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民族工业短暂发展和军阀割据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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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割据纷争争什么

　　当时存在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四个争论焦点。

　　一是新旧"约法"之争。袁世凯死后，民团总统一职空缺。段祺瑞根据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主张副总统黎元洪任总统。而唐继尧等西南军阀认为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均属非法，应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黎元洪出任正式大总统。结果，段祺瑞作了让步。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时恢复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二是"府院之争"。 1917年 2月，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求中国政府和它采取一致行动，并提议借款给中国作参战费，企图将中国政府引向追随美国的道路。不久，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参战，同样答应借款给段祺瑞编练参战军队，而且军队练成后，可以不必到欧洲打仗，先用以清除内乱。段祺瑞认为有利可图，积极主张参战。美国见势不利己，便唆使黎元洪、冯国璋缓议宣战，以遏制日本在华影响及段祺瑞实力的膨胀。黎元洪与直系联手，又以英美为靠山，罢免了段祺瑞，黎元洪和直系军间在这一轮较量中暂获成功。

　　三是复辟与反复辟之争，也是"府院之争"的继续。在府院之争中暂时失意的段祺瑞，决心武力讨黎。别有用心的徐州军阀张勋向黎元洪提出愿进京调停。段祺瑞也想借张勋之力实现倒黎目的，加上日本、俄国、德国的支持，张勋便有恃无恐，北上天津，通知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兵戎相见。手无兵权的黎元洪无奈照办。张勋进而抬出溥仪，复辟帝制。

　　而和张勋貌合神离的段祺瑞，看到倒黎目的已实现，便站到张勋的对立面，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借助全国上下反复辟怒潮，赶走张勋，自己则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可谓名利双收。

　　四是"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之争。袁世凯死后，和北洋政府并立的还有西南滇系、桂系军阀，山西晋系军阀等，北洋政府面临"统一全?quot;的任务。在统一的途径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即以直系军队为主力，消灭西南军阀和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时使直系势力受到削弱。针对这一图谋，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孙中山利用西南军阀倒段护法也暂时成为可能。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成为战胜国，它不愿看到自己在华利益的维护者直系和西南军阀相互厮杀，于是向段祺瑞施压，迫使其"武力统一"计划破产，段祺瑞下台。同时，"和平统一"的实施，又使西南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护法"旗号，成为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死后谁出任总统并不重要，总统选举的法律依据才是关键；黎元洪和冯国璋主张中国暂缓参战，并非反对参战；段祺瑞极力反对张勋复辟，并非真心拥护共和；"和平统一"的结果却是军阀割据的继续存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政治假象还告诉我们，谋求利益是推动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无形的手"，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各扶一派的最主要原因。

节录自《中学历史教学》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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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袁矛盾和段氏掌权

　　袁世凯称帝，不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引起北洋集团上层离心离德。段祺瑞、冯国璋都反对袁世凯称帝。段、冯不肯助袁称帝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自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内部发生分化，对他威胁最大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革命党人，而是握有军权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特别是段祺瑞在北洋内部树党植援，大力扩展个人势力，尤使袁不安。1914年5月，袁世凯撤消当时由段祺瑞控制的总统府军事处，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直接掌握军权。段祺瑞和王士珍等七人被任命为办事员，轮流在"统率办事处"值班，一切军事要务，均由值班人呈报袁世凯定夺。表面上，此举是集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削弱了段的军权。段祺瑞明白袁的用心，遂把部务交给徐树铮，不在陆军部露面，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时常借故缺席。而袁世凯本心就是要把段祺瑞打?quot;冷宫"，不久，即以北洋军暮气甚重为由，决定另编嫡系军队。1914年10月，先成立了"模范团"培训军官。第一期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以其长子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和陆都是袁克定选的人，模范团实际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袁世凯实行家天下，使段祺瑞更加寒 心。1915年5月，他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不久，袁世凯又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浮报军火费，免去了徐的陆军次长。段的势力一度被袁从北洋军中枢机关中摒斥。

　　1915年8月，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公开，段祺瑞虽然也被迫列名"劝进"。但本人却躲进西山"养病"，不参预任何实际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段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1916年3月，袁世凯在举国反对之下，被迫取消帝制后，先是请出在北洋系中被尊为"相国"的老官僚徐世昌任国务卿。但徐为文人出身，没有军权，不为护国军方面所重视。不得已，袁又改变主意，请段祺瑞复出帮助收拾残局。段氏虽答应出任国务卿，同时却又提出改政事党制为责任内阁制的要求。责任内阁制是民国元年国民党人提出用以限制袁氏独断专行的措施，由段氏重新提出，用意明显。但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袁世凯此时已无可奈何，只好于21日公布政府组织令，宣称将"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次日，他下令准徐世昌辞职，待任段祺瑞为国务卿。5月8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正式宣布撤消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但是，段祺瑞所要求的是名 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他接任后不久，即明确要?quot;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逼袁交权。对此，袁世凯不肯让步，不但"三机关之裁撤终未实行，且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从而更加深了段的不满与抵制。他当时曾致电南方独立各省说："责任内阁已成，袁名为总统，实则虚位，请派代表来京与祺瑞等直接媾商。"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驱逐袁世凯的心腹陆建章，宣布"独立"，得到段祺瑞的暗中支持，陈树藩等北洋军人相继背离，加速了袁的败亡。5月中旬，袁病重不起，时人有"催命二陈汤"（按指陈树藩、陈宦、汤芗铭三人相继弃袁）之说。此说虽系市井流言，但亦非空穴来风。

　　袁世凯病死，为段祺瑞私人势力发展造成良机。原来与段联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军政要员，如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陕西督军陈树藩、甘肃督军张广建（以上1916年7月6日任命），浙江督军杨善德（1917年1月3日任命）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1917年1月6日任命）等纷纷投到段的门下。段祺瑞通过这些地方军阀不仅掌握了大批军队，而且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这样，上述地军事实力派人物与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人联手就构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集团的基本班底。除这些嫡系，当时河南督军赵倜、热河都统姜桂题和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等也都依附于段。在文的班底方面，段祺瑞则几乎囊括原袁世凯全班人马。元老徐世昌从开始就属意拥段继承袁氏衣钵，维系北洋团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建立后一直为北洋系倚为财政支柱的交通系要角，除梁士诒因洪宪帝制案遭通缉外，其余如曹汝霖、叶公绰、陆宗舆、章宗祥等悉数与皖系军人合流。这些政客为皖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筹措经费，对外向欧美、日本银行借款，对内控制铁道，发行公债，聚 敛民财。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向日本大举外债，国内方面的幕后牵线者主要就是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

　　阎锡山、张作霖和张勋等北洋旁系和地方势力虽对中央政府保持距离，但对段祺瑞本人却异常尊重。他们不买总统、内阁和国会的账，但不敢轻易驳回段祺瑞的嘱托或命令。在北洋系中，有实力与段一争高下者仅冯国璋；但冯因在护国战争后期，企图以"调人"身份取代袁世凯遭到南北各方猜忌，且此时又远离中枢，只好暂取观望姿态，让段居于北洋领袖地位。

　　对南方各派反袁势力而言，北方也只有段祺瑞是可以接受的人选。袁世凯病毙次日，梁启超就明确表态："收拾北方，惟段是赖?quot;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也表示了大体相同的意见。其他有实力的南方头面人物，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当时对段也没有特别恶感。特别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原进步党人，还指望着段能在西南地区划出一些地盘，更是不遗余力地捧场。段皖系获各政治势力支持，一时得以入主中央政权。但是段的实力比起昔日袁世凯在北洋系的声望与地位相差甚远，所以他对政权的控制力也就远逊于身败名裂之前的袁世凯。

节录自潘荣《段皖系当政与北洋派的衰落》《历史教学》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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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国初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
山东枣庄市第八中学 姬伟峰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表现如下：

　　首先，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了外国工业品的竞争。据海关统计，中国在1913年的进口额为5.7亿余两，1915年下降到4．54亿两，以后逐年递减，到1918年法国货的进口额比战前减少了1／3，英国货减少了一半，德国货则完全停止进口；其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年年增长的趋势，1913年中国出口金额为 4．03亿两，除了1914年略有下降外，此后四年都比1913年增长了14．8％至20．5％；再次，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出口需求量大的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阻力之一，它不但在经济上压制、阻碍新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还在政治上加以压制、束缚，使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虽然封建主义仍然存在，但它却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政治上的束缚和障碍；其次，此次革命领导者、主要参与者大都是资产阶级，通过这次革命，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从而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正如时人所称"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的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第三，社会舆论的认同和感召

　　自从洋务运动开展以来，人们逐渐对近代化熟悉、认同，特别是落后挨打的事实，更教育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振兴中国。再加上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其中，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用尤其突出。这些运动大都以"爱用国货"为口号，既抵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抵制外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总之，国内市场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大，从而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实业团体的带动

　　辛亥革命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当时的实业家们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较为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多达上百个。这些团体的出现，使发展实业更具规范化、系统化，同时也有助于集中资金，集中投资，从而使市场竞争更具条理化。这些实业团体，掀起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新热潮。

　　第五，法令法规的保护

　　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者，大都是资产阶级，也有一些商界人士担任了要职，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也吸收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订出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工商部于1912年12月5日颁发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1914年1月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5年公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等，这些条例虽然未尽完善，有些规定因时局多变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废除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利垄断，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节录自：《历史学习》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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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对外蒙古的侵略

　　1727年9月，中俄签定确定中俄中段边界的《中俄布连斯奇界约》

　　1860年，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取得在蒙古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的特权。

　　1905年，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将侵略重点部分地从我国东北转移到蒙古地区。沙俄一方面派遣各种所谓"探险队"、"考察队"、"远征队"，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深入蒙古腹地，广泛搜集情报，另一方面加紧笼络和收买蒙古上层喇嘛和王公，挑拨蒙古与满汉等各族人民的关系，千方百计的在蒙古扶植亲俄分裂势力。

　　1911年7月，一小撮被沙俄收买的外蒙古活佛、王公在库伦集会，密谋"独立"，随后派"代表团'潜赴彼得堡，要求沙皇"保护"。10月初，早已集结在中俄边境的沙俄军队800人非法越境直抵库伦，并给外蒙古反动活佛送来大批枪支弹药和200万卢布的军费。辛亥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公然叫嚣："将中国分成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12月16日，沙俄指使库伦叛乱分子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额真汗），为达到完全吞并外蒙古的目的，为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以及引起欧洲各国的干预，沙俄采取暂时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形式，取得控制外蒙古的实权。

　　1912年9月，沙俄派全权专使直接与外蒙古当局签定条约，以便造成外蒙"自治"的既成事实。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古当局签定《俄蒙协约》及其附件，沙俄成为外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1913年11月，袁世凯为取得沙俄的支持，与沙俄签定《中俄声明》，追认《俄蒙协约》及其附件肯定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地位,外蒙古实际上成了沙俄变相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