，地平线又一次属于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大厦的穹顶为止。”

　　福斯滕的“霸业”随着升空的火球一起毁灭了。地平线——代表了江山社稷——重又属于象征着美国民主体制的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大厦。而福斯滕毕竟是一代枭雄，决不愿忍受丝毫耻辱，于是杀身“成仁”。至于扎克和贾兰汀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笔者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不仅为其情节所吸引，也对它的语言和结构特点印象很深刻。卡拉汉具有很好的语言修养，能够用文字来反映不同人物的语言习惯，继而真实地再现人物的思维过程和内心世界。这里的语言习惯不仅是用人物说话的形式来表现的，而且还直接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叙述，仿佛作者、读者的视角与人物的视角重叠在一起。这很像亨利·詹姆斯的“意识中心”。叙述谢尔曼的打手赖利的活动时这种写法就很典型。我们不妨读一下赖利到扎克的心理医生的诊室去装窃听器的一段文字：

　　“赖利打开灯，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原来福斯滕的那英雄小伙儿就是在这儿成了缩头鸟龟。他本以为这儿会有一张长沙发椅。那些有毛病的不都是躺在沙发上，胡说着多么想要操自己的娘吗？”

　　可以看出，短短的四句话里，叙述的角度竟切换了三次：读者/观众的视角——赖利的视角——读者/观众的视角——赖利的视角。其中二、四句是赖利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独白，于是他便“不打自招”，一个世故、浅薄、毫不尊重科学、毫无道德感的流氓相便跃然纸上。

　　故事的结构也颇令人称道。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时间跨度仅有几个月，而最紧张的高潮部分是在一个星期内发生，以倒计时的方式计算的。所以，很多内容，特别是主要人物的背景，是通过回忆、调查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特别是对扎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一部分是用扎克在进入五角大楼工作前所接受的个人经历审查这一侧面描写形式表现的。所以，虽然情节的时间跨度短，但容量并不小，人物形象有纵深感，这是惊险电影所难以办到的。另外，小说展示的故事场面在同一时间里转换频繁，使情节在空间上也得以延伸。这显然是应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小说的情节也丝丝入扣。前文伏笔密布，后文则将其一一揭示出来，足见其写作的精心和严谨。

　　我们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例子中足见人物刻画的成功。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瑟斯顿。这是一个聪明绝顶且天真烂漫的电脑天才。从他的言语中看得出他的善良、幽默，从他对扎克的鼎力相助中更可以看出他过人的才智和侠义。他也是故事中一个最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他为扎克和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遭酷刑而死。更让人有些难于理解的是扎克对他并不公正。他严厉地对联邦调查局表示：“如果您以为我会在眼睛被蒙起来的情况下跟你们一起干，那就甭想了。”而他自己利用瑟斯顿时采用的态度却和联邦调查局如出一辙。用双重标准对待自己和瑟斯顿，未免有损英雄的磊落；最后把勋章献给了坎弗而对瑟斯顿只字不提，也未免有欠公允。

　　这些都是在读书、译书时的一些感想，而在掩卷搁笔后，便觉得真正发人深省的还是小说的主题。人们读后不禁感到，在现实生活中，像这么周密的阴谋计划完全是可能实现的；像扎克这样的大英雄却是不大可能有的，即使有，也不大可能有他这样的运气。小说里的美国躲过了这一劫算是侥幸，小说外的美国能有这么走运吗？卡拉汉通过小说想告诉读者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藏在太平盛世下的深重危机。一方面，乐于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是培养福斯滕这样的“鹰派”人物的温床；另一方面，“鸽派”人物，上至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下至普通记者，甚至扎克、贾兰汀在开始时都不相信“鹰爪”会降临在本国人民的头上，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因为他们过分相信、依赖他们的国家机器和法律机器。而作者笔下的国家机器中，上上下下的“人民公仆”全是碌碌无为之辈。至于法律，作者在小说前引用了前总统杜鲁门的一句话：“如果说我们的宪法有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平民对军队的控制。”而法律真的能有效地使平民控制军队吗？这句名言与其说是本故事的注解，不如说是其嘲讽的靶子。卡拉汉在扎克受审一章中对法律如此评论道：“这是一台保养良好、运转顺利的机器。”可他话锋一转，接着说，“它正在毁坏扎克的名誉。”这样的“突降法”令人啼笑皆非。如果本书充满了戏剧冲突的话，那么最令读者关注的不是扎克与福斯滕的对抗，而是扎克与没有忧患意识的美国大众的对抗。总统得意洋洋地在“国情咨文”里大谈乐观主义，殊不知真正的国情在读者看来实难乐观。真正的国情是，美国人的内心充满了自大。因为自大，所以福斯滕、谢尔曼才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美国的军队无坚不摧；因为自大，老百姓才认为自己的国家体制已经很完善了，无懈可击。

　　最后再略谈一点小说里的爱情戏。应该说，贾兰汀与扎克的爱情纠葛只是全书的陪衬情节。他们从相识、相爱，到分手、重聚，最后福斯滕败给了扎克，谢尔曼死在了贾丝汀手里，侠胆情侣双双胜出，皆大欢喜，这些都没有脱离通俗小说的思路。然而贾兰汀这个人物的刻画还是可图可点的。她是个有智慧的知识女性，但她心里却时时痛苦，充满了矛盾。她渴望能独立地干一番事业，具有新女性的气魄，另一方面却依附有钱有势的谢尔曼，体现着内心的虚弱。可就是这种复杂性才显得真实，才使得扎克与她的关系远非简单的英雄加美人的关系；就是这种既有智力对抗，又有情感对话的关系，才没有使小说的爱情戏落入浅薄的俗套。

　　如果说我们的宪法有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平民对军队的控制。

　　——哈里·S．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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