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工人运动掀起新高潮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活动遇到阻碍,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对我们今后的整个活动作出原则指示。
在报告之前,我尽量简略地向你们叙述一下北京社会生活的情况。
一、大家知道,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五百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在清朝时,有许多满族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利用与帝王的关系,继续保持着不成体统的生活方式。现在还有将近二十万这样的居民,由于他们的忠顺,仍然不从事任何固定的职业。除了这些懒汉以外,还要再加上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以及簇拥在他们周围的各种寄生虫,此外,还有他们的家属,最后,还有约三万人干着各种可疑的职业。北京的人口不过九十三万,可以大胆地说,有一半以上是游手好闲的人。的确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北京是公认的所谓政治中心,因此,似乎当地居民应该关心一切政治问题,可是,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当中国存在着君主政体时,人们把政治看作是帝王个人的事情。革命以后,则把政治看作是军人个人的事情,即高级将领和普通军官个人的事情,看作是那些在争夺各种特权的斗争中追求个人目的的各种政客的事情。因此,政治问题仍然不被重视。
为什么北京的居民抱有这种消极态度呢?首先,北京人牢牢地记住了古代哲学家们的说法,即“搞政治不是下等人的事”,这种宿命思想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其次,几千年来,他们处于暴政压制之下,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坎上。最后,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在茶馆或是饭馆里,常常碰到“莫谈国事”的告示。这种对国家政治问题的一切谈论都加以禁止的作法,好象是对下层阶级设置的社会监督。
在“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等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第一次感到需要新的理想、愿望和志向。与此同时,在瓜分战利品的会议上,中日之间因山东问题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前所未闻的强大的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即“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作了很大的努力,想唤起群众对政治事件的兴趣,可是,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效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学生运动就逐渐削弱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没有在无产阶级中扎下根来。
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1、民主主义运动;2、基尔特社会主义;3、无政府主义运动。民主主义运动的拥护者没有任何固定的组织。而基尔特分子只有少数拥护者,因而,影响也小,为了宣传他们的混乱不堪的思想,他们随便地利用已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定期刊物,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这帮家伙走得远。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当然,这种运动所使用的手段是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大概已意识到他们向群众发出呼吁是怎样重要,但是他们除了散发他们的小册子和坐牢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例如,在去年五四运动时,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已集合了三十人,可他们没能在工人中亲自发起组织游行示威,只限于印刷一些周报,可是又不能象样地组织散发,因此,散发得很不均匀。
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则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着需要立即着手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总的说来,军阀和官僚的政权很不稳定;他们的眼界局限于纯粹自私的目的;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路线。只要无产阶级努力,这个政权就很容易被推翻。
二、北京的经济状况很简单。北京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工业或商业城市,因此,实际上只有百万富翁才在银行里有存款,而企业家一般地说很少,大商业家也不多。某些较大的工厂和企业,如编辑部、出版社、地方的财政部、精密仪器厂、度量衡厂,还有铁路,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机关。因此,这里的厂主和雇主就是政府本身。为了加强上述企业和机关的职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使他们不停歇地工作,政府向他们解释说,“为了国家富强,应当这样做”。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很困难,无论如何要比同资本家厂主打交道困难得多。同志们,请你们注意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工人中有许多人力车夫,计有五万到六万人。他们虽没有给资本家做工,可是他们来自下层,就其工作来说,又与广大居民阶层有接触,必须寻求向他们积极进行宣传工作的实际措施。
三、欺压人是北京常见的事。外国人侮辱中国人,军官粗暴地对待老百姓,乘客用鞭子或手杖催赶人力车夫等等。我认为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一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应当抓住时机,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
政府官吏、军人、官僚和警察等,他们在压迫平民百姓方面争相竞赛:“重要人物”的汽车可以压死行人,他们可以随意控制交通,他们唆使警察,任意镇压平民。某位“重要人物”一出门,摆在首位的就是维护其尊严。所有这些事例表明,有多少向群众宣传的好时机啊!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过去的活动和纲领,我们应该看到,在去年十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我们人手还很少,因此,不能立即提出广泛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集中全付精力向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
北京工业还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可是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我们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两千名铁路工人。这所学校离北京不远,有三位教员--社会主义者在那里教课。
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各种阶级要求,象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三百四十至三百五十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同志们,不应当只限于组织工会,工会成立以后,首先应当引导它与企业主交锋。只有这样,工人才会对自己的工会感兴趣,才相信工会的力量。工人群众没有知识,不认识字,十人当中只有一人能看报,因此,印刷宣传工作自然做得很差。可见,我们必须同这些困难做斗争,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克服。
总之,我们在最初一个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经验是: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需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自然,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建立学校,力求达到的不过是上述的前两个目的。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学生会议能够给你们提供许多合适的宣传机会,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
我们教工人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要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开办各种行业的工人学校,作为第一步,只在那些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才需要建立这样的学校。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建立一般的工人学校,应当只开办专门学校,如纺织工人学校和铁路工人学校等等;这种学校是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阶段。
在京汉铁路工会方面,我们积极进行活动,以便使这些工人同我们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特别注意各地所发生的罢工事件。一听说那个地区的采煤工人和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我和罗同志就立即乘火车奔赴那里,想给罢工者以帮助,可是他们不但不相信能够从外人那里得到援助,反而怀疑我们是奸细,害怕我们,因此,我们的尝试没有成功。
我们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工人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散发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时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
我想举个例子来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正象我已向你们说过的,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最初种子,去年五月一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一千五百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不到一个星期,在工厂车间里发生了数十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坚决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
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
我们曾试图在知识分子中扩大我们的宣传工作,可是现在印刷所受到监视,因此,不能刊印我们的出版物。我们翻译了一些小册子,如《俄国革命和阶级斗争》和《共产党纲领》等等,但我们的译文尚未印出。我们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和《经济学谈话》。《曙光》杂志虽由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文章和原著;当罗素教授在上海讲学,并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时,我们组织了公开辩论,并作为其论敌发表了意见。我们不得不时常公开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社会党人进行争论,但很少参加笔战,大部分争论是公开辩论或私人谈话。
近几年来,公共的普通学校在北京显著地增加了。从前,它们对学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尽力促使这些学校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且在这方面获得了部分成绩。
我的报告就要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一说。虽然我们现在把精力都用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上,但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知识分子的宣传工作。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的社会,许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
党史花絮
第一面制式党旗的诞生
党旗,走党的象征和标志。早在红军时代:新党员就要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誓。当时的党旗是各级党组织模仿联共(布)党旗的样子自己制作的,规模和样式各不相同。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中共党旗样式的决议:“决定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并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其后不久,第一批制式党旗就在延安诞生了。
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工人
中国工人队伍中,最早参加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是郑凯卿等。是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前,他就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要填写《入党志愿表》,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入党时必须举行入党宣誓,站在党旗前面、举起右手,由党支部书记领读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是中共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第一次纪念“七一”的活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活动,是从党诞生15周年的1936年开始的,但是明确把7月1日作为党诞生的纪念日,则最早始于1938年。
那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论持久战》中谈到:“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几天以后,中共陕甘宁边我委员会作出决定从7月1日至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宣传周”。7月1日晚上,举行了“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大会”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这是首次以党中央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指示。
党的第一个工会
1920年11月20日成立的上海杌器工会,是党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工会主席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中(李声澥),最初有会员370多人,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会章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伤痛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
马克思在中国的十三位门徒
开创者的命运总是令人关注。参加一大会议的十三位党员代表,可谓马克思在中国的十三位门徒。他们的命运各各不同。有被捕牺牲的,有英年早逝的,有脱党的,有当了大叛徒的,还有做了大汉奸的。而引领共产党走向辉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可谓成就最高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也是这早期十三门徒之一
毛泽东(1893-1976):终成一代伟人
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此前两个哥哥早亡,父母怕他活不长,所以将他寄托给一个“石神”保佑。因此,毛泽东又被称为“石三”。他8岁开始读孔夫子的圣贤书,13岁时由于父亲的干预而辍学三年。等到16岁时他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他才初露风采,以其作文的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但此时他的文章在侪辈中也不是最出色的。
第二年(1911年初),17岁的毛泽东负笈远出,到长沙求学。期间他阅读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卢梭,孟德斯鸠的大量著作。其才识也进一步显现。在第一师范的一次人物评选中毛泽东得票最多,名列第一。毛泽东成了一部分人私人谈话的焦点人物。“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并在上面发表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针砭时政,指点江山,引起湖南各界的交口称赞。毛泽东从一个校级名人一跃成为一个省级明星。这期间,毛译东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由接受康、梁的维新主张转而接受各种无政府主义观点,后来,又从接受无政府主义转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说“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1921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1923年,在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在20年代,毛泽东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否定了王明的左倾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与此同时,毛泽东由于其杰出革命业绩,受到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无产者的赞扬,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就以毛泽东为采访重点,非让他讲讲自己的历史不可,这样才有了《西行漫记》的产生。这本书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毛泽东在3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
4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指挥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推翻了蒋介石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写。
从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日子里,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三大改造,使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成就。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浩劫。
由此观之,毛泽东由一个父母害怕长不大的“石三”转变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伟人,他和我们其他所有人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当然万物莫不有缺,毛泽东也不例外。综观其一生,他不仅功大于过,而且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结局:成为13个一大代表中也是所有共产党人中成就最高的党员。1976年病逝后被保存遗体,停放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的水晶棺内。
王尽美(1898-1925):英年早逝
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主编《励新》半月刊。1920年与邓恩铭、鲁伯峻等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是中共一、二、四大代表。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
李汉俊(1890-1927):脱党主人
1902年留学日本。1918年回国。1920年和陈独秀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工作,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脱党。曾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11月,被桂系军阀胡宗铎、陶均部逮捕,在武汉牺牲。译著有《<资本论>入门》等。
何叔衡(1876-1935):突围牺牲
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和毛泽东一起回到湖南开展建党活动。1928年去苏联学习。同年在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向福建转移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
董必武(1885-1975):革命元老
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东京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了护法运动。1920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国共合作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监委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邓恩铭(1901-1931):被捕牺牲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与王尽美等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0年成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与王尽美、王翔千等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委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牺牲。
陈潭秋(1896-1943):军阀杀害
1920年与董必武、包惠僧等发起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并参加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负责组织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在哈尔滨被捕。1932年获释后回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长)。1935年去上海指导左联工作。后赴苏联入列宁学院研究班学习,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9年回国,化名徐杰,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和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新疆的革命斗争。1942年被新疆统治者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生前曾被中共五大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牺牲后,由于消息隔绝,在党的七大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公博(1890-1946):做了汉奸
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参与创办《群报》。1921年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AD1922年投靠广东军阀陈炯明,后逃亡日本。1923年被中共开除党籍。同年到美国学习。1925年毕业后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与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任广州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镇压广州起义。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拥护汪精卫为领袖,反对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首领,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叛国。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任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保安司令、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汪精卫死后,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逃亡日本,1945年10月被提解回国。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枪决。
周佛海(1897-1948):也是汉奸
1917年留学日本。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返回日本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曾在广州大学、黄埔军校、武汉大学和武汉商学院任教。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靠蒋介石国民党,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政训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副主任。曾参与筹建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组织。抗日战争开始后,于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以叛国罪被捕。1948年2月,在南京狱中病死。
包惠僧(1894-1979):脱党参事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与组织中共武汉临时支部,任支部书记。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1922年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中共党组织。1931年后,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秘书,人口局局长。1948年到澳门。1949年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后任内务部研究员、参事,国务院参事。1979年病逝。著有《二七工潮始末》、《包惠僧回忆录》等。
张国焘:开除出党
1919年任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部务主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积极参加和领导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举为大会主席,并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任组织主任。1926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27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决定,坚持南下退却主张,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1936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曾召开延安会议,对他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反党行为作了系统批判,并作出相应的决议。但他拒不悔改,1938年4月逃往武汉,投人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0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1949年后,脱离中国大陆,流落海外。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病死。著有《我的回忆》。
李达:两度入党
1913年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同陈独秀等人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任小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主持筹备中共一大工作。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宣传局主任,主持创办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因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发生争执,脱离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湖南大学任教授,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各大学任教,继续坚持宣传马列主义。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去世。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刘仁静(1902-1987):中国托派
中学时期曾参加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以后,积极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1921年被选为中共北京小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建党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满共产国际把失败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曾求教于季诺维也夫、鲍罗廷等,但最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1929年又私访被流放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因积极参加托派活动,被中共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反省院发表《节制资本刍议》一文,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为托派开除。1937年出狱,赞成国共合作抗日,在国民党政府中做事。抗战胜利后,认为中国有和平发展机会,反对进行解放战争,发表过批评中共革命路线的文章。1950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1987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8月因车祸去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都强调了以下三点:党员极少必须增加,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指出,希夫廖特同志(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消息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方坚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则不同意这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任何改善,而进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只有利用国会,我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和发展社会革命事业。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应当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或者说,如果我们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 会常有,只是在极少数时候才会到来,但在和平时期,我们就应做好起义的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应该开扩他们的眼界,应该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联合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想在旧制度范围内建立新社会的企图是无益的,即使我们试图这样做也是徒劳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就会对国会抱有错误的看法,采取和平时期的方式,而不采取急进的手段。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当部长、省长,一般说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不过,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当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这个侦探的到来,没有使党受到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之后,很快警察就突然前来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同其他党派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人士合作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因为我国的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而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像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 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提案。
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全部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中国共产党宣言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凭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⑴,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凭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
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争斗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
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
并且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政况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政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
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争斗,现在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既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
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