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五因素教学法2(人教版高二必修教学论文)

 第三章 语言修辞与五因素


语言修辞所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多是，我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词语、句子的选择和修辞格（常用）与语文五因素的关系。文章中词语和句式的选择及修辞格的运用是以反映“人”、“事”、“物”、“情”、“理”的需要为基准的，其目的是为了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人”、“事”、“物”、“情”、“理”这五个因素，从而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下面分三节来讨论以上的问题。
第一节 词语的选择与五因素
汉语言的词语是相当丰富的，其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相当多，这为人们在写作时行词语选择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是，词语的选择是不能随随便便的，而是相当严格的，是以能够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人”、“事”、“物”、“情”、“理”这五因素为基准的。
首先谈谈词语的选择与反映“人”因素的关系。记人记叙文、小说、叙事诗等文章体裁，是以“人”的因素作为反映的中心的。在此娄文章体裁中，作者要塑造人物形像，表现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感情，总是在词语的运用上斟酌一番的。例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塑造了为封建科举制度所戕害的读书人的悲剧形像，封建社会“万能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培育了他的自尊的性格，又给他以最冷酷的待遇，使他的人格被扭曲，心理变态。文章中的词语，特别是关键词语都是为反映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服务的。孔乙己初次来到酒店时，“便排出了九文大钱”。为什么要选择“排出”这一词语？为什么不说“拿出”、“掏出”或“付出”？“拿出”这个词语太一般化、普通化了，太平淡了；用“掏出”太费功夫了，不合情理；用“付出”，就语法来说，与“大钱”搭配就不够恰当，因为我们常常说“付出代价”这样的话。用“排出”一词，动作从容不迫，干脆利索，那种强作自尊的病态心理和盘托出，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其实我们知道，穿长衫的上等人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喝。孔乙己没有这样的资格，却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没有忘却“读书人”的身份。因此，“排出”一词，就体现了孔乙己没有资格拥有自尊而又强作自尊的“特殊”性格。由此可见，在表现人物形像上，词语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是以最充分地反映“人”这一因素为基准的。


其次，谈谈词语的选择与反映“事”的因素的关系。记叙性的文章是离不开叙事的。在叙事过程中，在词语的选择上也是非下苦功不可的。例如《名师指点作文捷径（小学三年级用）》（珠海出版社出版）的第五单元“写一件有意义的事”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些，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走到树下，双手紧紧握住竹竿，把套子伸向蝉背后。快接近蝉时，我把套子猛地向蝉罩去，蝉逮住了。我急忙把套子压倒地上，并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套子，用两个指头拎住它的翅膀，把它装进了纸盒里。”
这段话叙述“我捕蝉”这件事。“捕蝉”这一行为达到预期目的，涉及到必要的而且必须适当的动作和行为，如“屏住”“走到”“握住”“伸向”“接近”“罩去”“逮住”“压倒”“伸进”“拎住”“装进”等动词，这些动词准确地叙述了捕蝉的全过程。捕蝉之所以成功由于心理状态恰当以外，还由于我发出了捕蝉应该有的动作和行为。特别是“罩”和“拎”这两个动作。为什么不选择“盖”这一动词？原因是它所发出的功能不适用于蝉。盖，只能控制蝉上面的空间，蝉周围的空间没有受到空制，它可以从旁边飞走，这样捕蝉不易成功。用“罩”则不同了。“罩”既能控制蝉上面的空间又能控制蝉周围的空间，捕蝉就容易取得成功了。同时，“罩”与“套了”的主谓搭配恰当，“盖则不尽恰当。为什么用 “拎”？为什么不用“捉”或“捏”？这是因为“拎”这一动作，是由两个指头发出的，力度恰当，因为捕住蝉，不能用过多的力量。用“捉”这一词语，当然可以，不过“捉”的对象往往是较大的对象。用“捏”，力度过大，似乎要把蝉弄死的样子，让人觉得“我”不是捕蝉，而是杀蝉了。由此可见，在反映“事”这个因素上，词语的选择是很严格的，是以准确地反映“事”这一因素为基准的。
其次谈谈词语的选择与反映“物”的因素的关系。写景散文、说明文或其它文体涉及到“物”的因素，揭示事物的性质和功用，在词语的选择上也同样要加以斟酌，加以推敲。朱自清先生的抒情散文《荷塘月色》在对“雾”的描绘时，运用了这样的句话：“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这句话，揭示了“雾”在荷塘这环境中的两个特征，即“薄薄的”“青”色的。既然是薄雾，就给人以轻微的感受；既然是薄雾，就有透明的特点，在青色的荷叶映衬下，变了颜色，由白变青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选择“浮”字而不选择“升”字的理由和根据。“浮”这个动词，把雾的轻柔以及由下而上逐渐扩散的特点准确地刻画出来了；而“升”字只给腾空而起的印像，不能刻画出雾的轻柔的特点，不能妥帖地刻画出雾“薄薄”的形貌。当然，仅仅如此理解，仅仅停留在“物”的因素上，是很肤浅的。不要忘记，《荷塘月色》可是一篇抒情散文，作者选择“浮”这一词语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反映“情”这一因素服务的。这一词语，与作者“颇不宁静”而求宁静，获得片刻宁静却又产生“淡淡的哀愁”的心情相吻合的，与文章的抒情基调相一致。由此可见，“浮”这一词语，既反映“物”因素，又反映了“情”的因素，体现了词语在反映“五因素”上的综合性的特点。类似这种情形，在其它文章中体裁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如果对这种语言运用的情形视而不见，就不利于阅读水平的提高和阅读理解的深化。
其次谈谈词语的选择与反映“情”的因素的关系。上面已点到这个内容，我在这里再说一下，以便加以强调。抒情性文章，是以“情”作为反映的中心因素的，其余的“人”、“事”、“物”、“理”都是为反映“情”服务的。词语的选择，当然目的谋取就是要充分有力地去反映“情”的因素，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作品能够以“情”感人，使读者产生感情的共鸣，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例如清代剧作家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的结尾的曲子《哀江南》有这样的一句话：“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句子中的“剩”能不能改为“留”或“见”？这个问题涉及到词语的选择和反映“情”的因素的关系的问题。《哀江南》这套曲子，哀痛南明朝的灭亡，即通过教曲师傅苏昆生在南明朝被清兵灭亡后重游南京所见的凄惨景象，抒发了无限怀念故国的哀思。曲子中的词语的选择，是以能够充分地表达这些感情为基准的。“留”或“见”是不够恰当的。“留”不一定表示被动的而南京的凄凉景象是清兵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南京的这种今昔巨变是被动造成的。“见”反映的是现状，不能给人以今昔变迁的印象。“剩”则不仅是表示被动的，而且反映出今昔盛衰的变化，能最充分地表达“亡国之痛”和“故国哀思”的情感。
最后谈谈词语的选择与反映“理”的因素的关系。议论文及其它文体中说理，都涉及到“理”的因素，在词语的选择上当然要以能够充分有力地讲道理、令人信服为基准。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一文的第一段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这句话中运用“激励”一词去表达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大作用。为什么这里不能把它换为“鼓励”呢？这是因为“鼓励”的施动者只能是人，而“激励”一词的施动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精神，而“爱国主义”就是一种伟大精神。因此，文章选择“激励”一词，十分恰当。同时，它跟后面的“自强不息”“凝聚力”“生命力”等生动准确的词语在语义上也非常连贯，因为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确实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总之，这句话是从历史事实上证明爱国主义的重大作用的，句中的词语的选择当然就是以能够充分有力论述这个“重要作用”为基准的。
总之，词语的选择，这种修辞活动，目的就是为了使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地去反映“人”“事”“物”“情”“理”，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事物的本质特征的。
第二节 语句的选择与五因素
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这就为语句的选择提供了条件。但是，语句的选择也不是随意的，它受到作者反映事物的针对性、目的性、适应性的限制，受到事物在文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限制。就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受对“人”“事”“物”“情”“理”的反映要求的限制。
首先来谈一谈语句的选择与反映“人”的因素的关系。记叙性的文章，往往要写人，要反映人物形像，在语句的选择上，要受到所反映的人年龄、地位、身份、经历、思想、性格、爱好、习惯等等的限制。总之，选用的语句都必须能够恰当得体、形象生动地去表现人物形像。例如，鲁迅先生短篇小说《祝福》有一句话是这样描写沦为乞丐濒临死亡的祥林嫂的：“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句话能不能改为“她一手提着内中放了一个空的破碗的竹篮，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她分明纯乎是一个乞丐了”呢？这个问题涉及到语句的选择与刻画人物形像的关系的问题。小说中的语句的选择，是以能够充分地刻画人物形像为基准的。原文用“内中一个破碗，空的”的语句，突出祥林嫂已经成为乞丐。碗中无食物，说明年三十晚人们也舍不得对她施舍，预示着她将于风雪夜里饥寒交迫而死。原文将“下端开了裂”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分句，突出表现祥林嫂做乞丐时间已久，同时也说明四十上下的她早已凭靠竹竿扶助行走，健康已经受到严重的摧残了。这样的语言，塑造出的人物形像就栩栩如生了，祥林嫂的惨象就更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了。如果把原句改为后面的那一句，把原句独立出来的分句作为定语，效果当然比不上原句那么好了。读者读下去，就会感到语言平淡，祥林嫂的惨状就难以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其次谈谈语句的选择与反映“事”的因素的关系。记叙性的文章要叙事，在叙事时，语句的选择就必须能够充分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为基准的，是受作者创作的针对性、目的性和适应性所限制的。例如沈括在《梦溪笔谈》（十四）里谈到穆修、张景二人对“有奔马践死一犬”这件事情的不同记述：
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蹿而毙。”
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
穆修、张景两个人所说的话，孰优孰劣，当然要依据语言表达的需要来判定。这两句话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加以选择？这个问题涉及到语句的选择和反映“事”因素的关系的问题。就语言的形像性来说，穆修的语句有优势。一个“逸”字，形容马的快速奔跑，“黄犬”一语，写出了犬的颜色，是较为形像的。但是，穆修在叙述奔马践死一犬这件事时，用两个分句叙述，两个分句是顺承关系，没有什么侧重点。张景的话用一个句子来表达，主语是“有犬”，说明它的侧重点是“犬死”这种情况。如果听话人要求侧重于马这一方的情况，那么那件事可以用“马”作主语的句式来记述。陈善在《扪虱新话》里说，沈括对那件事是这样说的：“适有奔马践死一犬。”沈括的这句话就是以“马”作为话题来说，侧重在于“马”这一边。同时，这句话还突出了时间“适”（刚才）。总之，以上对有奔马践死一犬这件事情的三种表达，孰优孰劣，不能简单地来加以判断，要根据语言环境的需要来加以选择。只要符合语境的要求，以上三种法都能够充分地反映“事”这一因素服务。
其次，谈谈语句的选择与反映“物”的因素的关系。说明文或其它涉及到介绍某事物的文章，在介绍事物时，语句的选择要以充分在揭示事物的特征和功用为基准的。比如下面的两句话：
1、 以9倍于音速的速度，从纽约到东京的飞行只需要两小时的未来喷气式飞机，将以煤的衍生物为燃烧的高速引擎推进下安全飞行。
2、 未来的喷气式飞机将在以煤的衍生物为燃料的高速引擎推进下以9倍于音速的速度安全飞行，从纽约到东京的飞行时间只需要两个小时。
这两句话意思是相同的，说的都是未来喷气式飞机动力和速度上的特点。但是，这两句话的句式不一样。第一句为单句，第二句为复句。单句往往强调谓语部分。因此，第一句强调的是飞机的动力和安全性能。第二句是复句，第一分句通过与音速作比较来强调飞机的速度；第二分句从时间的角度来强调速度。总之，第二句的语意是强调“飞机速度快”的特点的。由此可见，介绍的目的不同，所选择的句式就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其次谈谈语句的选择与反映“情”的因素的关系。抒情性的文章，是以反映“情”的因素为中心的，文章所涉及的“人”、“事”、“物”、“理”都是为“情”这一因素服务的。语句的选择当然也是以能够充分有力地抒发感情为基准的。我认为，这一点，读者不难理解。我在这里要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文中的抒情这种表达方式。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蝉》中的结尾句就是：“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反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这一句话很显然是抒情的语句。它在文中的份量是很重的。学过《蝉》这篇科学小品的人会知道，蝉的一生就是“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的阳光下的享受”。蝉在地下隧道掘土四年，目的是为了换来一个月的温暖阳光下的享乐。可见，这短暂的快乐是来之不易的。作者用抒情浓郁的反问句来作结，确实是锦上添花的一笔。从科学性这个角度来看，它能让读者回味蝉的生长过程和生活习性，久久难以忘怀；从文学性这个角度来看，它能让读者产生怜惜之情，对这种小动物，倍加珍惜爱护，让读者对蝉这种小动物为了生存而与黑暗奋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产生敬佩之情，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和启发。如果作者选择一般陈述句作结，那效果会怎么样呢？把反问句改为一般陈述句：“什么样的钹声都不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来之不易的刹那欢愉。”这样一来，抒情意味就淡得多了，很难促使读者的回味和深沉的思考。这个例子是说明说明文中也存在抒情的一个明证。它说明抒情这种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表达人的感情报务，它也为表现事物特征服务，也就是说，它不仅反映“人”的因素服务，也为反映“物”因素服务。《蝉》是说明文，因此篇末的那句抒情语句当然主要是为了反映蝉“在地下活动长久而在地上生存短暂”这一生活习性服务的。
最后谈谈语句的选择与反映“理”的因素的关系。说理性的文章是以说理为中心的，是以让自己的看法、主张获得人们信服并按自己的主张去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为最终目的的。因此，语句的选择，当然就要以能够充分有力地说理为基准的。看下面的两段话：
1、  阅读教学需要朗读。朗读，方足以体会文章的情感之切、意蕴之深、音韵之美、文字之精、风格之新、手法之巧。朗读时要调动目、口、耳、心，也就是目观其文、口诵其声、耳闻其音、心通其意，形成目观、口诵、耳闻、心通的综效应。
2、 阅读教学需要朗诵。不朗诵不足以体会文章的音韵之美、文字之精；不朗诵不足以体会文章的情感之切、意蕴之深、手法之巧。朗读要调动目、口、耳、心，也就是目观其文、口诵其声、心通其意，形成目观、口诵、耳闻、心通的综合效应。
   上面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说是都是“阅读教学需要朗读”的道理。但两者在句式上有不同的地方。第一段话的第二句用的是单句形式去论述道理，读来有拖沓冗长之感。同时，语序也的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先体会“音韵之美、文字之精”，才能体会“情感之切、意蕴之深”。这样的表达效果明显不尽如人意。第二段的第二句话却不一样，它运用三句双重否定的排比句，使语句在形式上有整齐美，读来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双重否定，起到强调作用，能充分有力地论述观点。再有，这个句子对语序加以调整，使提语序合理，语意贯通，从而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表达效果。
总之，语句的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有针对性、目的性和适用性的，是以能够充分有力地反映“人、事、物、情、理”为基准的。
第三节  修辞手法与五因素
修辞手法，主要是人们平常所说的修辞格，如比喻、夸张、对比等等。修辞手法的运用，目的就是为了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及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就语文教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了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人、事、物、情、理”五因素服务的。我这里仅选择比喻这一修辞手法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谈谈比喻修辞与反映“人”的因素的关系。一般来说，记人记叙性文章是以表现人物形像为中心的，比喻修辞当然也要为表现人物形像服务。例如《小二黑结婚》一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霜。”
上面的语句，是对三仙姑这个装神弄鬼的农村妇女进行外貌描写的。这个人物，作了与年龄物征极不相称的打扮，她自以为老来“俏”了，其实是令人作呕的。”……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这个比喻，用下了霜的驴粪这一脏物去比喻官粉涂不平皱纹的老脸，让人作呕的丑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当然，作者作这个比喻，除了是为了表现人物形像之外，还有“情”的因素在起作用，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情不自禁地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其次谈谈比喻修辞与反映“事”的因素的关系。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其中“碰了一串钉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与英、法、俄、日、美、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件这些历史事件。这里明显是用了比喻修辞。这里的比喻修辞是议论文中的比喻，它比喻的是“事”，而议论文中的比喻修辞是为论证作者的观点报务的。因此，这里的比喻修辞就是为论证作者的观点报务的。鲁迅先生的那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闭关自守，就会造成落后，而落后则挨打，就会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受到列强的疯狂掠夺，造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中的不正常现象——“成了什么都‘送去主义’了”，这里的送去是被迫的，是帝国主义变相的掠夺；长期以往，将会亡国来种。这里，作者从反面的角度去论述“拿来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上面的比喻修辞起到了充分有力的论证作用。
其次，谈谈比喻手法与反映“物”的因素的关系。说明文或其它文体涉及事物，需要揭示事物的特征和功用，比喻手法的运用也就业必须要能够充分有力地揭示事物的特征和功用。例如茅以升同志在他的《中国石拱桥》一文的开头是这样的：
“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象虹。古代神话，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等。”
上面的语句把石拱桥比作彩虹，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这种桥的外形特征。这个比喻的表达仅仅这样而已吗？不是。这个比喻还给读者予视觉的美感。彩虹的色彩鲜明柔和，使人赏心悦目。文中将拱桥比作“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长虹卧波”。这里的“卧”与“飞”，用词准确，把静止的拱桥写成活物。“卧虹”，由俯视所得，诗人站在桥上看见拱桥倒影，好像长虹躺在水里，故称“长虹卧波”；‘飞虹”则是仰视所得，诗人站在桥下看见拱桥，本是彩云从桥上飞过，但是看去像是虹在云中飞，故叫“飞虹”。这种感觉，也像人们看见月亮在云中穿梭一样神奇。还有，作者还引用了福州传说，说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这里，作者从侧面揭示出拱桥用于交通这一功用，说明得形像生动，富有诗情画意。这样的开头，平中见奇，引人入胜，令人难以忘怀。
其次谈谈比喻手法与反映“情”的因素的关系。抒情性的文章以“情”为反映的中心因素，文中涉及的“人、事、物、情、理”等均是为了要抒情。比喻修辞当然也要为反映“情”的因素服务。我国五代时南唐国主李煜的诗词《虞美人》中有这样的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愁是一种抽象的难以捉摸表达的情绪，在这里词人用形像贴切的比喻，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情绪的心理承受程度。词人将他那蕴积心底、弥漫身心、充塞胸膺的深愁比喻为一江春水。春风送暖，冰销雪融，江河水涨，浩淼广阔，这春江之水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不正是词人心中愁绪的写照吗？大江之水，波涛汹涌，翻卷奔腾，永无止境，仿佛就像词人内心的愁苦一样连绵不断，无穷无尽。春天是生命的季节，象征着青春年华，而有春江之水的一去不复返，仿佛也带走了词人生命中的春天，用“一江春水向东流”作喻，形像生动在倾吐了词人心中的千愁万恨，具有一泻千里，难以驾驭的气势，令人不忍卒读。由此可见，形像行动的比喻，浓缩了词人的千愁万恨，内蕴如此丰厚，感染力如此之强烈，足见比喻修辞的震人心魄的伟力。
最后谈谈比喻修辞与反映“理”的因素的关系。议论文的论证方法中有一种论证方法名叫比喻论证方法。这种论证方法就是运用比喻手法阐述观点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就是运用比喻手法阐明观点的一个典型例子。鲁迅先生将外国文化遗产（也可以指我国文化遗嘱）比作一座大宅子；“徘徊不敢走进门”的“孱头”来比喻畏首畏尾，不敢接触外国文化的逃避主义者；以“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的“昏蛋”，来比喻盲目排外的虚无主义者，貌是革命的“激进派”；以“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一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的“废物”来比喻崇洋媚外，主张“全盘西化”的投降主义者。作者这一组比喻，准确、生动、形像地批判在对待外国文化问题上的三种错误态度。第9自然段开头一句“他占有、挑选”，精练地表述了“拿来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何“占有”“挑选”呢？作者接着运用一连串的比喻加以论述。以“鱼翅”“萝卜”“白菜”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为大众报务；以“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那些精华与糟粕互见，必须区别对待、批判吸收的内容，作比的意思是对这一部分内容，要充分发挥其有益的功能（“治病”），既不能不加以分析地全部丢弃（“摔在毛厕里”），更不能不加控制而使其产生流毒（“出售存膏”）；以“烟枪和烟灯”比喻文化遗产中已失去使用价值的旧形式，这是相对于作为内容的“鸦片”而言的——这类东西，或者还有某种认识作用，所以可以“送一点进博物馆”，其余大可以毁掉的了“；又以“姨太太”比喻那些腐朽的、有害无益的东西，比如诲淫诲盗的文艺等。对这些糟粕应该毫无保留地坚决摒弃。这一自然段中的这些比喻，是由上一自然段中的“一所大宅子”而生发开来，这些比喻形像而贴切，把如何“占有、挑选”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令人信服，起到了充分有力的论证作用。
总之，修辞手法运用，目的就是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生动，充分有力地为反映“人、事、物、情、理”五因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