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清朝政局的变动和洋务运动

慈禧的第一次垂帘

　　 慈禧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她生于1835年，逝于1908年，活了74岁。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立过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三个小皇帝。在同治、光绪两朝，她又三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垂帘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计13年；第二次垂帘是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 日]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计15年；第三次垂帘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计10年。慈禧在位的48 年中，有38年是在垂帘听政。另外的10年，虽退居二线，不管日常事务，但重大问题的决策，仍要由她作出，实则是不垂帘的垂帘。

　　 对于垂帘听政，似乎论者一般皆采取否定的态度。其实，也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慈禧的三次垂帘，情况也有不同，亦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文只谈第一次垂帘。

　　 第一次垂帘肇因于辛酉政变。

　　 细审历史事实，慈安、慈禧两宫太后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从1861年的辛酉政变成功开始的。那么，为什么必须发动政变呢？不发动不行吗？答案是肯定的，必须发动。这是最高领导权---皇权斗争的需要。这是一条铁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辛酉政变又和咸丰帝的遗命紧密相关。

　　这要从31岁的咸丰帝病危谈起。他出逃热河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26岁，懿贵妃仅27岁，皇子才6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他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

　　结合历史经验，经苦思冥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较大的顾问班子。他想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6岁的顺治帝福临和8岁的康熙帝。他想，顾问班子2人不行，太少。52岁的皇太极无疾而终后，其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2人不行，太少，如其中1人图谋不轨，排挤另1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那么，4人行不行呢？也不行。24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8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鉴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第二不敢用叔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富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4人也是不行的。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8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然只此，他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特别的权力，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自保，并保护皇子。于是，他在临 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8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同时，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此印由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引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谕旨才生效。这两方印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

　　 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8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

　　 问题出在8位王大臣欲想皇权独揽上。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谕旨的事情，他就没有交代明白。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就没有说一句话。这就为顾命王大臣借此篡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他们狂妄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袒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伏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27岁。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

　　 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发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是十分清楚的。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由此，她们也看透了顾命王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她们初步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锄掉他们。

　　 后来，御史董元醇上书皇太后，建议：第一，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得干预"，即是说，皇太后亲掌皇权，任何人皆不得干预；第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这是说，在8位王大臣中"掺沙子"，另派一、二位亲王加入其中。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奏章，是有来头的。后来得知，此奏章确实是得到了恭亲王奕訢一党的奥援。两宫得此奏章，喜出望外，完全说到了她们的心里。顾命王大臣得知有这末个奏章，于是便向两宫索要。后来两宫给了他们。他们阅后，极为愤慨，便拟旨痛驳，然后将折旨一同交了上去。两宫看到他们草拟的痛驳董元醇的谕旨，十分气愤，便把谕旨压了下来，以期待回京再做处理。但王大臣不依不饶，甚至采?quot;搁车"即罢工的不顾后果的决绝手段，来要挟皇太后。皇太后看看无法，只得暂时容忍，同意了他们拟定的谕旨，照原样发下折旨。王大臣心满意足，"笑声彻远近"。甚至弹冠相庆，以为彻底击垮了年轻寡妇们的软弱的意志，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顾命王大臣占了上风。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两宫皇太后的韬晦之计。她们暂时收缩起来。此时的蛰伏，是为了明日的再起。这一回合的斗争，表面上是顾命王大臣胜利了，其实是为他们的倒台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只有前一回合的斗争，还使她们下不了搬倒对手的决心的话，那么，有了此一回合的斗争，就使她们毫不犹豫地下了铲除顾命王大臣的最后的决心。因为，这一事件，使她们真切地看清了王大臣的庐山真面目。这场斗争，也就变得你死我活了。于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联合起来，在回京的当天便发动了政变，这就是著名的辛酉政变。因为是辛酉年。

　　 政变之后采取何种体制，慈禧心中有数。她选择的是"垂帘听政"。慈安26岁，慈禧27岁，小皇帝才6岁。历史的经验提醒了她们。现实的教训又告诫了她们。皇权如不亲自掌握，自己就有可能奔赴黄泉。由皇权变黄泉，也只是一念之差，不可掉以轻心。因此，慈禧选中了垂帘听政。

　　 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统带重兵的胜保和资深重臣贾桢等各上一奏折，吁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外一内，一文一武，内外结合，文武兼备，造成中外臣工共同吁请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声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用不着遮遮演演，乘上书之利势，借皇帝之名义，两宫皇太后发布谕旨，明令实行垂帘听政，让大臣们拟定垂帘听政章程，上呈。

　　 但是，这里有一个祖制问题。清朝皇帝办事不敢轻易违背祖制。清朝列祖列宗从来没有垂帘听政的。如何垂帘，无祖制可循。大臣们的观念守旧，不敢突破祖制。大臣们虽绞尽脑汁，亦不得要领，根本拟定不出来垂帘听政章程。慈禧看他们迂直得可以，只得自己亲自出马，发布谕旨，点出垂帘听政章程要点。以此，大臣们方豁然开朗，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举行了垂帘听政仪式。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子。她敢于逾越祖制，按自己的意愿办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你孝庄不敢做，不等于我慈禧不敢做。在清朝的垂帘听政上，慈禧太后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慈禧太后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被逼出来的，是形势使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形势和机遇造就了一个有别于常人的慈禧太后。选择垂帘听政，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最佳选择。历史事实证明，在以后的48年中，确实没有再现皇权危机。

　　 垂帘听政只是一种执政形式，无好坏之分。政权的好坏，要看它的内容，看它的实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自强·进取·抗争──洋务运动三十年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

　　洋务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还有一个历史契机。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权力欲极强，而又素与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有嫌怨的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訢等人密谋政变，一举夺取了朝政大权。在奕忻集团和后党势力紧密配合下的政变成功，标志着新兴改革力量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从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新兴势力领导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告结束。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派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他希望能够接受教训，"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指出，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而，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首先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李鸿章在１８６５年《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这篇不到三千字的奏折中，"机器"一词就出现了二十八处之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中国大地上首次出现的中国人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从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１８６１年１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１８６２年６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它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同文算学馆成立后，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１８９０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一千三百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还包括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１８７２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七批，共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洋务派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在近代国际社会中，外交官有没有外交经验，其结果大不一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他们不了解世界形势，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１８６８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与英国的修约谈判，经过整整九个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签订了新约，其中英国政府提出的十九项不平等要求，最主要的都被清政府拒绝。１８７１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最后双方签订了完全平等的条约。又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中法战争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几乎每一项洋务事业都遭到他们的攻击和阻挠。１８７４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排除顽固派的干扰，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开采煤铁，建造铁路，发展轮船航运，设立新式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
　　１８８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改变了大舰必须到香港、长崎修理的状况。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１８６２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６，０００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１８７１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１８８４年已装备３７０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１８６３年开始建立洋枪队，１８６７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省。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正是由于洋务派不遗余力的努力，使得甲午战争中日本倾全国之力，拼搏八个月，仍未能达到预期的进军

　　北京，消灭清军主力的目的。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七十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等相继出现。

　　１８７２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并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中国近代矿业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１８７５年５月，清政府同意李鸿章等人分别在直隶和台湾试办煤矿，后来台湾基隆煤矿成效显著，年产量达到５４，０００吨，它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１８７７年，李鸿章派人筹建开平矿务局，于１８７９年开始使用外国机器开采，产量逐年激增，至１８８９年已达２４７，０００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１８８２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５，４００吨，到１８８６年便减至３０１吨。１８９０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

　　电报业的产生，开始是出于抵御外侮的用兵需要。１８７９年９月１８日，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并在大沽、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紫竹林、清江浦等处设立分局，１８８４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又架线至浙江、福建、武汉、广东、广西。到１８８５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中法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对于近代化通讯联系的进步感叹不已："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神速者"。１８７８年３月，在李鸿章主持下，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效西方做法，试办邮政，这是中国近代邮政之始。１８８１年，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洋务派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尽管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保守势力的反对最为激烈，洋务派往往在争论中寡不敌众，但是到１８９５年为止，全国仍陆续修建了３６０余公里的铁路。

　　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１８８２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１８８７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总督府安装了第一台发电机，开始了中国电灯取代油灯的时代。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化运动，历经三十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而告终。虽然中国仍不足以与西方列强抗衡，但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安全所作的努力，阻止或延缓了殖民地化的进程，不断地提高了中国与列强较量的水平与能力。同时，洋务运动也使国人广开眼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再也没有人以"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恃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等等荒唐言论来公开抵制国防、经济的近代化了。

洋务运动与近代企业的兴起

　　 最早在上海出现的近代企业， 为外国殖民者所经营。 中国人自己在上海经营的近代
企业，始于60年代中期， 工业方面以江南制造局为发轫。 运输业以轮船招商局为开端。
与整个中国近代企业一样， 上海近代企业最初并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清政府经营的； 最
初创办的机器工业不是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的商品生产， 而是用于军事消耗性的军
火生产； 发展的顺序不是如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轻工业而重工业， 而是政府经营的
军事工业在先，政府经营的运输业、重工业、轻工业在后， 以轻工业为主体的私人资本主
义企业则在最后。清政府在上海的近代企业，与整个中国一样， 最初是由洋务官僚出面创办、经营的。江南制造局、 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标志着上海， 也标志着全国洋务运动的
实际开始。

　　19世纪60年代起，曾国藩、 李鸿章为强固封建政权的目的，主张"广购机器"、 "精求洋匠"， 进行设立军火工厂的前期准备。李鸿章并嘱咐丁日昌在上海就近议购机器，以便"即资应用"。1865年， 丁日昌访得当时上海虹口有美商设立的旗记机器铁厂愿意出让， 该厂"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经李鸿章的同意， 遂以6 万两白银购买该厂及所储存的铜、铁、木料等。 同时，李鸿章还将丁日昌、 韩殿甲原先办的两个洋炮局并入， 加上这一年曾国藩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从美国运回的100余台机器全部并入，设备有较大的扩充；1867 年厂址也由原虹口迁入县城南的高昌庙新厂， 称为江南制造总局。 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 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1865年至1891年， 江南制造总局已从原来的1个中型铁厂发展成拥有 13个制造厂和1个工程处的大型近代军事工业企业。 全局占地达四百余亩， 职工人数达3592人，拥有房
屋2579间。 江南制造总局拥有的机器设备相当齐全， 计有大小车床、刨床、 钻床等工
作母机622台， 全局还拥有大小动力蒸气机361台，总马力达4521匹， 大小锅炉31 座，
总马力达6136匹。 这些新式机器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生产
方式的产生。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
于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19世纪时，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主要军火是各种枪支、铜引、各种火炮、 炮弹和水雷等，还先后建造出"惠吉"、 "操江"等兵轮八艘以及其它小型船只七艘， 同时还修理了一批政府的海军舰只。 除了制造军火和船只外， 江南制造总局还制造了一部分机器，自炼了部分钢铁、制造了部分火药， 希图解决原材料的供应问题。 江南制造总局在生产上较令人瞩目的成绩是还曾制造出包括车床、刨床、钻床、 锯床等工作母机共249台， 起重机84台， 抽水机77台，锅炉机32台，锅炉15座等。 90年代以后， 江南制造总局还首创我国自办的炼钢厂，1897 年钢的年产量曾达到2059吨， 其质量据说可"与外洋造炮之钢相埒，洵称精良适用"。其后， 其所炼之钢还以一小部分供应上海市场， 收到过"商厂购办，纷至沓来"，"沪上商厂， 同声称便"的效果。

　　洋务派官员在上海创办的另一家近代企业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织布局的筹备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70 年代，由于筹措款项困难等原因， 筹建工作曾多次停顿，直至1890年才正式开车生产。 上海机器织布局厂址选在杨树浦临黄浦江边，占地300多亩，其设备包括纱锭35000枚、 布机530台以及配套的轧花机和动力机等全套机器。其厂房高三层楼， 长约160公尺， 宽约30公尺。 正式试车开工时，先是锅炉点火，高耸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 随着以蒸气为推动力的轮机转动， 全厂机器开始运作。是时，来厂参观者如堵， 厂内外欢声雷动， 中国第一家近代机器棉纺织厂正式投产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年产布量为18万匹。 开工的第一年，产销情况就颇令人满意。 年终结算时，除去一切开支， 盈利达20％。1892年，生产了400万码的棉布、 100万磅的棉纱，雇用的工人达4000人左右。 企业的经营状况仍较良好。1893 年开始发放股息，红利高达二分五厘。 当时在沪的外国海关人员在目睹了机器织布局工人用机器纺纱织布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劳工能够照管和熟练地操作机器， 用中国棉花纺纱织布，这已是证实了的事。"上海机器织布局开业初期的优厚利润，促使李鸿章等人企图进一步扩充该厂的生产能力， 以生产更多的棉纱和棉布投入市场，赚取更多的利润。 但就在机器织布局欲向英国订购新式纺纱机及各种相应机器配件时，织布局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所焚毁。1893 年10月的一天， 机器织布局清花间突然起火，适值狂风大起，火势迅速蔓延。 机器织布局起火后， 布局总办曾派人至租界内"请西人往救，而西人以局在租界之外， 无权发令救援"为由回绝。 总办又请英租界会审通过巡捕房知照英、法、美各消防队赴援， 他们"均以局在租界外，扼于成例， 不得前往"。结果， 大火从上午七时左右一直烧到下午五时，厂房全部被烧毁， 筹建了十几年的织布局竟毁于一旦。第二天， 当时代表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北华捷报》发表评论说：由于布局的官员们在"允许外国人进口轧花、 纺纱、 织布机器"上设置"障碍"（指不允许外人进口机器在中国办厂）， 所以"试图援救"织布局是"不可思议"的。 这段话既反映了外国在华势力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敌视态度， 也流露出他们那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 由于受官方委派的现任机器织布局总办缺乏创办近代企业的意识和经验， 认为企业投保是虚糜资金，拒绝支付原来曾支付过的保险金， 结果使企业在这场大火中就损失了70多万两白银，而分文得不到赔偿。另筹资本，在旧址上再设立新厂， 并设法扩充。 新厂定名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并于1894年又重新开始部分投产。除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外，在19世纪后期， 上海的私人民族资本企业也纷纷开设，并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一方面受到力量远远超过自己的外国资本的竞争和排挤，另一方面又受到清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压迫和限制。这个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新生事物，命运多舛，吉凶未卜，只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挣扎前进。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化过程。各个国家的转化，由于所处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各个国家近代化的启动有着不同的方式，循着不同的变革道路，按着不同的顺序，带着不同的色彩。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启动的。

　　外国列强侵略和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促使清朝封建官僚集团分化出洋务派，试图以"洋务"（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代称）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的探索称作洋务运动。延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内容庞杂，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主要是创办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企业，在古老中国的荒原上，出现了大型的近代新式企业和新型的社会生产力。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仍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存在诸多的缺陷，但它们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制，给中国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些军事工业的兴办，多少增强了清朝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后期民用工业（包括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发展起到一种开路和引导作用。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比军事工业更具有积极意义。这些民用工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主要表现在民用企业的兴办是为了"求富"，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进行商品生产或进行商业性运作。其次，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绅商，他们在企业中有一定的权力，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具近代色彩。第二，这些企业还往往以外商为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夺回不少权利。

　　洋务企业的创办，在清政府压抑工商业的封建传统政策上打开一道缺口，带给私人资本追求资本增值的希望，推动社会资金流向新式企业。通过新式企业的创办，一些买办、买办商人、官僚和旧式商人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引进了一批先进机器设备和传播了先进科学知识，积累了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可是洋务派不是资产阶级集团，而是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集团。中国近代化由这个官僚集团来启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的。19世纪 6O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开始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封建社会内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被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所摧毁，因此中国没有一个像西方社会中那样的市民等级来肩负这个使命。当时掌握政权的洋务派官僚集团，从外国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不?quot;渐知泰西火器之利"，并且发现廉价的纺织品、便捷的轮船和煤铁之利，可以裕财政、浚饷源，既可维护封建统治，又可为本集团带来利益，于是继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之后，采用官督商办形式创办大型工矿交通企业，充当了启动中国近代化的角色。由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得极其成熟而完备，特别坚固，在洋务派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不可能排除封建生产方式的顽强抵制，只能在不改变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管理制度，移植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了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历史选择了地主阶级洋务派担当起了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任务，但是他们的探索却使得中国的近代化一开始就在一条坎坷的狭窄道路上行进。伴随着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出现而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取代地主阶级，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