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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在爱”──大自然的歌者米•米•普里什文(人教版高三选修教学论文)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29 17:06:5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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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我在爱”──大自然的歌者米•米•普里什文

米•米•普里什文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描写大自然的抒情和哲理小说作家之一。他1873年1月23日生于奥廖尔省的叶列茨县。普里什文的家是赫鲁晓沃村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他的童年是在接近大地的农村环境中度过的。他又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大地上汹涌澎湃的民主思潮迅速发展的年代长大的。在叶列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倾听到了老一辈地下革命小组活动者的声音。1894年,他考入拉脱维亚里加综合技术学校。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翻译德国革命家倍倍尔著的《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于1897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到了德国,进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攻读农艺。在学习农艺专业之外,他还大量阅读了斯宾诺莎、康德、尼采和歌德的著作。
1902年普里什文回到了祖国,开始在莫斯科近郊的克林和卢加作农艺师,并为一些农艺学杂志撰稿。
普里什文在从事农艺工作中经常接触到农民,他细心地观察大自然,又主动地收集民间语言、民歌、传说和神话,并进而为民族学和创作所吸引。他觉得,他的志向不在农艺学。他意识到自己应按心灵的呼唤从事创作事业。吸引他的是文化中心彼得堡。彼得堡思想活跃,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在争论文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引导文化潮流。1906年,他只身一人来到大都市,很偶然地进入了方志学家和民俗学家的圈子,受民族学家翁丘科夫委派,到当时还很少有人研究的俄罗斯北方白海沿岸的密林和沼泽地带进行地理和人文考察。农艺著述、旅途杂记已不能满足普里什文的志愿。他要向读者倾诉更隐秘的东西,他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化为文字。他要把科学知识,把猎人经历写成作品。根据这次考察所写的处女作《在飞鸟不惊的地方》(1907)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该地区的自然景色和地理风貌,以富有民间文学特色的绚丽语言描述了尚未被现代文明所冲击的农民、渔夫、猎人、妇女和儿童的淳朴生活和风俗习惯。同时,介绍了北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林、石、水。这本书的出版为学术界展现了一幅陌生世界的地图。《在飞鸟不惊的地方》出手不凡,普里什文也在俄罗斯文坛崭露头角,引起了文坛的注意。他进入了文学界,经常出入于文学界名流聚集的文艺沙龙,结识了高尔基、勃洛克、列米佐夫、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名流。这些思想倾向和美学观点迥异的作家对他都有过影响,但与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普里什文毕竟是一位有勇气有追求的真诚作家,他要在世纪初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纷乱的文学流派中凭自己的努力创出一条有自己声音的道路来。


1907年,普里什文又前往北方进行了一次旅行。1908年,他发表了富于哲理抒情性的第二部旅行记《神奇的小圆面包》。著名诗人亚•勃洛克看了这部作品说:“这当然是诗,但是还有别的一种东西。”高尔基在1911年写到:“普里什文的《神奇的小圆面包》简直妙极了。”著名的语文学家列法尔马茨基1938年在致作者的信里说:“你的作品里有四样东西使人心醉:1)奇妙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科学家和艺术家只有凭直觉才能获得;2)语言的巧妙运用令人惊叹;3)叙述形式运用自如;4)你的创作里普里什文式的独到之处:一种乐趣、对生活的清新和明快感受、悦人耳目、给人以希望。”的确,普里什文通过对于纯真的大自然的诗的感受,准确地传达了农民的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欢快气氛、与大自然特殊的和谐关系和对善的信念,赋予了作品浓郁的神奇色彩和抒情色彩。《神奇的小圆面包》是一部诗意盎然的作品,作者在描写北方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洋溢着浪漫气息的风景中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普里什文在人生的海洋上一帆风顺,他喜好游历,也最懂得旅行者的浪漫。自从1906年第一次去北方旅行写出《在飞鸟不惊的地方》之后,在以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祖国各地长途旅行采风多次。1922年,他举家迁到莫斯科郊区的扎戈尔斯居住。但不论他是生活在彼得堡期间,还是居住在莫斯科郊区,他都经常漫游。这些旅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普里什文在自己的日记里曾这么说:“30岁之前的前半生,我花力气表面地接受文化因素,我现在也可以这么说,是在吸收旁人的智慧。从我提笔起的后半生,我投入了与旁人智慧的斗争,其主旨是在保持本色的条件下把旁人的智慧变成个人的财富。”他的一次次旅行正是他花力气接受文化因素,并且在吸收旁人的智慧。他带着铅笔和小本子到森林里去,随便坐在一个树墩上,让笔跟踪他的思想,记下大自然在他心中唤起的一切。
普里什文在创作的早期还发表了《看不见的城墙旁》(1909)、《黑色的阿拉伯人》(1910)等名篇。20、30年代,普里什文在发展和完善自己创作的过程中,相继推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卡舍依的锁链》《仙鹤的故乡》(1929)、《大自然的日历》(1925)、《人参》(1933)等,还发表了不少儿童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普里什文的创作风格已全面成熟。40、50年代,普里什文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没有披上绿装的春天》(1940)、《叶芹草》(1940)、《林中水滴》(1943)、《太阳宝库》(1945)、《大地的眼睛》(1946~1950)、《杉木林》(1954)和未完成的《国家大道》都为作者带来了世界声誉。
《大地的眼睛》是作者晚年(1946~1950)的日记体散文。这是作者长期热烈追求与冷静思考的结晶。在《作者的话(代序)》中他说,他“写书就是为自己的后辈写一篇关于心灵的遗嘱”。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中谈到普里什文时说:就其内容来看,这是一部惊人的巨著,充满富有诗意的思想和出乎意料简短的观察结果──普里什文在这些日记中用两三行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些观察结果,如果加以发挥,就足够另一个作家写出整整一本书来。普里什文仿佛就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一种现象。普里什文往往是在自然现象中看到他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的真理,把大自然看作人类的镜子。
《大地的眼睛》是一部创作论,其中的有些段落不是一篇完整的作品,需要读者以自己的想象力“加以发挥”,才能看到整整一本书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大地的眼睛》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题为《通向友人之路》,第二部分题为《沉思》,第三部分题为《人类的镜子》。全书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和阳光,记录了漫长生活中积累的智慧,蕴含着作者对艺术、创作和历史含有人生哲理的思考,展示了他写作的技巧和风格。
普里什文于1954年与世长辞。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文学遗产,这份遗产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普里什文是名家辈出、群星荟萃的现代俄罗斯作家群中的特殊作家。他的作品特色鲜明、个性突出、风格迥异。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是诗,而是独具一格的诗体散文,他的散文能在人心灵深处激起对美的憧憬。他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筛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创作深深植根于对人的爱:“我写──也就是说,我在爱。”他是根据自己心灵的吩咐来写作的。
普里什文是写景寓情、托物言志的高手,作品中充满了深远缠绵的感情和引人思索的哲理,因此他喜欢把自己的散文诗称为诗体随笔。他的许多日记式的笔记,如同他的长、中、短篇小说中的许多段落一样,是散文诗的典范。这些散文诗清丽流畅,意境隽永,令人爱不释手。普里什文说:“……我带着自己的诗进入了散文领域,因为诗不仅推动散文,而且能使灰色的生活本身变得阳光灿烂。”他也身体力行,一生都为了把诗意带进散文而惨淡经营。普里什文诗体散文中诗的汁液远比许多诗歌要浓厚得多,有一种特殊的音乐韵律美感,这是他长期研究人民生活的语言、研究民间文学和童话的成果。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说:“普里什文的语汇像盛开的花朵一般闪耀着鲜艳的光泽。它们时而像百草一般簌簌细语,时而像清泉一般潺潺流淌,时而像小鸟一样啾啾啼鸣,时而像薄冰那样悄悄脆响,时而犹如夜空的繁星,排成从容不迫的行列,缓缓地印入我们的脑海。”普里什文是现代俄罗斯文学史上公认的语言大师。
普里什文诗体散文的基本特点,是在于诗同哲理、同显微烛幽的洞察力相结合。他之所以能准确地观察大自然,得益于他原是一位通晓动植物的学者。他是作家型的学者,又是学者型的作家。他的散文诗当然是诗,但是还有一种别的东西。这一种东西不是来自诗意,而是来自学者的思考,也许还有来自追求真理者的探索。他是竭力要把“这一种东西”融化到诗中去。普里什文诗体散文的基础是他的诗体随笔。
关于诗体随笔,他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所谓随笔,我们以为是作家以他独特的态度处理他的材料,也就是支配这些材料,借以抒发情怀而创作的作品。”他说他的艺术小品是“为了那些感觉到了日常生活是稍纵即逝的瞬间的诗意,却又苦于自己无法把它们捕捉住的人而写的。”是的,普里什文那精美的艺术小品,确是他那双善于静中见动、善于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情趣的慧眼所捕捉到的美妙的瞬间,充满着诗情画意和哲理,还带着幽默的气息,而且,他的幽默不是简单地起一个调剂作用,而是普里什文式的“一个人在通往真挚真理的劳累旅途中的一种休息”。
普里什文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很高的艺术格调。他虽然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但并没有贬低或否定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成就。艺术风格和美学观点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与其他作家之间的心灵相通。一方面,他在美学选择上有主见,有追求;另一方面,他在艺术鉴赏中有视野、有胸怀,体现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风度。欧洲文学特别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给予普里什文的影响,是他文学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在普里什文文学才能的各个方面。普里什文是在吸取优秀的民间文学的滋养和借鉴前辈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素养开拓出自己的道路的。
普里什文是现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位集大成者。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他始终保持创作的自主性──立足于俄罗斯民族深厚的土壤进行独创。普里什文汇集了过去文学的支流,使自己的创作成为一条巨大的河流,以它崭新而壮观的姿态流向世界。(选自《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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