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 抗日救亡运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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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上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 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已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2－18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奸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 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七十六期刊印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告民众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安的同胞们：

　　今日何日？就是我们十年前在那个摇摇欲坠的西安城中，军阀的枪林弹雨之下，数十里的长围里头，共患难、共生死，吃草根树皮、吃败革油渣，饿殍载途、死亡相继，极人世未有的悲惨，和古今未有的牺牲，经过了八个月的期间，得到最后的胜利的这一天。现在革命公园中，巍巍高耸的两个巨大的土山下，就是当时我们这一役中，死难的父老兄弟等，还有武装同志的白骨，现在我们来凭吊这两个土山，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凄恻呢。

　　同胞们：

　　我们当时牺牲了这么多的生命，损失了这么多的财产，挨饥受饿，受了千辛万苦，为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怕把西北陷落在铁蹄之下。我们的民众整个受军阀的蹂躏，膏血整个被军阀没收，我们的自由永远受军阀的剥削，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永远不能实现呢。

　　同胞们：

　　这不是我们的无病呻吟，现实当前是不能否认的。当时我们的蒋委员长在广东正准备北伐的时候，军阀们联合了战线，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他们想把大江以北的革命势力扫荡无遗，好出全力来对付北伐大军。国民二军号称二十万，被他们很不人道的全部倾覆在豫西，国民一军又相继败退南口，他们更派兵十余万来取西安。当时若没有我们的军民一心来坚守这个城，我们的北伐未必能很快的成功，我们西北今日尚能见得到青天白日的国徽吗？尚能见得到交通水利一切伟大的建设吗？这一切一切的庄严灿烂，都是我们十年前无数的生命、巨大的牺牲，反映出来的代价。生者的安慰，死者的含笑，也都是这一切一切的给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牺牲自己、为大多数人类谋幸福。人群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彼此互助、来共同防御危害我们幸福的敌人。死者已矣，生者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

　　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较军阀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喝，“九·一八”以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住居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那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伪匪为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了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给我们解除这个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要一致起来作政府的后盾。我们的办法是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完整了我们主权，不使再受敌人侵略，这是我们多合理的要求。

　　总理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人在世界上求自由、求平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胞们：要认清现在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也到了非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清算不能生存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竟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选自《西安事变资料》第１辑P108—111，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杨虎城郊地军的早期革命生涯

　　杨虎城将军是我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爱国将领，是一位为民族民主革命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千古功臣”。

幼年受尽苦难，革命由“蒲案”开始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善良的农民，生有杨虎城兄弟二人，生活清贫。杨虎城7岁那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到西安，官府衙门强令沿途百姓“迎太后”、“支皇差”，刚懂事的杨虎城望着华阴、渭南等地“支皇差”累得筋疲力尽的大伯大叔们不禁“背过官儿骂朝廷”。杨8岁时，《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同年8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由西安返回北京，沿途龙车凤辇，供张甚盛，蒲城县不少百姓又去“支皇差”，杨家也因“皇差”、“皇粮”被逼得揭不开锅，杨虎城和小伙伴们一起，偷偷地骂皇太后和皇帝是“饭桶”、“馍笼子”，而且也为当“亡国奴”怕得直哭。这桩桩事件，在杨那幼小的心灵中，撒下反清的种子。

　　杨出生的第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杨生长的陕西省蒲城县，地处渭北旱原，渭北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杨父怀福，早年参加“哥老会”，进行反清复明活动，1908年被清政府以绞刑残杀于西安，当时15岁的杨虎城，搬尸归葬，奔走数百里，饱尝人间辛酸。

　　埋葬父亲后，杨虎城仍回孙镇那家小饭铺当学徒，拉风箱烧火，洗碗擦桌子，挣一点钱事母养家。有一天，杨随掌柜进城买货，见许多人拥进县衙，他也跟了进去，只见知县老爷正在坐堂问案，两班衙役如狼似虎地毒打一群学生。原来，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蒲城留日学生井勿幕，于1905年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自日本回国，到蒲城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1906～1907年，他先后策动蒲城一批知识分子，成立教育会和高等小学堂，以县高等学堂教习、举人常自新为会长，发展同盟会员，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革命。蒲城知县李体仁认为这是“反叛”、“大逆不道”，逮捕了常自新和许多学生，升堂毒打，众师生被打得血肉模糊，目不忍睹，学生原斯健更因伤重致死。蒲城学生和教育界群起抗议，陕西80余县的革命师生代表在西安外龙寺开会追掉，会场内外，哭声震天，一致要求严惩凶手，在北京的陕西人士以及日本的同盟会员，也纷纷声援，形成了震动西北的“蒲城学案”，史称“蒲案”。“蒲案”以李体仁被撤职而结束，但“蒲案”撒下的革命种子，却埋在了杨虎城心里，这对杨虎城投身革命，起了重要任用。正如杨虎城说：“我的革命，实从‘蒲案’起点。”

　　当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便与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组织成立了“中秋会”。中秋会的宗旨和同盟会的宗旨基本一致，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相号召。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陕西首先响应，杨虎城参加了秦陇复汉军的向字营。这说明杨虎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且是在同盟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活动的。

创办民团，武装抗暴，为民除害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没有彻底改善农民的处境。辛亥革命后，杨虎城因义军腐化，便退伍还乡，进行武装抗暴斗争。当地有个恶霸李桢，上通官府，下结土匪，包揽词讼，设赌抽头，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敢怒而不敢言。1914年5月某日，李桢正在孙镇街上的冯富谭粮店抽大烟，杨虎城便以送信为名，枪杀了李桢，为百姓除了这个大害，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却同时也因此成了反动势力搜捕的对象，他被迫率领一部分青年农民，磨刀提枪，武装反抗，消灭了搜捕的军警。他有一首抒怀诗写道：“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杨虎城从此开始武装抗暴。他们截获过澄城县解往西安的“税款”，收缴过朝邑县警察局的枪支，声威大震，相率投奔者日众，对反动势力造成极大威胁。

　　    民国初年，军阀当道，土匪遍地，草莽丛生，扰害百姓，老百姓寝食不安，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地方进步人士为救民于水火，乃兴办民团以保境安民，马湖民团以刘荃生、雷忠诚、刘仲涟为首，孙镇则由孙梅臣、赵子愚等约请杨虎城办团，在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中，杨虎城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才干，他平易近人，处事公正，深为人民爱戴，被其义兄李子高等拥立为团总。李子高曾说杨虎城是“东乡百姓的希望”，是“将来率领百姓打天下的福星”。面对当时满地烽烟，杨虎城以“联合民众撑危局，扫尽群魔定神州”的诗句，来表达自己除匪安民的抱负。

　　    其时，杨虎城年仅20岁左右，是其早年由自发的农民抗暴斗争，逐步发展到进行武装抗暴斗争的时期，这时期，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在反清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杨逐步由一个自发抗暴的农民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不可移易的崇高目标。

反袁逐陆，反段讨陈，革命到底

　　1915年，陕西义军在“讨袁护国”中掀起“讨袁逐陆（陆建章）”运动，杨虎城在井勿幕等同盟会成员的策动下，率众在朝邑、二华等地截击袁军，讨袁胜利后，部队改编为营，杨任营长。

　　当时陕西军阀陈树藩奉段祺瑞之命，横征暴敛，压制民主。陈祸陕比陆更甚，于是陕西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号召，组成靖国军，这是一支有极重要战略地位的武装力量，成为北洋军阀的心腹之患，是靖国军中接战最多、战功最著的一支劲旅。陕西靖国军后期被敌人分化瓦解的危机时刻，杨虎城力挽狂澜，大声疾呼“革命的旗帜不能倒”，坚决拒绝了直系军阀的诱降和投降派的劝降，毅然决定移兵武功，保存了在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的一股革命力量，他是靖国军中惟一坚决不向北洋军阀屈膝投降的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在当时环境下是做不到的。

　　杨虎城蛰居陕北期间于1923年结识共产党组织缔造者之一的魏野畴同志，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孙中山先生在南方搞国共合作的几乎同时，杨虎城就在北方走上了国共合作的道路，他是北方各省最先坚决拥护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爱国将领，而且一贯坚持国共合作，直到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杨虎城将军出身于个贫苦农民家庭，缔造并培育了一支以贫苦农民为主体共有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以拯救危亡中的中华民族为目的的革命武装力量。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着或同盟军参加革命的话，那么，1923年后，他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追随者。面对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他吼公堂，反知县；支持革命师生；打死恶霸李桢；带领贫苦农民武装抗暴，表现了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要保全国家民族，就要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杨曾多次强调：“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和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和忠君观念混杂在一起，摆脱了封建忠君思想的羁绊，因而显得特别彻底、泼辣、痛快、淋漓。他把爱国爱民溶为一体，杨虎城强调民为国之本，爱国要爱民，并且把爱民看作爱国的重要表现，要求部下惜民如玉，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杨虎城很重视民心、民意、民风、 土气，他多次强调：“决定一切的是人民的意志，如果违反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政府什么事也办不了。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始终起先锋作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念，特别是我们具有战斗性的青年”。因此，他的军队，军纪严明，保护老百姓。

　　总之，杨虎城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忠实朋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文电选

　　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祥熙），孙哲生（科），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学良），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２、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

　　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方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３、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恩来同志：（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士来西安谈判。（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蒿甫、董钊等进行接洽。（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廿一日

　　４、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 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选自《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P162—168，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