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课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飞夺泸定桥
杨成武

　　光荣的任务

　　5月25日，红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场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蒋介石正在命令四川军阀杨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接受了军委迅速夺取泸定桥的任务。红一师为右路军，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胜利的第一天

　　27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320里，命令规定3天赶到。路，是婉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文、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卜，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泸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我们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士们好像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坳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在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3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我们29日夺下泸定桥。

　　“29号！”29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240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240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是命令，这是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一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6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5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7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110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6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像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110里路呢？这个问题像一块干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拗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3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10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敌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提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12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拚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地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2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240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抢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9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庐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六，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接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隆，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嘴巴像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须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干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康定）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10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60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沪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翻出了一份刘文辉拍发的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我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覆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军团的主力来到了。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也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选自1975年11月1日《解放军报》

红军长征二万五
艰苦卓绝立丰碑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从1930年起，蒋介石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在前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均大获全胜，但在第五次围剿时，由于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原因，红军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前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

　　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0年11月，蒋介石调兵10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5天内打了两个胜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分别于1931年2月调集20万人、1931年7月调集30万人，两次发动所谓的“围剿”战争，结果均被红军粉碎，其中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第三次反“围剿”歼敌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

　　 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一次次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得到了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与毛泽东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的。随着红军建设和革命战争经验的积累，毛泽东等总结出一系列红军建设的原则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随着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严厉指责。当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人中央根据地后，开始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为排除障碍，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红军长征

　　 蒋介石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遂又亲自部署了第五次围剿，待到1934年4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成了蒋介石的进攻重镇。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朱德、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调红一、三军团会同原驻守广昌的红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在广昌以阵地战与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拼消耗，致使广昌保卫战死伤红军过万人。

　　 1935年4月28日，广昌陷落于蒋介石之手，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破。然而，李德、博古并未吸取教训，仍然按此办法布置了建宁保卫战，结果使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告失守。

　　 面对中央苏区逐渐缩小的危局，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并组成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负责实施突围、转移的具体计划。

　　 毛泽东为使红军主力能够安全转移，受周恩来委托，自荐在于都地区进行考察，为党中央及主力红军选择转移方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坚决反对不让女同志随军转移的决定，并为瞿秋白等人随军转移请命。但毛泽东的努力没有成功，瞿秋白等怀着复杂的心情与转移的红军依依惜别。陈毅因身负重伤被留下任中央留守处主任。

　　 1934年10月，大队红军从于都出发，渡过于都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了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与此同时，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博古和李德过高地估计了红军的军事力量，依然按红六军团渡湘江的路线前进。结果演出了血战湘江的悲剧！鲜血染红了江水。

　　 中央红军在抢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仅剩三万多人。红军指战员在惨痛的失败面前思索着，希望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在蒋介石企图在湘西实现他的“口袋战”时，中央红军突然挥师西去，相继攻占通道、黎平，并召开了重要会议。

　　 根据黎平会议决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并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因土城战役失利，当机立断，提出迅速结束土城战役，出敌不意地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去。当国民党追兵赶到赤水河边，只有望着汹涌的赤水河兴叹！

　　 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交界处的鸡鸣三省稍事休息；于2月9日到达扎西地区集中，进行精简整编。接着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河，攻战娄山关，再克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八个团，重创吴奇伟两个师，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毛泽东吟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绝句。接着，毛泽东指挥红军实行大迂回、运动战，使红军胜利完成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终于突破了强大敌军的重围，为中央红军北上争取了主动。为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中革军委组成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毛泽东叮嘱刘伯承"先遣队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为了完全彻底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尽快通过彝族区，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结盟，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十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为红军过大渡河开辟了前进的通路。中央政治局在5月31日召开会议，商定兵分三路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师。6月12日我英勇的红军翻越积雪千年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率中央红军胜利翻越夹金山，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响遍了达维镇 。两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进。

　　 为了北上抗日，毛泽东跟随部队向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行进。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忍饥挨饿，终于胜利地走出草地。但也有不少的红军指战员永远地留在了草地上。接着，我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发起包座战役，并取得了胜利。张国焘坚持南下，率右路军再次穿过草地。党中央于9月12日开完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就随一军团前进。为打通北去陕、甘的大门探路。9月16日腊子口战役打响。9月17日晨，终于占领了天险腊子口。进住哈达铺的红军受到了热烈欢迎。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骑着马走进吴起镇，这一天被正式定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日子。就在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实现会师的同时，我英勇无敌的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以后，被迫在川康边发起一个又一个战役，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八万锐减到四万。广大的指战员逐渐认清了张国焘南下路线的错误，要求北上同中央会合！接着，在甘孜实现了红二、红四两大红军的会师。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会宁、将台堡和兴隆镇相继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12个省、总行程达2.5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华夏经纬网整理）

刘志丹——陕北百姓喜欢他
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北保安县（今改名志丹县）一个秀才之家。小时候，他就读于本县的高等小学堂，虽自身家境尚好，却目睹了黄土高原上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惨景。他爱听当地李自成起义的故事，立志改变社会。

　　1922年，他考入陕北地区23县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阅读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杂志，并在学生运动中当上了校学生自治会会长。1924年，他成为陕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同年秋，他去广州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翌年秋毕业后又回西北，到冯玉祥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成为知名人物。

　　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动员西北军一部于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了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间，西北军主力向渭河一带反扑，起义军被打散。刘志丹潜回陕北家乡任特委军委书记，并打入当地驻军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于1931年秋在南梁一带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翌年初，他又将所部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年底正式建立红二十六军（兵力仅一个团）。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三原时失败，刘志丹突围后又返回陕甘边区的照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至1935年春，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占领了六座县城，并在二十多个县内建立了根据地政权。此时，南方苏区已相继失败，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由于保存下这块革命的落脚点，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都长征到达这里，党中央也最终把大本营放在陕北。

　　1935年8月，徐海东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与当地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在10月初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被捕。随后，中央红军到达，11月初将刘志丹释放出来，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红二十八军的军长。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他亲临前沿观察。敌晋绥军阵地上有一挺机枪正猛烈扫射，刘志丹探出上身用手指着说，要把它缴下来向陕北苏区献礼。不幸，那挺机枪射来的子弹打中了刘志丹左胸，他昏倒后被抬下，清醒过来只说了一句要宋政委（即宋任穷）指挥部队，便停止了呼吸，年仅33岁。

　　在西北根据地内，刘志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牺牲的噩耗传来，陕甘苏区中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毛泽东后来也表彰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当年企盼好光景的陕北民谣，几乎把刘志丹视为救世的圣人，这是因为他确实代表了当地穷苦民众的利益。在渭华起义后，刘志丹等人用通俗诗的文体发出的布告，道出了当时人民要革命的原因——“土豪劣绅加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他能在陕北屡挫屡起，就是因为有一批批极度贫困的庄稼汉和放羊娃始终跟随着他，并把争取生存、温饱的希望寄托于他举起的红旗。

　　刘志丹的牺牲，确如毛泽东所说是“出于意外”。不过看似偶然的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红军干部的指挥特点。综观红军时期的各次战斗，指挥员和党员牺牲率非常高。那时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多数战斗的牺牲者中却有一半以上是党员。正因为这些群众领袖在战斗中也是先锋，才能解释为什么群众能跟随他们一往无前！

　　刘志丹从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便苦心经营，为创建根据地奋斗了七年之久。1929年，他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陕西省委的党员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翌年夏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不久，在敌军“围剿”中，队伍被打散，刘志丹也被关进监狱，党组织通过疏通杨虎城的关系，他才得以释放。

　　此后，他又三次拉起队伍，三次被打散。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只千余人）南下，在蓝田几乎全部覆没，刘志丹带着剩下的十余人在深山老峪中转了两个月。突围时多数人牺牲，他一个人脱险后也从一个高崖摔下，负了重伤。在几天无食又无法行走的垂危关头，幸亏遇到一个失散的战士，才把他扶下山。刘志丹在地下党的照顾下伤刚好，便要返回陕北。他化装成货郎，在挑子的上层放货，下层放驳壳枪。他不仅返回了陕北，还靠那几支驳壳枪再次打开了局面。

　　在陕北的斗争中，刘志丹长年奔走在四季只能披身老羊皮、连内衣都没有的穷苦百姓中间，自己穿的也是粗布衣和草鞋。大家都用“咱们的老刘”称呼他。他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六支缴获来的香烟。

　　刘志丹长期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创建根据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难免要经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某些极“左”的人便一再攻击他“右倾”，甚至听信诬告，认为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

　　1935年秋，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主管肃反的保卫局长下命令给十五军团部其他人，让他们把刘志丹逮捕后押送瓦窑堡。送信的通讯员不认识刘志丹，恰好把命令送到他本人手里。此时，陕北红军、地方游击队以及当地群众对刘志丹都非常爱戴，他本人却为避免引发红军内部冲突，毅然对那个通讯员讲：“你把信送到军团部，我自己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主动来到瓦窑堡后，极“左”的保卫局长竟称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仍把他和一批陕北干部关押起来。半个月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得知当地正进行错误的“肃反”，马上下令“刀下留人”。周恩来亲自审查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中央马上决定释放刘志丹等人，并把那个保卫局长撤职，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刘志丹出狱后，告诫因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他自己以身作则，不计恩怨，照常工作，从而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个“山头”集合到一起的干部很快能打成一片，共同壮大了陕甘根据地并向宁夏方向扩展。周恩来后来一再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