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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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资本主义曙光下的西方

　　1500年左右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基本上处在闭塞的状态，新旧大陆之间更是互相隔绝的，只有到1500年左右完成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开创绕过非洲南端的新航路、麦哲伦等绕世界一周——之后，这种状态才被打破，过去处于相对隔绝的各地区才开始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这是人类社会向全世界联为一体迈出的第一步。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性年代。
　　以1500年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因为只是从15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人走向海外，开始殖民征服，欧洲贸易才走出地中海的狭小范围而扩大到全世界，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促进了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地理大发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与它同时或前后发生的，在西方还有两大运动，一个是文艺复兴运动（14－17世纪初），另一个是宗教改革运动（1520－1570年）。这三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的发生都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精神，而地理大发现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完成的。文艺复兴也推动了宗教的改革：人文主义者之谴责无主教教会的黑暗腐败，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攻击天主教的论据，人文主义者对《圣经》的原文及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的研究，也为新教教义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而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及宗教改革，又各从不同的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鸣锣开道：地理大发现为资产阶级开辟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文艺复兴向资产阶级注入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宗教改革为欧洲资产阶级推倒作为封建势力顽固堡垒的天主教会的统治提供了有力武器。
　　16世纪也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和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的时期，这二者都庇护了新生的、远非像后来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
　　这样，1500－1600年在世界史上是取得重大成就的100年，在这100年中，西欧人在向海外扩张的同时，也在文化、思想、宗教及政治等领域内完成了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都象征着资本主义曙光的来临。西欧以东的许多国家，包括东欧诸国、西亚伊斯兰诸国、南亚印度、东亚中国和日本，在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转折时期，都还不曾出现类似上述西方的变革。明代中国正由盛转衰，郑和西航不但后继无人，而且也不可能引发商业革命。印度莫卧儿帝国虽方兴未艾，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虽正处于全盛期，但从它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还看不出新时代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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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背景

一、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动因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6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需要外来的商品，比如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13世纪未有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12世纪初增长10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倍蓰。
　　但是，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主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帝国军队不仅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自从《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
　　其次，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救主义。它从一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 即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为这种精神所鼓舞。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王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从事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宏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第三，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但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汇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和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二、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条件
　　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还因为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
　　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在1500年以前的300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艘的吨数增大四倍，载重量只有150～200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载重600－800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到13世纪已在船尾安装了舵，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这大大提高了航行的效率。14世纪葡萄牙人改造了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因而加快了航行的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了的帆船又可减少100－200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此外，1485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使用星盘，不久又为更廉价的象限仪所代替。这是确定经度所必需的仪器。早在14世纪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已相当发达了，开始出现标明海岸及港口位置航海图。在造船技术方面，葡萄牙人走在最前面，能建造多桅大船，在中间主桅上挂上更多的帆，适应不同的风向及海流。到1500年为止，西欧人已经能建造结构结实、船身更大的海船。强大的龙骨、坚实的肋骨、双橡木船壳板——这一切足以经受住重炮发射时的反跳。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西欧诸国在海外扩张时期，之所以能所向无阻，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原因之一是“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海上作战的方法。在此以前，西欧在海战方面是落后的。当时的海战主要是甲板上的短兵相接。只有到15世纪，欧洲的战舰才装备大炮。这种所谓大炮仍是小型的，发射的石弹只有几盎司重，而不是几磅，它可以杀伤敌人，但不能伤害敌舰的舰体。因此这种小型炮的装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海上战术。15世纪欧洲人在陆战中已使用大型大炮，这种大型大炮太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
　　16世纪20年代出现了转变：佛兰德斯和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的技术，铸成的新型大炮有1.5－3.7米长，发射的圆石弹（后来是铁球），重22.7～27.2千克，在射程274米中能击破敌舰舰身。这种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操纵也容易，在新设计的军舰上多的可载40门。于是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第三，商业上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采用复式簿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路卡·帕乔利发表一部关于簿记的著作，建议商人在进行一切交易时，都要在总账里记入两次，一次作为贷方，另一次是作为借方。这种记账方法使人们能在任何时候都可对于一项生意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也使经营者加强盈利意识。（2）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意大利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12世纪就使用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已出现银行，银行逐步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储存、借贷、汇兑等有利资金流通的业务，这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3）观念上的改变。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谴责谋利的行为，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认为这是“一个在上帝看来是可恶可厌的罪恶”。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6世纪中叶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已经要求人们承认“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高利贷行为”。于是，以借贷取利的活动不再被视为不义，高利贷可以畅通无阻了，经商非践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了。（4）股份公司的出现。荷兰、英国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利凡特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等等，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商业上的重大变革，在这以前商人 从事商业活动，是个人负责到底的，他们从投资、转运到各种买进、卖出等活动，都是亲预其事，合伙经营也是如此。股份公司则不同，它把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活动分开，使投资者从经营管理的责任下解放出来，可以调动大量资金投入商业冒险事业。任何想把少量资金投于贸易事业的人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只是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投资就可以了。股份公司在组织上逐渐趋于完备，一切管理事务都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可靠的人去管理经营业务。这种商业组织形式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冒险事业，是动员经济力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最有效的工具。
　　商业上的这些进步给西欧的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形成于15—16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错为此发动战争。如16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经济活力、技术进步、新教徒的进取精神等等，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引向海外。西欧专制制度就这样成为向海外扩张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是因为：
　　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一字儿排开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有可以泊船的港口，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它们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便利。
　　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了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出一支又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
　　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虔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宏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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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业　革　命

　　新航路的发现，对于欧洲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首先引起了商业革命，表现为世界市场的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商路贸易中心的转移。
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上原来互相隔绝的地区沟通起来，这可以说是世界各地区之间联系加强的第一步。于是，欧洲和亚洲、非洲、美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世界市场扩大了。
　　世界市场的扩大使新的产品出现在各国市场上。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洲特产传播到欧亚大陆。美洲许多农产品是欧亚非诸国人民从未见过的。如玉米这一美洲特产，地理大发现后很快传到中国西南部、非洲及东南欧。马铃薯、烟草、可可等美洲特产，也传到亚欧非诸洲。非洲所产的咖啡传到欧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
　　美洲农产品之传播到世界，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也因此促进了人口的增长。非洲人口的剧增（特别在西非），原因之一是美洲农作物的引进。
　　世界贸易的中心也转移了。由于美洲及新航路的发现，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等商业城市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里斯本、塞维利亚等城市。稍后，北海两岸的港口更是后来居上，愈来愈占有海上贸易的中心地位。
　　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开阔了人类的眼界。地理知识不再囿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大陆，整个地球的外形弄清楚了，接近真实的世界地图也制成了。在15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险之前，欧洲人只是对北非及中东有确切的知识。他们对于印度的了解就很模糊；关于中亚、东亚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们所知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及澳大利亚，更不用说南极了。
　　但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人们对世界外貌的了解完全变了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在不同的程度上被摸清了，如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南美的太平洋沿岸，非洲的整个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对于内陆也有所理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熟悉了墨西哥、中美及南美的一部分。人类对世界海洋和陆地了解的加深和扩大，是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经济后果便是“价格革命”。美洲的白银大量涌进欧洲，引起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这在历史上称为“价格革命”。白银首先流进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东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
在一个世纪之内，西班牙的物价上升四倍以上。欧洲其它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程度，但是这个价格革命却打乱了传统的经济关系。从事商业的人发了大财，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愈益增长，有固定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的地位削弱了。这在英国成为推进圈地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
　　在“价格革命”中，粮食上涨最为显着，生产粮食变得有利可图。这也是推动中欧（特别是东普鲁士）出现“再版农奴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许多学者发现，“价格革命”的发生，也有其它原因，如人口增长比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更快。
　　总之，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发生的商业革命和殖民扩张所造成的各种后果，集中到一点，便是资本势力的增长，一个新兴的拥有资本的阶级——资产阶级首先从西方登上历史舞台。西欧几个国家的银行家、商人和工场主的地位骎骎回上，他们注定要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的统治，由此加速西方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并且影响整个世界。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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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在15世纪的英国，除了那些公有地之外，每一块土地早已有了自己的主人，为什么还能出现重新圈占土地的情况呢？说起来确实很让人奇怪，但发生在英国却是必然的。
　　在15世纪以前，英国的生产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行业。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国际间贸易的扩大，在欧洲大陆的西北角的佛兰得尔地区，毛纺织业突然繁盛起来，在它附近的英国也被带动起来。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羊毛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英国本来是一个传统的养羊大国，这时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而外，还要满足国外的羊毛需要。因此，养羊业与农业相比，就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这时，一些有钱的贵族开始投资养羊业。
　　养羊需要大片的土地。贵族们纷纷把原来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走，甚至把他们的房屋拆除，把可以养羊的土地圈占起来。一时间，在英国到处可以看到被木栅栏、篱笆、沟渠和围墙分成一块块的草地。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就是圈地运动。
　　当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托马斯·莫尔在一本叫作《乌托邦》的书中写道：“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圈地运动首先是从剥夺农民的公共用地开始的。在英国，虽然土地早已有主，但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这些公共用地则没有固定的主人。一些贵族利用自己的势力，首先在这里扩大羊群，强行占有这些公共用地。当这些土地无法满足贵族们日益扩大的羊群需要时，他们又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把那些世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赶出家园，甚至把整个村庄和附近的土地都圈起来，变成养羊的牧场。
　　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
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
　　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
　　英国的圈地运动从１５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末。英国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在圈地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英国国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颁布了一些企图限制圈地程度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并没起多大的作用，反而使圈地日益合法化。
　　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很快的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工资低廉的工作。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的农民。圈地的结果，使英国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好进入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进入生产羊毛制品的手工工场和其它产品的手工工场，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手工工场里，工人的工资十分低，而每天则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18世纪后，英国国会通过了大量的准许圈地的法令，最终在法律上使圈地合法化，英国农民的人数为此减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数量。
　　圈地运动为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种“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为它准备了大量的、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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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阶段特征

　　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通过简单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手工业从属商业资本而逐步实现的。
　　这一转变过程的最初阶段是简单协作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定期向小生产者收购产品，运到较远的市场去出售，他们成为包买主。多数小生产者则由于贫困，不得不求助于包买主出售其产品。这样，商人的收购和贩卖活动，打破了小生产者和消费市场的直接联系；很多小生产者变成受商业资本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简单协作与后来手工工场的主要区别是没有劳动分工，产品在一个家庭或一个生产单位内就可以完成。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就是在简单协作的基础上形成的。
　　手工工场有分散和集中两种形式，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之初以分散的手工工场为主要形式。生产者仍分散在各自家庭中劳动，但是他们在企业家的组织下形成一个生产集体，有一定的劳动分工。商人为保障其货源，将统一购买来的原料交给雇佣工人去加工，付给一些报酬，然后销售成品。所谓报酬实质上就是工资。这已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但又不彻底，因为加工的工具大都是那些受雇者自己的，劳动过程也是工人在各自家里分散进行，每一种产品是依次经过不同的家庭工人的劳动制造出来的。
　　分散的手工工场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集中的手工工场，工人一无所有，集中在资本家的厂房内，使用资本家提供的劳动工具，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工人成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是彻底的雇佣关系。在集中的手工工场，分工越来越细，一件产品的制成要经过许多道工序。
　　简单协作、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集中的手工工场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三种形式，它们虽然在时间上是承袭的，但又往往是并存的。下面让我们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典型的英国为例进行考察。
　　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于毛纺织业。毛纺织业兴起之初，其生产组织在城市是行会作坊，在农村是家庭手工业。农村中没有行会的控制，手工业者的分化比较迅速。商人以各种方式控制分散的生产者，简单协作很快过渡到手工工场。早在15世纪，分散的手工工场就在英国农村出现了。由商人先到市场上购买羊毛，交给各家纺工纺成毛线，他再收取毛线，分给各家织工织成毛呢，收取成品出售，付给纺工、织工以工资。这时生产分散进行，纺工织工多为农家妇女，她们还保有自己的一点生产资料，资本家的资金还不十分雄厚，没有集中的厂房设备。当时，北方约克郡的广大农村，这种手工工场很普遍。
　　到16世纪，集中的手工工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伦敦西部纽伯里一个名叫约翰·温彻康布的纺织业商人，在16世纪初就拥有一个约千人的手工工场，其中男女织工、纺工和助手600人，梳毛、理毛工人250人，修整工50人，染工40人，砑工20人。随着集中的手工工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由于经受不住竞争，变为雇工。他们在1539年的一份请愿书中写道：“富有的呢绒商在他们的家里拥有织机，同时有织工和技工按日工作。正由于此，我们这些在自己家中做工的请愿者，包括妇女和儿童，时常失去收入。……但是，我们这些贫苦的臣民为了避免失业和得到收入，只有被迫接受呢绒商所规定的工作。”就这样，英国的毛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毛织品输出激增，而羊毛输出则大减。英国的呢绒逐渐在欧洲市场上占居首要地位，毛纺织业成了英国的“民族工业”。除毛纺织业外，玻璃、肥皂、火药、书写用纸等制造业也普遍采用手工工场的形式。
　　手工工场直到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一直是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工场手工业仍以手工劳动为基础，这是与后来机器生产的主要区别；第二，工场手工业不同于以前家庭手工业的是，它已经是大生产了，并逐渐实行了生产过程的分工，主要包括手工技术的分工和雇佣工人的分工。分工使工人经常从事某一生产环节的操作，技巧更加熟练，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增加了改进技术的机会，为以后发明和使用机器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