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清朝文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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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古代中国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同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相比，卷数竟是后者的三倍半。这部书当时一共抄了七部，分藏在七个藏书阁。它究竟收录了多少书籍呢？因为七部《全书》抄成时间不同，抽补散失等情况各异，所以它们的总数并不相同，现以文津阁本为例，共收书籍3503种，79337卷，36304册。

　　这部书为什么定名叫《四库全书》呢？这同我国古代的书籍分类方法有关。公元前1世纪，西汉刘歆著《七略》，把古书按六类分部。到公元3世纪，西晋荀勖[续]创立四部分类法，甲部是经，乙部是子，丙部是史，丁部是集。公元4世纪东晋李充把荀勖的乙、丙部予以对调，这样大体上确定了后世经、史、子、集的四部顺序。完全奠定四部分类法的是《随书·经籍志》，自此靡然成风，沿用了1000余年。在唐初，设有集贤书院等皇家图书馆，按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名叫"四库书"，这便是"四库"名称的由来。清代《四库全书》按四部分类，又沿用了唐代四库的名称，更因为收录的书籍比较完备，包括各方面的知识和多种学术流派，所以定名为《四库全书》。

　　当时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呢？清高宗弘历（乾隆）在位时（公元1736-1795年），清王朝统治已有100多年，这时我国虽处在封建末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则是封建末世中一个比较隆盛的时期，国内较安定，经济上繁荣，封建文化达到相当水平。清朝统治者在文化政策上一方面沿袭明朝办法开科取士，笼络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很多学者回避现实，把精力集中在整理古书上面，适应这种学术空气，有人就提出要把图书集中起来，分别收藏在学校和名山古庙等妥善地方，供学者应用。在有利于加强统治的前提下，乾隆帝下达了征求天下遗书的命令，准备编一部规模空前的大丛书。他的目的是一来借修《全书》机会在全国范围征集图书，就此将历代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评论和总结；二来借修《全书》的机会消除汉族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意识；三来借此宣扬清朝是文治盛世，显示清朝不仅以武力统一中国，而且是超越汉唐文化的太平盛世。于是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正月初四日下诏各省搜集历代及清朝人的著作，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在武英殿设缮书处。后来续办南三阁书，又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地安门内帘子库、 官房另设四局，按经、史、子、集分头缮写。

　　编篡《四库全书》的书籍来源有四：一是政府藏书，即内府本；二是清代皇帝著述和奉皇帝之命篡修的书籍；三是各省采进、私人进献和通行的书籍；四是从《永乐大典》里辑录的佚书。10年间从各地征集的图书约3.3万种，其中以浙江省最多。私人进献图书的著名藏书家有29人，进书500种以上的有知不足斋主人鲍迁博和宁波天一阁主人范茂柱等。

　　四库馆开馆修书前后共任命正、副总裁以下官员360人，总裁于敏中和副总裁金简出力最多。还先后派了三位皇子担任正总裁以加强监督。正、副总裁之下，有总篡官，其中纪昀出力最多，其次是陆锡熊。其他还有总阅官、总校官、督催官等等。四库馆简直就是一个封建官僚机构，不过里面也集中了不少著名的学者。缮书处除总校官外，主要是抄写人员。抄北四阁书时，有誊录2826人，续写南三阁时，又添书手1000人，光是抄写人员前后就达3826人。再加上四库馆官员，总计有4186人。

　　第一部《四库全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12月修成，这时距乾隆下令征集图书已经10年。接着又用将近三年的时间，在乾隆四十九年11月陆续完成了第二、三、四部《全书》。这四年中《全书》分别藏在北京宫中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奉天（今辽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也叫"内廷四阁"。这四处地方不准外人出入，完全是皇家的私人藏书阁。

　　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到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约五年时间里，四库馆又另外抄写出三部《全书》。这三部分别送到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行宫里的文澜阁贮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也叫"江浙三阁"。这三处地方是对外开放的，允许读书人入内阅览。

　　北四阁的《全书》，用的是上等开花榜纸，南三阁用的则是白太史连纸，而本头较小，横度上窄七、八分。书页都是直行红格，名叫"朱丝阑"。每半页八行，每行21个字。有注的地方，每竖格里是双行小字，有些书内还有精致的插图。书的装帧是绢面"包背装"；绢面的颜色，区分了书的类别。北四阁书的经部是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蓝色，集部是灰色。南三阁书中，文宗阁和文汇阁的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玉色，集部藕合色；文澜阁与众不同，经部是葵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黑灰色。这七部书每册的首、末页尾部盖有乾隆皇帝的玺印，但每阁一式，各不相同。贮藏的方法是，每若干册放入一个楸[秋]木制的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有书名，在函内的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起来，再用绸带束住。函面的字、绸带与书的绢面，颜色都是相同的。用这种办法保存书籍，不仅美观，而且防潮、防虫。为了取书方便，每种书在架上的陈列都有一定位置，而且画出图样，叫做《四库全书排架图》。一套《四库全书》犹如一套精致、贵重的工艺品。

　　为了贮藏这部巨著，特别建筑起七座专用的藏书阁，大体上都仿照宁波天一阁的式样建成。从外面看是两层，里面实际上是三层。底层面积约600平方米。每层陈列着书橱。阁前有水池，后面有假山，左侧建有碑亭。这一切都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巧。
《四库全书》所包括的知识范围，在当时确实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这部书共收录著作3500多种，在经、史、子、集的下面，又分为若干类，如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共44类。其中有15类又划分了若干细目，叫做"属"，分了64属。从收录书籍的著者情况看，它收录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代人的著作，只是不收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著作（除了皇帝的作品和官修书以外）。所收的书籍，总的来说是突出了儒学文献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统治，对有明显进步思想的著作深恶痛绝。另外，它的重大缺点是不重视生产技术著作，除农、医、天文、算法外，所收的科技书籍很少。对国外的史地也不重视，而对小说、戏曲更是大量禁毁。

　　《 四库全书》历尽沧桑，现在仅存四部。文渊阁书现在台湾；文溯阁书现在甘肃图书馆；文澜阁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文津阁书现藏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文津厅之名由此而来。文宗、文汇、文源三阁的书都不幸毁于战火。特别是文源阁书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随同美丽的圆明园一起被焚毁。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正是侵略者罪恶的铁证。

　　清代修《四库全书》是对前代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的好事，但由于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在《四库全书》中，对部分书籍内容作了篡改删削，同时又大搞禁书毁书，并厉行文字狱。当时究竟毁掉了多少图书呢？根据不完全的禁书目录来看，共计有全毁书2400多种，抽毁书400多种，加起来将近3000种。焚毁的书籍在10万部以上。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清代乾隆朝60年间发生的75起文字狱中，四库开馆后10年内发生的文字狱就有48起之多。这样将许多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毁于一旦，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严重地阻碍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但是尽管如此，还应该看到编纂《四库全书》又有整理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面。我国的图书到明末清初时，历经战乱，散失很严重。修《四库全书》时，清王朝以中央政府的力量，花费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采集图书，由当时许多著名学者进行整理，对历代学术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保存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对研究我国古代政治、经济、科技、哲学思想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历史资料。

　　我国在18世纪中叶编成的《四库全书》，就其内容之广博和篇幅之宏巨来说，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古代中国修筑万里长城，开凿了大运河，又编出了空前未有的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这都是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四库全书》如果摊开逐页相接，它的长度会比地球的直径还多出1/3。它的内涵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灿烂辉煌，它是我们的祖先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我国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的贡献。

--摘自商务书馆《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国古代科技》
《四库全书》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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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命运

　　今天，在我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台湾，分别珍藏着三套完整的《四库全书》。它们历经战火，最终还是得以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由乾隆大帝亲自组织编写的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由当时的著名文人纪晓岚等主持，耗时十五年，动用四千余人，收录了三千五百零三种图书。书成之后共有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册，总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余万。全书共二百三十万页。十八世纪后期以前的中国历代主要著作基本被囊括殆尽。它的出版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因为此书将许多零散的资料整理成册。但是，对于很多野史、逸闻及不和于正统思想的"离经叛道"的书籍来说，却是一次文化浩劫。

　　《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乾隆皇帝就考虑到了如何妥善存放的问题，于是开始修建专门的藏书楼。先后建成了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被称为内廷四阁，建在深宫别院，便于乾隆随时随地调阅。

　　四阁的名称大有文章，均与水有关，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水由"源"流出，汇合百川而成"渊"，若寻源必找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流而上，即可找到"源"。存放于内阁的《四库全书》专为御览，外人无缘得见。

　　后来，乾隆考虑到文人学子读书的方便，又命令增抄三部《四库全书》，并在文化发达、文人荟萃的江浙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合称南三阁。这三阁的《四库全书》均对外开放，而且鼓励文人学子入内阅看，在办理手续后，还可以把书借出抄录。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学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

　　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四库全书》也难逃噩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镇江，火烧文宗阁，《四库全书》损失惨重。随后，在太平天国起义中，镇江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杭州文澜阁虽然没有遭到火焚的厄运，但书籍也大量散失。江南三阁基本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四库全书》。内廷四阁的《四库全书》也没有逃过战争的魔爪。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全书化为灰烬，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流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残存的四库底本被劫掠出境，藏于英、法各国图书馆中。浙江杭州文澜阁藏本虽有散失，但经后来补抄，基本配全；只有文渊、文津、文溯三阁的藏本保留到现在，基本完整。1949年，文渊阁本被国民党运到台湾。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本留存祖国大陆，现在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得到了妥善保护。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藏本，如果不是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的四处奔走，也险些支离破碎，给中国文化留下巨大的缺憾。1909年，在筹建京师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前身）时，清政府已决定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交由京师图书馆庋藏，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交接。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权土崩瓦解，无人再过问此事。民国教育部成立后，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开始着手此项工作，并通知热河都统姜某，决定立即派专人前往避暑山庄，将《四库全书》运往北京。热河都统姜某接到指令后，表面尊重，其实阳奉阴违，他一面回电教育部说："候派员到热后，自当将文津阁藏书一律点交送京。"一面借题发挥，以建设热河图书馆为名，想自己扣留一部分珍贵古籍。为掩饰丑行，他也不等教育部来人，竟擅自于1913年底把《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全部运往北京。1914年，当教育部获悉《四库全书》已经运抵北京，立刻派员去车站接书。谁知《四库全书》早已被内务部拦截，运往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鲁迅闻讯，十分焦急，开始为这部中国文化典籍早日入藏京师图书馆四处奔走。1915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致函内务部，指出"《四库全书》为中国古今图书籍之总汇 ，京师图书馆为首都册府，自应收藏，以宏沾溉。请即日将《四库全书》移交教育部，转发京师图书馆，以符成案。"在各方面压力下，内务部被迫与教育部接洽移交事宜。鲁迅先生亲自带人前往接收，但点收工作，不是十分顺利的。内务部将书架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扣留不交，并明确表示："此书（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坊间刻本甚多，图书馆不难购备，应仍由古物陈列所保管，以重秘籍。"几经交涉，1918年，接收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全部完成。从1913年至1918年，在外漂泊了整整五年的《四库全书》，终于在京师图书馆寻到了最终的归宿。

　　沈阳故宫文溯阁所藏的《四库全书》的命运也一波三折。此部书是乾隆四十七年抄成的正本，为保管此书，清政府专门在沈阳设立文溯阁衙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占领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遭到了破坏，有些册次流散。1914年，袁世凯炫耀文治武功，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至北京。他倒台后，这套《四库全书》便长期放置在北京古物陈列所。1922年，对此书垂涎已久的日本秘密勾结满清皇室，想以120万元购买，东渡扶桑。这一事件曝光之后，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满清皇室取消了这项交易。1924年，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完璧归赵，于是在第二年，全书运回沈阳，继续藏于文溯阁，直到沈阳解放。1966年10月，为妥善保存这套《四库全书》，国家决定将其调至气候干燥、冷热适宜的兰州，由甘肃省图书馆保管，并于1970年拨款40万元建造了专库，用以珍藏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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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译著《天演论》及其影响

　　严复最著名的译作是《天演论》。《天演论》英文书名直译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是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也是达尔文学说的忠诚拥护者。《天演论》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正文是赫胥黎1893年在一次学术讲座上的讲稿，导言是1894年他在讲稿付印前添写的，较正文还长些。《天演论》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

　　严复译述《天演论》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评论，有发挥。他将《天演论》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轩轾xuan zhi本义：中国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供大夫以上乘坐)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天演论》于1896年译成，……他说，达尔文的书，在欧美两洲，几乎家置一编，妇孺皆知，其学说最要有二，一曰物竟，一日天择。此外，严复还把《天演论》译稿给梁启超等人看过。因此，《天演论》正式出版虽在1898年，但其物竞天择的理论在此以前早已在思想界传开。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3年。这时候《天演论》出来了，物竞天择出来了，自然引起思想界强烈的震动。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于此可见《天演论》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胡适回忆：(在澄衷学堂)有一次，他(国文教员杨千里)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战屡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多少年轻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据统计，自189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其之所以如此风行，除了它的思想足以警世这一主要原因以外，译笔古雅耐读，也是原因之一。

（选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