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宗教改革和尼德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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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背景

　　16世纪首先在德国爆发，随后迅速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意义深刻的社会政治运动。它由新兴资产阶级所发动，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强有力的响应，个别国家的君主大力主持，部分下级贵族也积极投入，对封建的天主教会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促使天主教会发生分裂，涌现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基督教新教派。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了西欧国家实现政治统一的障碍。因此，“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破，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实质上是早期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它为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异端”分子的挑战
　　恩格斯指出：“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是针对西欧的情况作出的结论。中世纪西欧的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受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群众要求冲破封建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获得解放，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发生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和“灵魂救赎”。所谓“原罪”就是认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是带着罪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由于人有罪，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宣传说，是救世主耶稣的流血牺牲，才在上帝面前替人赎了罪，凡是信仰上帝，跟随耶稣的都能得救，获得死后永生。这种原始教义经过历代神学家的延伸和发挥，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体系。在灵魂救赎的问题上，新约《圣经》记载的使徒保罗的“因信称义”，强调个人内心信仰的作用，后来的神学家在个人信仰之外，又加上了参加神圣的宗教礼仪和行“善功”，即所谓的“圣礼得救”“善功赎罪”。圣礼有七种，又称七件圣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洗礼”、“忏悔礼”和“圣餐礼”。“洗礼”是为洗刷掉人们生前所犯的罪过；“忏悔礼”是为使犯了罪而又愿意悔悟的人得到赦免；“圣餐礼”是共同吃面饼和喝葡萄酒，作为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而和耶稣基督连成一体。至于“善功”，其内容可以由教会作任何解释，13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善功论发展完善，规定为三个内容，即遵守《圣经》上记载的十条诫命；接受新约《福音书》上所说的基督的“劝勉”，实行禁欲，过贫穷和独身的生活；履 行“圣礼”，它是使人获得上帝恩典的有效途径。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绝无得救的可能。“圣礼”是把上帝的恩典传授给人们的必不可少的媒介。而“圣利”是必须由教士主持的，天主教会把“圣礼”说得越神圣、越重要，教会在拯救人的灵魂上作用就越大，教徒也随之越受教会的支配。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的权威就是靠帮助人们拯救灵魂而树立起来的。
　　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都是天主教徒，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犹太人除外。因此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会发生密切关系，思想和行动都受教会的监督和支配。天主教会对广大群众施行了严密的精神统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精神统治甚至比公开的政治统治还要厉害，它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压迫，使群众不知不觉地屈服于教会的权威，也会置人于死地。
　　因此，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常常遇到来自反对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异端”分子的攻击，首先发起挑战的是城市市民，而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先后成为群众反对封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的先锋。市民的挑战突出表现为12、13世纪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异端”、14世纪英国的威克里夫运动和15世纪捷克的胡司运动。阿尔比派异端攻击天主教会组织，反对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不信来世，不信神职人员的权威。威克里夫也不承认神甫是教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坚持《圣经》具有最高权威，是信仰的源泉，拒绝接受酒、饼是基督血肉之驱的化体说，并且提倡教士结婚等，得到市民的热烈支持，起来与教会对抗。威克里夫的许多主张后来传到捷克，被胡司所接受，广泛宣传，掀起了反教会的斗争。虽然“异端”分子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但是他们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了准备。

二、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各国实现教会民族化的开始
　　在西欧封建制度鼎盛时期，天主教会是巨大的国际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堡垒，它是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权力，当统一民族国家形成时，世俗君主和人民群众同教会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罗马教廷，由住在罗马的部分枢机主教、教士和法学家组成。它的首脑——教皇掌握行政大权，他颁布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驳回，天主教、主教等神职由他任免，僧侣也归他管辖。最高立法机关是总委员会，在教皇的监督下制定教规，教规只有通过教皇批准才能生效。教皇还掌握了天主教世界的财权，各国教会每年要把收入的一部分上缴罗马教廷，供教皇支配，教皇领地的上诉，是各国之间纠纷的仲裁人。为了对付“异端”分子，教皇成立了“异端裁判所”，分布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尤其是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以残酷镇压反对者闻名于世。
　　西欧各国的天主教会都直接受罗马教廷支配，是“国中之国”。天主教、主教、神甫和僧侣都不受当地政府管辖，拒绝向世俗政权效忠。教会的财产又享受免税特权。各国天主教会还设立法庭，不但审判犯罪的教士，而且也审理世俗教徒的某些案件。教室有权向各国派出特使，以监督他的训令在各国执行的情况。13世纪，当教皇的权势发展到顶峰时，他甚至可以肆意干涉各国的内政，可以为神圣罗马皇帝加冕，可以将皇帝或国王放逐，并且可以解除一国臣民对该国君主的效忠誓约，如果他认为某国的法律损害天主教会的利益，他也可以宣布该项法律无效，禁止人们服从。
　　但是，14、15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的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城市经济发展、市民阶级成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以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其特色，并且出现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德国虽然尚未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它分裂成许多诸侯国，但是一些大诸侯国也都建立了君主制度，向集权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天主教会就成为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把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的罗马教皇的权力在经历了“阿维农的囚禁”（在1307－1378年期间，教皇均为法国人，受法王控制，教廷被迫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城）和“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就在教皇权衰落的同时，西欧各国开始摆脱教廷的控制，以实现教会的民族化。
　　14世纪中叶，英国颁布了教职选举规章和“王权侵害罪法”，前者规定英国教士的选举木受教里干涉，概由本国解决，后者则禁止人们把司法案件从英国带到罗马教廷上诉，否则按侵害王权罪论处。法国在15世纪中叶颁布了“实利准许法”等法规，在任命教职、解决司法纠纷和征税三个问题上限制教皇的权力。15I6年法国国王同教皇缔结的“波伦亚协定”更明确地规定，国王有权任命本国教会的高级教职，有权向教士征税，只允许教皇保留在法国征收年捐的权利。西班牙国王斐迪南（1479年－1516年）于1482年通过同教皇签订的一项协定，夺取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权；接着又以法令规定本国教会的法规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颁布和执行；同时宣布教士也要纳税，剥夺了教会的免税特权。西欧国家为了彻底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涉，建立完全独立的民族教会，必定会同罗马教廷展开更加深入的斗争。

三、教会的腐败、搜刮和群众不满情绪和增长
　　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这是16世纪宗教改革爆发的直接原因。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它拥有大量地产，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中最大的一个，它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封建地租。教会又向广大居民征收什一税。此外还有其他的苛捐，如赦罪费、法庭诉讼费等等。更有甚者罗马教会还利用权势和宗教迷信肆意敲诈，例如出卖赎罪券。1476年教室颁布了一个法规，把购买赎罪券以帮助已死的亲人拯救在炼狱里的灵魂定为信条，为出卖赎罪券这种欺诈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又如提倡崇拜圣物，使展览和出卖圣物成为一种勒索的手段；再如鬻卖神职、行贿受贿，这也是教廷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买卖圣职的现象在教会中始终存在，16世纪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设官不是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生财之道，教廷还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据估计，1521年有2000多个神职可以用金钱买到。
　　教会内部贿赂成风，教皇的选举与贿赂、争权夺利结成了不解之缘，几乎所有教皇都是靠贿赂枢机主教当选的。西克斯特四世（1471—1484在位）通过贿赂当选为教皇后，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罗伦佐争夺权势和名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不惜采用暗杀手段，以致弄得声名狼藉。继任的教皇英诺森八世（148－1492在位）同样是通过贿赂登位的，在位期间，他靠出卖神职所积累的财富多达百万。罗马教皇大都任人唯亲，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各国教会的首脑，西欧各国教会的肥缺多半落到教皇的宠幸手里，这些宠幸主要是意大利人。一些意大利人被任命为西欧国家的主教、天主教，但是本人却继续住在罗马，享受教士俸禄，过着豪华的生活。
　　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据说就有八个私生子。教皇作恶多端，各级教士竞相效尤，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女院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巴黎圣母院的教士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变成了赌场。
　　总之，教会的欺诈和无耻的掠夺，负担最终落到了广大劳动群众身上，他们看到教会获得的大量财富不是用于宗教目的，而是被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用在追逐尘世的享乐上，因而感到无比愤慨，教士的种种丑闻又使天主教会威信扫地，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觊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也站到了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里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有人振臂高呼，即会掀起反对无主教会的斗争浪潮。
　　15世纪一个枢机主教出于维护教会的目的，曾提出忠告：“种种恶行引起了人们对于一切教会神职人员的仇恨，如果不予以纠正，我担心世俗人将效法胡司的先例，攻击教士的所作所为……”他预言如果德意志教会不立即加以改革，在波希米亚的异端被粉碎之后，另一个更为危险的异端会很快地兴起。他接着说：“因为他们将认为教士们是不可救药的，不想改正他们的恶行。在他们对于我们的改革失望之际，他们就要攻击我们。……剩下的一点点儿的对于神职人员的尊敬心理将一扫而光。他们将把这一切恶劣行为的责任加到罗马教廷身上，因为罗马教廷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它也未作出必要的改革。”著名学者胡登所写的一系列讽刺书信，嘲笑教士们的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揭露罗马教廷掠夺德国财富的种种手段。也有人认识到腐败的根源在于天主教的整个体系，包括教会组织及其神学和实践。他们反对教会现存的臃肿庞大的机构，希望精简机构，反对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希望代之以《福音书》为根据的、更为简朴的宗教仪式，反对教士干预个人的信仰，主张依靠个人的虔诚。
　　宗教改革运动之发生，也得力于文艺复兴。首先，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及其他形式对天主教会的腐败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为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提供了攻击天主教会的炮弹。其次，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文主义者研究了圣经的希腊文本，发掘出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这些原始教义，由于印刷术的推广而迅速地在文化阶层中传播，结果人们发现当天主教会对于基督教教义所作的解释及天主教会的整套组织制度及仪式，与《福音书》中的记载大相悖谬。这就为宗教改革派提供了反对天主教会及实行改革的有力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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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宗教改革

　　英国本来也是天主教国家，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路德的教义就渗透到英国。1521年，剑桥大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参加者有丁达尔和巴恩斯等人。丁达尔不久流亡国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且在英文注释中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制度。英文《圣经》运回英国后，路德教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商人中流传起来。
　　与此同时，在英国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改革的要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高级神职人员科雷特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反对信徒向牧师作秘密忏悔的做法，也反对教士独身的制度。《乌托邦》的作者莫尔也攻击修道院的腐败，认为修道士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他要求提高教士的知识水平。
　　但是，在英国对天主教会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王权。英国王权在15世纪开始增长，特别是在1485年都铎王朝开始统治英国之后。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在中等阶级的支持下，制服了贵族势力和议会，大大加强了君主的地位，这意味着专制主义在英国取得初步的胜利。当他的儿子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即位时，专制主义遇到的惟一障碍便是天主教会。但是，亨利八世在位初期对罗马教是奉命唯谨，竭力表现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姿态。他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路德派，并且亲自写书批判新教教义。因此，人们很难设想他会起来反抗罗马教廷并且使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一刀两断。
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成了导致英国君主与罗马教皇决裂的重要契机。亨利八世结婚后只生下一个公主，没有子嗣。16世纪20年代后期，王后凯瑟琳已无生育的希望，将来继承王位的，非那位公主莫属了。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女主执政尚无先例。于是离婚再娶以求子嗣成为亨利八世心目中的一件大事。他责成大臣沃尔西将离婚案上诉罗马教皇，希望被批准离婚。当时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想左袒英王，但是他摄于凯瑟琳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不办。当时英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贵族都希望英国实行宗教改革，因为他们都垂涎教会的财产，而且市民阶级也迫切要求推翻天主教的统治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在市民和贵族的支持下，决定与罗马天主教廷决裂。他于1529年召集议会，讨论宗教改革问题。1530年下半年在枢密会议内形成了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首的改革集团。
　　1531年亨利八世向罗马天主教会开火：强迫英国教士支付巨额罚金，理由是他们违反了一项关于未得国王批准不许接待教皇使节的古老的法规。1532－1534年间，议会通过了“教士首年薪俸法”和“禁止税收上缴教廷法”，要求英国主教的第一年薪俸、教区征收的什一税以及教会以各种名义征收的税，一律停止上缴罗马教廷，改为上缴英国国王。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王室的财政收入。议会还同意英王有权任命英国主教而无需向教皇请示。不久，亨利八世就授意坎特伯雷天主教克兰默宣布解除国王与王后凯瑟琳的婚姻，并且认可国王与安娜·波琳结婚。此时，克莱门特七世正式否决了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的要求，并以通奸罪开除了亨利八世的天主教教籍。
　　英国与罗马教廷的正式决裂发生在1534年。这一年议会通过“至尊法”，宣布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惟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事务的一切权力。另一项法律宣布切断与教室的一切来往，凡否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者，均处以叛国罪。《乌托邦》的作者莫尔和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由于继续坚信教皇权力至上而被处死。
　　1536年在克伦威尔的支持下，制定了“十条法规”。它只肯定了天主教的洗礼、忏悔和圣餐，否认了礼敬偶像、弥撒等天主教仪式，从而使英国教会接近路德教。1538年克伦威尔又发布“十七条指令”，使英国教会国教化和国家机构化。1537年亨利八世还批准英文版《圣经》在英国发行。这在英国影响极大，因为英国人比此可以自由阅读《圣经》了。
　　在英国断绝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之后，英国路德教派及其他教派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天真地相信英国已真的成为新教国家了。面对群众运动的复活，1539年年初，亨利八世的宗教思想又回潮了。他又回到天主教的立场上来，声称天主教的任何信条都是金科玉律，不能变更。他怂恿议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款”，肯定了天主教教义及实践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宣布以恐怖手段惩罚宗教不同意见者。结果，伦敦有500名市民因倾向改革而被捕。托马斯·克伦威尔由于推行宗教改革政策，与亨利八世意见相左，在1540年6月以叛国罪被处死刑。据估计，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因宗教问题而被处以极刑者达数千人之多。
　　然而，在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亨利八世所实行的措施中，有一项措施对后世的影响甚大，那就是废除修道院制度。修道院中丑闻与弊端层出不穷，久已为人们所诟病。而且，僧侣、修道士们对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一事一般都抱反对态度，他们继续效忠于教皇。但是，亨利八世决定向修道院开火，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由于过惯了挥霍浪费的生活，亨利八世经常处于财政拮据状态，他发现解散修道院及没收修道院的地产，可以解决财政困难。1536年他终于开始行动，下令解散376所修道院。到1539年他又下令封闭大修道院200所，勒令修道士还俗，发给生活津贴，并且没收修道院的全部土地。对于没收来的土地，亨利八世将一部分归王家所有，一部分赏赐给自己的亲信及大贵族，一部分在市场上抛售。被抛售的土地都落到大资产阶级手中。呢绒商人理查德·格拉善一次用1173镑购得约克郡三座修道院的土地。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反对恢复天主教的既得利益集团。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政府为英国教会制定的教义条文带有明显的新教性质。拉丁文的《祈祷书》都译成英文。被当作是赎罪的仪式的圣餐取消了。
　　但是，爱德华六世短命而且无后，死后由亨利八世的公主玛丽·都锋嗣位（1553－1558）。玛丽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废除父亲及异母弟在位时期的宗教立法，恢复了英国教会对罗马教廷的隶属关系。为了表明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决心，她又与天主教顽固派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结婚。玛丽女王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惩罚新教徒，在她在位期间，有300名新教教徒被处死，大主教克兰默竟被处以火刑。她因此而有“血腥的玛丽”之称。
　　玛丽与菲利普二世无后，在女王死后，王位传给她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在位（1558—1603）期间，英国教会在教义及实践方面最后固定下来。根据议会的一项法案，又断绝了英国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并且再一次把英国教会置于王权的控制之下。1563年议会制定的《三十九项信条》规定了英国教会的教义，把《圣经》定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坚持“信仰耶稣即可免罪”的原则。玛丽在位时任职的主教们几乎都拒绝承认这个变革，因而或被下狱，或被流放。但是伊丽莎白女王并没有取消主教制，她又任命了一批新主教。
　　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严酷的措施去强迫所有的英国人都遵从她在宗教上的这些决定。信奉天主教者，处以死刑。成立宗教法庭，专门审判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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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教与瑞士的宗教改革

　　继德国之后，瑞士也发生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的宗教改革中．先后出现了两位领袖：一是慈温利，一是加尔文。

慈温利

　　乌尔利希·慈温利于1484年出生于瑞士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先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从1518年起，他在苏黎世教堂传教，明确地否认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宣布《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根据。他反对斋戒，反对教士独身，反对礼敬圣像，更反对教皇在瑞士兜售赎罪券。慈温利的改革思想比路德更为激进。他把圣餐仅看作是对基督的追念，否认祝圣后的饼与酒具有神秘的力量；而路德则坚持圣餐的“临在说”，即经祝圣后的饼与酒虽未化为基督的肉与血，但在信徒领受圣餐时，耶稣基督确实临在其中，与饼、酒溶合并存。他还摒弃路德对诸侯的依赖，主张教会实行共和制。
　　在慈温利的影响下，苏黎世及瑞士其他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用方言读《祈祷书》，取消圣像，解散修道院。教皇下令要求苏黎世地方当局制裁慈温利，但是地方当局不但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宣布脱离天主教会的统治，苏黎世及另外几个州都变成了新教州。另外一些州则坚持天主教信仰，反对宗教改革。双方不断发生冲突，终于导致1531年战争的爆发。慈温利阵亡。瑞士从此分裂为新教州与旧教州。

加尔文

　　16世纪30年代中期，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转移到日内瓦，领袖是约翰·加尔文。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就学于巴黎大学和奥尔良大学，受到人文主义和路德宗教思想的影响。为了逃避法国政府对新教徒的迫害，加尔文于1534年逃到巴塞尔，在这里埋头研究宗教理论。1536年他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此书吸收了慈温利和路德的观点，并陈述已见，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是宗教改革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
　　著作。加尔文的著作还有《教义问答》、《论教会改革之必要》等。
在加尔文看来，《圣经》是按照上帝的授意写出来的。因此，《圣经》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教会和国家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圣经》。和路德一样，他认为“信仰耶稣即可免罪”，人们要想得救，只能靠自己的笃信。但他比路德更为激进，提出了“预定论”（或称“先定论”）的神学学说。加尔文说：“我们所谓的预定是指上帝以其永恒的旨意决定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永恒的生命为某些人已预定，对于另一些人，则是永罚。”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把世人分成“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但是，按照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对他们在世上的行为漠不关心，谁是“选民”，谁是“弃民”，可以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就是“选民”和“弃民”的标志。这种“预定论”以宗教学说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扩大，商业的剧烈竞争和早期的殖民扩张。新涌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力量，使个人感到畏惧，不能不受它的支配。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竞相追求利润，人人都想发财致富。胜利者产生了优越感，增加了自信力，认为自己肯 定是上帝的“选民”，而那些失败者则无疑是“弃民”了。“预定论”鼓舞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因此，恩格斯认为“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加尔文“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

日内瓦神权共和国

　　1536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不久被驱逐出境。1541年，日内瓦支持宗教改革的一派掌权，加尔文重返日内瓦，主持改革大计，直到去世。这个时期他实际上成了日内瓦政治、宗教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大权及教会大权集于一身。他所编定的《教会法案》、《教理问答》，被确定为指导市民思想行动的规范，违反者要受法律制裁。
　　日内瓦的教会和政府组织都是按照加尔文的设想组织起来的。教会设立四种职务：长老、牧师、教师、执事。长老一般是富有的市民，由世俗信徒选出，负责监督每一个人的生活。牧师为神职人员，负责解释圣经，训练与审查预备牧师，并施行圣礼。教师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宣教事业和讲授圣经。执事是由信徒选举产生的不脱产的协助长老和教师的教会管理人员，主管慈善机构，负责救济和医疗工作。教会的权威机构是长老会，或称宗教法庭，由长老12人（小议会推举2人、60人议会推举4人、大议会推举6人）和牧师5人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监督信徒的宗教生活和审理宗教案件，并找出应当采取的补救措施，每星期四举行一次例会。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大议会和小议会，由市民选举产生。教会机构与政府机构虽有分工，前者负责宗教信仰与思想道德等精神生活，后者负责世俗事务，但实际上二者已结合成一体，不仅人员交叉，而且职责也难截然划分。日内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权共和国。
　　按照加尔文的主张，教会应当监督国家、社会和家庭，把社会本身改造为宗教团体的典型。我们从加尔文拟定的关于乡村的法规，可以看出对群众的控制严格到了何等的程度。法规规定：星期天，除某些人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或家畜外，全家人都应去听布道。如果有人在布道开始以后才到会，则予以警告。仍不改正，罚款3苏。凡唱下流放荡的歌曲、跳舞者，监禁3天，然后送交议会。对酗酒、赌博、吵架、放高利贷的人，也有相应的处罚。生活节俭，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为一种美德。
　　加尔文一方面坚决反对无主教义和罗马教廷，但另一方面又迫害他所反对的教派和个人。凡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或遭迫害，或被迫离开日内瓦。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和解剖学家塞尔维特因批判《圣经》和三位一体说，竟被加尔文用火烤了两个钟头以后烧死。
　　加尔文教的教义适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西欧国家得到广泛的传播。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和北美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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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1517年万灵节前夕，也就是10月31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发生。由德国威丁堡大学圣经科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发动的改革，产生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教派，称为更正教派或新教。
　　新教的兴起，使得原本于1054年分裂成罗马公教（亦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基督教世界再次闹分裂。自此，基督教世界三教鼎立，延续至今。
新教的兴起间接促成了现代民族主义国家的形成。以下是本报记者在这个“历史大现场”采访后的报道。
１.挑战罗马教廷
　　威丁堡（Witterberg）大学圣经科教授马丁?路德公然和罗马教廷作对，其大胆程度令人咋舌！
　　也是奥古斯丁隐修会修士的马丁?路德，昨日于威丁堡教堂的北门上贴上95条论点，表明他反对罗马教廷售卖赎罪券。马丁?路德对教会的这项公开挑战，引来一大群公众人士围观，众人议论纷纷，啧啧称奇。
　　马丁·路德接受本报访问时说：“一个信奉基督的人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为了……得救，他无须做任何事情，只要他相信上帝就可以丰丰厚厚地得到这些礼物。”
他所说的“无须做任何事情”，相信是指向教会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说，他对售卖赎罪券实在忍无可忍，因此才采取这样大胆的公开行动，希望能引起教会和社会人士的注意，从而去掉这个弊病。
　　教会的赎罪券交易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丑闻。教徒用金钱向圣职人员和银行的代理人购买赎罪券，他们相信一张赎罪券能缩短死后在炼狱中的刑罚，而“袋袋平安”的，却是教会和那些兜售赎罪券的“推销员”！
　　马丁·路德19岁加入奥古斯丁隐修会，两年后被教会立为神父，29岁那一年他考获神学博士，在威丁堡大学任圣经教授。他的学生告诉本报，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理解非常深入，在课余时候也时常和一些同僚或学生们讨论宗教的问题。
基本上，马丁?路德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的礼物，只有上帝才能赦免罪人。信徒得救不靠行为，全凭信心。要得救上天堂，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和自己的信心，不能靠教会或行善，更不能靠赎罪券。
　　贴在教堂门上的95条论点，其中第一和第65条论点就提及他本身对信徒得救，全凭信心的信念。
　　马丁·路德这次的行动，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为罗马教廷一向对异端分子处于火刑。然而，这位年仅34岁的神学博士毫不畏惧。
本报也得到可靠消息说，马丁?路德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在用刚发明的神奇印刷机来印刷那95条论点，准备把它们散布到整个欧洲去。相信到时候全欧洲将会大为震惊！
到了截稿时间，罗马教廷还未对马丁?路德的95条论点作出任何反应，但相信教廷很快就会对马丁?路德采取行动。

２.被教廷革除教籍
　　马丁·路德被沃木斯（Worms）议会判为异端分子和罪犯，其著作将被列入危险书目，不得公开发行！
　　马丁·路德昨日在沃木斯议会大厅与罗马教廷代表短兵相接，严词拒绝收回反罗马言论，议会大厅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几乎上演铁公鸡！
　　马丁·路德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议会和教会代表陈辞的时候，语气坚定，面无惧色。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早在今年1月3日被罗马教廷革除教籍的马丁?路德，日前接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圣旨，传召他到沃木斯，在泛德国议会前为自己和其著作辩护。
　　三天前，当这名威丁堡大学圣经科教授，进入沃木斯的时候，举城上下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马丁?路德是目前宗教界中炙手可热的争论性人物，沃木斯城内万人空巷，每个人你推我挤，以争睹这名风云人物的风采。
　　昨天下午，查尔斯五世以及教会、政治首脑聚集在议会大厅内，准备听审马丁?路德。议会大厅的公共席位中早已挤满了公众人士。本报记者也好不容易，才挤入会场。
大厅内，上自公侯贵族，下自庶民百姓，无不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马丁?路德的命运到底何去何从？他将获得释放还是被判处火刑？
　　只见马丁?路德本人端正地坐在议会大厅中央。身材微胖的他，穿了一件黑色长袍，严肃的神情中流露了自信的目光。
　　这时查尔斯五世驾到，全场起立致敬，听审会正式开始。罗马教廷代表厄克（Johann Eck）严词质问马丁?路德，并要他收回对教会的批评和指责，以及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新解，如此教会对他尚可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马丁·路德却坚决不从，慷慨激昂地为自己辩护。两人情绪激动，怒目而视，互相都不肯让步，议会大厅内气氛变得非常紧张。
　　最后，马丁·路德总结说：“皇帝陛下和诸位王公阁下要求我给一个简单的回答。这就是我的回答，直言不加修饰。
　　除非能依据《圣经》的见证判定我的错误，或者根据显而易见的论据，依照……《圣经》判定我有罪，而我的良心能坚信这判定合乎上帝的真道，否则我不能也不会收回我的主张。
　　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我不平安，也不会接受。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助我，阿门。”
　　他说到“我别无选择”时，在场的支持者立刻大声喝彩，掌声不绝。反对派人士则破口大骂，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只见马丁·路德阔步走向他的支持者当中，昂然高举右拳，以表示自己已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不过，沃木斯议会最终还是决定把他定罪，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
后记：
　　马丁·路德被判有罪之后，有权有势的朋友、支持者和同情者纷纷伸出援手。最后他们假装“绑架”马丁?路德，把他隐藏在瓦特堡（Wartburg）堡垒以及其他隐蔽的地方。
　　马丁·路德就从这些藏身之处继续他的宗教改革运动，并大量著书。这些给普通基督教徒的书都以生动活泼的白话德文撰写。他还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懂《圣经》。
　　新发明的印刷机使到马丁?路德的著作广泛地传播开来，让欧洲多个国家的教徒了解他对基督教教义的看法。马丁?路德的信徒从此大量增加。
　　1529年，查尔斯五世在斯拜尔（Speyer）议会上拟以武力镇压马丁?路德所领导的运动，但德国各诸侯群起抗议，教会改革运动因此有了一个名字，叫“Protestant”——即有“反对”及“抗议”的意思。
　　到了16世纪中旬，新教逐渐产生了三个主要宗派：以马丁·路德为开山鼻祖的信义宗；以慈运理（Huldreich Zwingli）、加尔文（John Calvin）和诺克斯（John Knox）为精神领袖的改革宗；以及英国圣公宗。
　　新教和天主教及东正教不同之处在于各宗各派都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教会组织。除了这三大宗派之外，还有其他宗派如重洗宗、长老会以及后来的循道宗（亦称卫理公会）、清教、浸信会等等。新教渐渐成为西、北欧和英国以及美国的主要宗教信仰。
　　过去有好多社会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环绕着一条“新教价值观”（Protestant ethic）展开辩论。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根源，追溯到笃信加尔文派改革教会的城市。认为这个新教价值观大大影响现代人类对资源、浪费、生产和资本扩张的观念。新教徒会完全投入他们的事业或工作，因为觉得世俗上的成就，暗示着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
　　上一世纪的德国大学者韦伯（Max Weber），便是这一学说的开山鼻祖。然而，今天很少历史学家会认同这个过于片面的看法。因为早在加尔文教会成立之前，欧洲就有了资本主义。加尔文教会成立后，资本主义也在非加尔文教会地区发长。另外，资本主义也不见得在所有受教会影响的地方生根。
　　新教对欧洲的影响，在于它助长了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而民族主义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一股强大的历史力量。
　　新教的崛起，使欧洲不再拥有一个跨国界、跨区域的统一教会。新教徒对教育和白话的重视也助长了地方语言的广泛使用。地方语言从此取代了拉丁文在官方和知识界的独尊地位。以语言作为根本的民族意识则逐渐形成，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也应运而生。

扩展资料

尼德兰革命

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尼德兰是荷兰文“低地”一词的直译，指莱茵河、马斯河、些尔德河下游和北海沿岸一带地势低洼的地区，约当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中世纪初期，尼德兰是法兰克人王国的一部分，法兰克人王国分裂后，它分属于德意志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到15世纪，其大部分领地并入了勃艮第公国。从16世纪初开始，尼德兰又因联姻和继承关系归属于西班牙，受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这时的尼德兰实际上是由一些封建公国和伯国组成的联邦，有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机构，为首的是由西班牙国王任命的总督，下设国务会议、财政会议和枢密会议，同时还设有中央的三级会议和各省的三级会议。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机构渐趋完善，但是其主权经常受到西班牙专制王权的侵犯。
　　16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经济最繁荣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迅速。在17个省区中，北部的荷兰、西兰和南部的佛兰德斯、布拉奔工商业最发达。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尼德兰都市化的程度最高，它拥有相当数量的城镇，荷兰省人口的半数是城市居民，佛兰德斯和布拉奔的城市居民也占33％至40％。毛织和麻织业是尼德兰中世纪以来传统的手工行业，莱顿和纳尔登等城是北部重要的纺织中心，莱顿城在1500至1530年期间，平均年产毛呢25 000匹，纳尔登城也年产万匹以上。南部的阿拉斯、圣奥梅尔、杜埃、里尔、根特、伊普、布鲁日城精纺毛呢的生产曾经盛极一时，它的原料和产品销售都依赖国外市场。由于英国限制羊毛出口，使它的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使用西班牙的长羊毛经过精梳织成的“新毛织物”的生产，又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除纺织业外，北部以造船、航海和捕鱼业著称。南部这时兴起的制糖、制皂、印刷和冶金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工场制在各行业中广泛发展，逐渐取代行会作坊的生产，以毛纺织业最突出。阿姆斯特丹、密德尔堡、符利辛根、发隆西纳和蒙斯等都出现了集中形式的呢绒手工工场，洪得斯霍特城的工场规模尤其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这里所生产的新织物——哗叽由16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3万多匹，增至60年代的9万多匹。此外，还有分散和混合形式的手工工场。其他行业如捕鱼业也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商人和企业主集资组织大捕鱼公司，建造船只，雇用水手和渔夫为他们工作，仅阿姆斯特丹一地，每年驶出渔船上千艘，获得了巨额利润。
　　商业的发展，首推佛兰德斯的安特卫普，它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和金融信贷业的中心。有不少满载美洲金银和商品的西班牙船首先在这里停泊，然后将货物转运欧洲各地，欧洲各国的出口商品也大都在这里转口。安特卫普城的港口可同时停泊大小船只2 000多艘，街上每日往来的外商达5 000～6 000人。各国的金融家、大商人在城内交易所大厦都设立了办事处，从事证券交易和投机买卖。安特卫普也是南部的经济中心。北部最大的城市是阿姆斯特丹，它的海运业和捕鱼业十分发达，拥有强大的海上舰队，同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俄国保持活跃的贸易关系，与西班牙的联系则比较少。
　　在农村，南北经济发达的省份土地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早已废除。在北部的荷兰和西兰，大部分耕地已转入富商和大资产阶级手中，他们或者直接经营农场、牧场，或者以短期租佃的方式将土地分租给为数众多的自由农耕种，收取货币地租。有的封建主也采取新方式经营土地，成为新贵族。这些省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较高，已出现了商品农业区，生产大量的粮食、亚麻、茜草染料和畜产品供应城市的需要，牲畜、奶油和干酪等还供出口。南部的佛兰德斯和布拉奔，封建关系已为各种半资本主义的租佃关系所取代，也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农场。但是南部有相当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封建主仍然掌握着大部分土地，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种种封建特权还保留着，农民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依附关系。边远地区封建农奴制还很牢固。

二、阶级关系的变化
　　16世纪尼德兰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手工工场主和一般商人，还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比较激进，他们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要求往往以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有较大的影响。在日后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中，他们和人民群众形成暂时的联合，并且起领导作用。但是，那些富裕的大商人资产阶级，特别是同西班牙有经济联系的南方富商则比较保守，他们虽然反对专制统治的某些措施，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因而对西班牙采取妥协态度。贵族阶级处在分化当中，逐渐分裂为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顽固保持封建关系与特权的旧贵族两部分，后者同城市行会上层人物和城市贵族残余势力结合，构成尼德兰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是日后革命的对象。尼德兰的农民身受贵族、教会、高利贷者和资本主义包买商的重重剥削，处境日益恶化，不断破产，有的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流浪者。政府又颁布立法来迫害他们，规定流浪者要受到鞭打、烙印，或者被罚在船上服苦役。工场或农场雇工工资微薄，日工时长达12至14小时，生活也很困苦，女工和童工的状况更加悲惨。 农民和雇工因不堪忍受压迫而经常反抗，他们同是尼德兰革命的主要动力。再浸礼派在他们中广泛传播。

三、西班牙的专制统治
　　由于尼德兰是16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掌握了对西属殖民地的全部贸易以及西班牙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业务；同时西班牙在推行欧洲霸权政策中，尼德兰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对尼德兰加以严密控制，实行专制统治。他任命的尼德兰总督拥有最高的行政、司法、财政权力，任意破坏各省区和城市的特权，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西班牙国库年收入为500万佛罗林（荷兰银币），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尼德兰。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新教徒，根据1550年的敕令，凡“异端”处死刑，并被没收财产，藏匿与帮助异端的人与异端分子同罪，人们把这个敕令称为“血腥敕令”。西班牙的经济掠夺扼杀了尼德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广大群众破产。西班牙人总督所推行的专制暴政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它压抑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劳动群众也深受其害。1514－1535年，荷兰、弗里斯兰、上伊塞尔等省的再浸礼派掀起暴动。1539－1540年，根特城也爆发起义。到西班牙王挑力二世统治时，尼德兰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同西班牙专制统治者的矛盾终于发展为资产阶级革命。
　　腓力二世即位后，继续执行高压政策。他向尼德兰增派军队，任命他的姐姐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由主教格伦维尔辅政，全部权力落入了以他们为首的国务会议一小撮成员手中，尼德兰原有的自治权丧失殆尽。他们又利用天主教作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增加宗教裁判官的数目，下令各级政权都要严厉执行惩治异端教徒的法令。在经济上推行了使尼德兰遭受致命打击的措施：1557年的西班牙国家破产令颁布后，赖债不还；又禁止尼德兰商人进入美洲殖民地经商；1560年还宣布提高西班牙羊毛的进口税额。结果造成尼德兰信贷系统混乱，银行家破产，商业萎缩，呢绒手工工场倒闭，繁荣的尼德兰顿时陷入经济萧条的局面。这一切，严重触犯了资产阶级和部分贵族的利益，工人面临失业挨饿，农民的生活也暗无天日，腓力二世施行的新政策便成为尼德兰革命的导火线。

四、革命的爆发
　　60年代初，人民群众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最初表现为教派活动。加尔文教和再浸礼教组织到处出现，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城郊，传播新教思想，有的手持武器捣毁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甚至打开监狱大门，释放被监禁的加尔文教徒。政府的镇压更加激起群众的反抗，在尼德兰造成了革命的形势。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关的贵族激进派也行动起来了。他们以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为首，组成“贵族同盟”，于1566年4月向玛格丽特总督呈递请愿书，要求废除“血腥敕令”，撤出西班牙驻军，罢免格伦维尔的职务，召开三级会议讨论尼德兰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向腓力二世表示效忠。西班牙政府拒绝让步，贵族便与资产阶级商讨对策，正在这时爆发了人民起义。
　　1566年8月11日，大规模的起义首先在佛兰德斯的一些工业城市发生，以天主教会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群众冲进教堂和修道院，以工具作武器，捣毁圣像和遗骨，没收教会财产。起义来势迅猛，几周内就波及布拉奔、荷兰、西兰、弗里斯兰等12个省区，参加者达数万人，被毁教堂和修道院达5500座，并焚烧了一些债据和契约。这次起义在历史上被称为“破坏圣像运动”，它实际上是革命的开端。
　　但是，群众运动的发展，使贵族和部分资产阶级感到害怕，开始动摇。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首的一批贵族反对派于是同政府谈判，订立协议，竭力平息这场风暴。8月23日，女总督宣布废除宗教裁判所，对贵族的反叛行为不予追究，允许加尔文教徒在指定的地点传道和祈祷。接着贵族和资产阶级退出运动，起义被镇压。然而政府当局的让步只是一种缓兵之计，不久，腓力二世改派阿尔伐公爵为总督，带领一支18000人的讨伐队进入尼德兰，采用残暴手段对付群众，成立新法庭——“除暴委员会”，扬言要把居民作为异教徒斩尽杀绝，一时间竟使整个尼德兰变成了屠场。据记载，处死约8000人，连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上将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首领安特卫普市长凡·斯特拉连亦被送上了绞刑台。为使金钱不断流入西班牙，1571年阿尔伐颁布新的课税令，规定征收财产税1％，土地转卖税5％，商品交易税10％。新税令的执行使尼德兰的经济面临总崩溃。阿尔伐下令处死几个停业的小业主，是首示众，用恐怖手段勒令开业。阿尔伐的血腥统治和掠夺政策迫使10万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逃亡国外，奥兰治亲王和他的亲信则逃往德国寻求外援，企图重新聚集力量，打回尼德兰。奥兰治亲王的活动使他实际上成 为尼德兰资产阶级意志的执行者，从而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1568年，他组织了3万雇佣兵，从北方进攻弗里斯兰，以后又多次进军，但因未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几次进攻都为阿尔伐所败。

五、游击战争和北方起义
　　当贵族逃亡国外的时候，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阿尔伐的恐怖政策展开了武装斗争。南方的农民和平民进入佛兰德斯森林，组成森林游击队，袭击西班牙军队。北方的渔民、水手和码头工则组成称作“海上乞丐”的游击队，在沿海一带袭击西班牙的船队和据点，使西班牙在南北方的统治都受到牵制。革命在深入发展中。
　　1572年4月1日，海上游击队攻占了西兰省的布里尔城，成为北方各省普遍起义的信号。接着符利辛根取得独立。5月下旬，须德海的门户恩克豪森城人民暴动，逮捕了市长，掌握了市政委员会，那里停泊着阿尔伐下令建造的大批军舰，舰上满载弹药和大炮，全部被缴获。荷兰和西兰省各城市大都爆发了起义，城郊农民组织自卫队，打击西班牙的军队，拒缴什一税和服劳役，荷兰和西兰首先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这时，组织在加尔文教团体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迅速建立军队，领导起义群众，建立城市政权。就在这年的7月，召开各省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政权的问题。许多城市起义的胜利，都是在内部发动和奥兰治亲王的军队外部策应的情况下取得的，奥兰治亲王遂被资产阶级和贵族推举为荷兰、西兰总督。到1573年底，弗里斯兰、乌特勒支、上伊塞尔、该尔德兰等省继荷兰、西兰之后，宣布独立，北方事实上已脱离西班牙，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兰治亲王成为各省公认的总督。阿尔伐的军队倾全力反扑，北方军民结合，英勇战斗，在哈连姆、莱顿、阿克马尔和蒙斯等城的保卫战中取得胜利。腓力二世撤换了总督，改变了统治策略，都未能挽回在北方的败局。

六、南方的斗争和根特协定
　　北方的胜利推动了南方的斗争。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城首先爆发起义。奥兰治亲王党指挥的民军在城内平民的支持下，攻占了国务委员会大厦，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被推翻，政权转入三级会议手中，革命的中心也由北方转移到南方。南方的情况比较复杂，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大商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又同西班牙有密切联系。最初南方革命的主动权就是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有反西班牙情绪的贵族手中，他们既要争取独立，又不愿同腓力二世彻底决裂，既拥护新教，而又与天主教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占领布鲁塞尔以后，同年10月，南北双方在根特城召开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会上北方代表劝告南方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脱离西班牙，但不被南方大资产阶级和贵族接受。只是在会议期间，安特卫普城发生西班牙士兵暴动，杀死市民8000多人，又大肆抢劫，这才促成南方同北方达成协议，宣布恢复尼德兰的统一和各城市原有的特权，废除阿尔伐颁布的一切法令，这个协议被称为“根特协定”。这是一个保守的协定，它没有提出尼德兰独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接着，南方的三级会议同西班牙派来的新总督唐·胡安谈判，签署了“永久敕令”，承认唐·胡安 为全尼德兰的总督，企图中止革命。激进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此强烈不满，1577年秋，布鲁塞尔城爆发了新的起义，捣毁了贵族的市政局，组成“十八人委员会”，掌握了城市政权，佛兰德斯和布拉奔两省的大城市纷纷仿效。十八人委员会逮捕天主教和贵族阴谋集团的首领，没收教产，并修筑工事，储备弹药，把教堂的钟改铸成大炮，准备用武力保卫城市政权。与此同时，自发的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南方各省。

七、南北分裂和联省共和国的成立
　　1578年年初，西班牙的新任总督亚历山大·法内塞率军反扑，在占布鲁大败三级会议的军队。南方的封建贵族和反动的天主教徒趁机活动，迅速倒向西班牙。1579年1月6日，阿尔土瓦和海诺特两省的叛乱贵族成立“阿拉斯同盟”，撕毁根特协定，奉腓力二世为合法统治者。贵族与西班牙势力结合，改变了南方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城市革命政权先后被逐个击破。到1585年安特卫普城陷落，南方的革命最后失败，西班牙政府又重新掌握了南方的政权。尼德兰南方后来形成为比利时和卢森堡两个国家。
　　尼德兰革命在南方节节失败的同时，在北方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阿拉斯同盟”的建立破坏了根特协定，南北宣告分裂。1579年1月23日，北方各省，包括荷兰、西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该尔德兰、上伊塞尔、德伦特、格罗林根和南方的部分城市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他们的代表在乌特勒支城集会结盟，宣告永不分裂，是为“乌特勒支同盟”。同盟以各省代表组成的三级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议定征税、宣战、缔结和约和颁布根本法等一切重大事宜由三级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并规定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同盟的协议奠定了北方共和国的政治基础。1581年7月26日，奥兰治亲王在海牙召集联合省代表大会，宣布废黜腓力二世，正式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成立联省共和国，简称荷兰共和国。1584年，奥兰治亲王被腓力二世派人刺死。法内塞的军队接着向北部进攻，但是屡遭联省军挫败。联省军进而占领了佛兰德斯和布拉奔省的北部地区。这时的欧洲形势有利于联省共和国的巩固。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惨败于英国海军，1589－1598年，西班牙对法国胡格诺战争的干涉又以失败告终，国力大受削弱，而联省共和国却得到英法的有力支援。至此，西班牙已无力扑灭尼德兰革命，不得不在1609 年4月同荷兰签订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独立。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荷兰联省共和国正式得到国际承认。
　　尼德兰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次革命以加尔文教为旗帜，以城市平民和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盟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尤其是南方的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经济上对西班牙还有一定的依赖，因此在斗争中软弱动摇，甚至投降背叛，不能领导革命成功。北部的革命也有一定的不彻底性，革命后，政权掌握在富商和贵族寡头手中，政治上还保留了君主制的某些特点，总督形同国君，职位由奥兰治的威廉家族世袭，连激进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充分的民主和言论自由。这种情况使共和国的改革难于顺利进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一定限制。荷兰经济的繁荣仅是昙花一现，17世纪后期开始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