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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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方式的演变及失败原因分析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窃取革命果实，打出民主共和的招牌。其后，由于革命党人在南方有一定的军事、政治力量，袁世凯仍然采取假民主真专制两面手段。革命党人对其反动本质必然有一个认识过程，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随之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北洋军阀政权建立到“二次革命”爆发前，革命党人在政治上依靠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议会选举、组阁等议会斗争方式，试图通过议会斗争方式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政体。这种努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必然会出现，并有着进步的意义，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从根本上扫除内外反动势力，这种斗争最终是要失败的。宋案真相大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重新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维护民主共和、反对专制独裁的斗争。1913年，孙中山发动国民党进行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但由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国民党内部力量的涣散，这场斗争也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于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组织武力讨袁活动；1915年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维护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人民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结果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恢复了“民国”的国号，基本上实现了倒袁的预期目标，但维护民主共和的最终目标没有实现。
　　其原因主要有：①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彻底扫清内外反动势力有关。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先后出现了张勋复辟及段祺瑞政府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的倒行逆施，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人民采取武力行动反对复辟帝制。②与孙中山依靠军阀斗军阀的斗争方式有关。在认识到段祺端的真面目后，孙中山提出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他以拥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举起护法讨段的旗帜。结果依靠西南军阀去反对北洋军阀，使护法运动归于失败。③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没有解决好革命依靠的力量。这是维护民主共和斗争接连失利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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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

　　政治上：①专制独裁与民主共和两种政治势力并存。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后，厉行独裁卖国政策。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先是采取政治斗争手段，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将中国政治纳入政党政治的轨道；后是采取军事斗争手段，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开始了复辟帝制活动，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斗争，取得了反袁斗争的胜利。北洋政府的继任者继续实行军阀独裁统治，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在广州倡导护法运动，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权对峙。由于西南军阀无意北伐和护法，并与北京政权中的直系军阀勾结，护法运动失败。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矛盾的表现。
　　②北洋军阀与地方军阀的并存。北洋军阀继续控制中央政权，地方军阀与之分庭抗礼。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的，是分散性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军阀割据与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人民强烈要求“打倒列强除军阀”，于1924年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
　　经济上，封建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存。列强不断扩大资本输出，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工业和交通。在封建经济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处境艰难。一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有了进一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文化上，“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权利，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任何违背这一历史潮流的倒行逆施，都必定要遭到人民的一致反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迅速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乐于投资新式工业。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这种要求，首先反映在思想文化上要求打破封建束缚。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节选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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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名称的演变

　　1905年8月，孙中山联络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成立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发动了萍浏醴、七女湖、镇南关、黄花岗等起义。武昌起义后，总部由东京迁至上海，后又迁至南京。1912年8月，宋教仁为了造成国内第一大党，通过国会选举组织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联合当时的中间党派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党、共和实进党等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召集部分国民党员另组“中华革命党”，重新举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旗，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的反袁武装起义。1916年袁世凯死后，总部迁至上海，1917年掀起反对段祺瑞专制独裁的护法运动。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孙中山受其影响，1924年将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国民党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廖仲恺、何香凝等 左派坚持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而国民党右派则大搞反共分裂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操纵了国民党，使之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节选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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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袁世凯迅速败亡的经济原因
山东沂水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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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袁世凯政府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先天不足。从政府建立的第一天起，财政收入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据载，仅1912年9月至12月的短短三个月内，中央政府的收支不抵即达4289万元之巨。至年底总结算，包括清末债务在内，袁政府共欠内外债达17.5亿元之巨（尚不计庚子赔款）。所以袁世凯政府只得靠借外债勉强度日，至1913年4月善后大借款前，已先后从美、英、德、奥等国借款1200多万两白银。善后大借款的2500万英镑，扣去赔款、利息、折扣等费用，实得不到一半。袁世凯将这些钱大部分用于镇压二次革命，战后，还亏空了2000万元。所以袁世凯政府的财政一开始就处于十分拮据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必然是不牢固的。
　　第二，袁世凯政府对内加强剥削、搜刮，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广大人民奋起反抗，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袁世凯政府一建立，就立即通令各省“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除属于中央的各种“国家税”之外，各省还“可自行筹画”征收各种名目的“地方税”。“国家税”是“不容稍有短绌”的，“地主税”则更漫无限制，随意征收。如与辛亥革命前的1905年相比，1913年各地的地租额普遍增加 10﹪，烟税增加3倍，印花税增加8倍，统捐、统税竞增加了60倍。使中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因此，广大人民不断奋起反抗。例如 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政府以贬值纸币发工资举行罢工。福建莆田县农民武装抗纳钱粮。1914年1月河南洛宁县、甘肃宁县人民的反验契税斗争。同年，袁政府又实行“清丈田亩”，对人民进行搜刮、压榨，“民生凋敝日益加甚”，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引起了全国各地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山东、山西、四川等数省发生“民变”或武装起义。其中，白朗起义是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军以“打富济贫”为口号，纵横驰骋豫、鄂、皖、陕、甘五省，袁世凯调集了20多万大军才镇压下去。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其灭亡的过程。
　　第三，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失信于民。清末社会动荡，金融紊乱，各地滥发纸币。袁世凯政府建立后，下令当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币兑换券，逐步收回各地纸币。到1915年底，两行共发出兑换券近2000万元。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急令“中国银行增发纸币1000万，交通银行增发500万，以济眉急”。从此两行滥发纸币遂成不可遏止之势，到1916年5月前，“计中国银行滥发4500万元，交通银行滥发8400万元”。致使两行失去信用，人心动摇，挤兑风潮随之而起，并迅速漫延全国。袁世凯急令两行停止兑换现洋，结果人心更加浮动。停兑令宣布后，市面异常恐慌，两行纸币迅速跌至六折，“米盐油炭日用品及洋货奢侈品价格提高三、四成，米价比原值增加百分之五，金价每两五十元增至八十元，当铺则止当候赎，商号则停办生货，生意萧条，市场惨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商会纷纷请求政府收回成命。袁世凯非但不听，反而派出军警，严行弹压，遂使怨恨之声遍于全国，使本来处于中立地位的商界与袁世凯渐成对立之势。袁世凯以滥发的兑换券作为军费也引起了军队的强烈不满，在前线与护国军作战的军队士气十分低落，很多官兵表示不愿再继续打下去 。政府官吏早在停兑之前就对强行减俸和搭配公债券十分不满，这时又拿到不断跌价的纸币兑换券，生活水平降低许多，怨恨之声甚嚣尘上。所以，推翻袁世凯几乎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四，复辟帝制、镇压革命耗资甚巨，使袁世凯政府的经济近于崩溃。袁世凯在帝制活动中的政治性收买、采访、通讯、宣传、行贿等费用数额惊人，据1916年9月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实数达六万万有余，询可骇矣！”镇压革命运动也耗资甚巨，如在镇压白朗起义过程中，财政部统计仅1914年l－6月半年就耗费了2000万元。为了镇压革命，袁世凯不断扩充军队，大量购买军火，也耗去了大量的款项。护国战争爆发后，南方各省应解中央之款一律被地方扣留，使上半年袁世凯政府实际收入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爆发，突然增加了每月500万元的军费支出，又给袁政府危如累卵的财政以致命一击。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一是对内强征苛捐杂税，结果无异火上浇油，引起了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二是提前发行公债，由于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结果发行了2000万元，三个月后只售出近30万元。再就是速借外债。但因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无力对华贷款，只有美国勉强贷了315万美元，杯水车薪，远远不敷所需。而日本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政治上乘机提出了二十一条，经济上不但拒绝给袁世凯贷款，而且还鼓动五国银行团拒绝向袁世凯提供贷款 。结果在日本的鼓动下，五国银行团不仅没给袁世凯贷款，反而将按规定应付给袁政府的盐税结余550万元扣留，使袁世凯在经济上又遭到沉重打击。所以，在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政府的经济已全面崩溃，袁世凯在忧惧中死去，也就不奇怪了。

节录自：《历史学习》2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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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性质的演变

国民党“一大”前，国民党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吸收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演变为一个代表四大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党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节选自《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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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21条秘密条款。
　　主要内容有：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山东土地不得让与他国；
　　②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权；
　　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④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
　　⑤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 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问有修筑铁路权。
　　袁世凯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同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9日，袁除对第5项外，均予承认。5月25日，陆徵祥与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激起中国人民反日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