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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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98洪灾原因浅析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各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中，洪涝占40％，热带气旋占20％，干旱占15％，地震占15％，其余占10％。

　　受洪灾威胁的一般说是近水一线，但这条"线"上往往是人口与资产最密集的区域。中国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及松花江等七大河流域的面积只占国土的45％，但人口占到全国的77％，耕地占80％，几乎包括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1998年7月5日，地震、风暴、冷冻、洪涝等各种灾害，已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人民币，中国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846亿元。

　　天灾？还?quot;人祸"？分析1998年洪水原因，坏小子"厄尔尼诺"和坏女孩"拉尼娜"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将负不少的"天灾"责任，但认识如果仅此为止，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一现象：1998年入汛以来，长江一些河段的洪水流量比50年代少10000多立方米/秒，水位却高出几十厘米或一二米。我们不得不承认，1998年的特大洪水除了"天灾"以外，更无法否认"人祸"恶果的存在。

　　国家环保局一位人士这样解释：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源于三个方面的"人祸"：植被的破坏、江河湖泊的萎缩减少、城市化的影响。
据1957年调查统计，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为36.38万平方千米，占流域总面积的20.2％。仅仅30年之后，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却猛增了一倍，达73.94万平方千米，占了流域总面积的41％。

　　中国水土流失面积目前已达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每年流失土壤达50亿吨，相当于失去3450多万亩土地的表土层，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2万平方千米，占耕地面积的2倍多。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水土流失恶化趋势明显，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0000平方千米，新增沙化土地2460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这些流失的土壤进入长江，使长江成为中国第二条黄河。水土流失最直接的原因是植被的破环。由于各种原因，建国后中国形成了几次大的砍伐森林的高峰。森林锐减一方面在暴雨后不能蓄水于山，使山洪来势凶猛，峰高流急，增加了水灾频率；一方面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库容减少，河床抬高，行洪面积缩小，降低了调洪防洪能力。

　　大量的填海造田、围湖造地、开发湿地、毁林造地，一片一片的湖泊萎缩了，消失了。50年代以来，中国湖泊减少500多个，减少水域面积2790万亩，淤废水库、山塘总库容累计200亿立方米。

　　八百里洞庭湖因此美景不在，蓄水功能锐减，湖面面积已经从50年代的4300多平方千米缩小到2600平方千米，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平均每年进入洞庭湖的流沙为1.29亿立方米。洞庭湖原是41年发生一次洪灾，但现在3～4年就会发生一次，因生态环境的破坏。鄱阳湖1984年比1954年减少调洪容积45.52亿立方米。陕西汉中地区，1975年提出"治河增地"、"与河争地"的口号，将天然河道缩窄60％，最多达80％。

　　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以后，必要的防洪措施跟不上，加重了洪水损失。中国水电科学院水灾问题专家刘树坤分析，城市透水地面少，原有的土地、草场、湖泊等被水泥和砖石代替，地面蓄水空间变小，还有一些河渠改为暗渠、暗河，使城市蓄洪防洪能力也大大降低。

　　生态环境的破环，缩短了灾害发生的周期，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反过来，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又促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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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洪水

　　长江以其美丽和富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浩荡的江水也能给人民带来不幸与灾难，尤其在旧中国，长江流域的四大灾害--洪、旱、涝、病（血吸虫）从未间断，其中尤以洪灾为重。1931年长江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中下游6个省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没，2850万人流离失所， 14万人葬身鱼腹。7月初至10月底武汉市内水深2米，马路上可以行船，其惨状可想而知。

　　长江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中游的江汉平原一带。这里地势低洼，河道弯曲，排洪不畅，又是多路来水汇合的地方：西有川江，南有洞庭四水，北有汉江。若各条支流同时发生洪灾，在此相遇，则必然酿成长江特大洪水之灾。例如，沙市附近河道的安全泄量为45000立方米/秒，下荆江为30000立方米/秒，而1954年武汉市最大洪峰达76100立方米/秒。如此巨大的洪峰流量，弯曲的荆江河道实在难以宣泄，尤其是荆江河段为"地上河"，一旦漫堤决口，泛滥成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才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长江流域面积广阔，在一般气候情况下，随着雨带的推移，各地暴雨发生时间有先有后。发源于南岭一带的湘江和赣江，汛期3月上旬开始，5月水量最大，7月以后水量大减。6月以后，雨带徘徊在长江干流下游地区，形成梅雨，7月或8月水量最大。四川盆地的河流，汛期一般从6月初开始，10月中旬结束，7、8月份雷雨盛行，洪水最大。发源于秦岭的汉江，汛期开始较迟，大的洪水多发生在9月份。从上述各地洪水发生的时间可以看出，这四方面的洪水，在时间上相互错开，不致于造成特大洪水。但是，当四川的河流和汉江洪水到达长江中下游时，长江河槽及湖泊已被湘赣等捷足先登的支流洪水充满，调蓄能力大减。宜昌以上的洪水虽然来得较迟，但水量很大，约占长江洪水组成的60％，因此"川水"一到，必然对中下游造成一定的威胁。

　　在特殊气候情况下，若宜昌以上洪水正常，而洞庭、鄱阳水系洪水延迟，两者相遇，随后又有汉江洪水加入，即会形成特大洪水， 1931年就是如此。若宜昌以上洪水提前，洞庭、鄱阳水系正常而历时拖长，两者相遇，也能形成特大洪水，1954年就属于此类。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从汉朝到清朝（即公元前206～1911年），长江共发生洪水灾害214次，平均10年一次。但是，在元朝之前平均10多年一次，明朝9年一次，清朝平均5年一次，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3年一次。为什么洪水成灾的时间间隙越来越短呢？有其自然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不断被泥沙淤积，面积变小，水深变浅，调蓄作用日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沉积作用，使荆江河段成为"地上河"。年复一年，长江水面与两岸平地的高差越来越大，险情随之增长。新中国成立前的荆江大堤，单薄矮小，鼠穴獾洞比比皆是，险象丛生，防不胜防，造成了"不怕荆江动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的险恶情景。清朝乾隆皇帝在沙市的长江边上建造了一座"镇江塔"，又在大堤险要的地方设置了9只重达万斤的大铁牛，想以此"镇压"洪水。这完全是用封建迷信欺骗愚弄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江的洪涝灾害，中下游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斗争，对干支流堤防加高加固，并兴建了荆江分洪、杜家台分洪工程和一大批大中型水库，整治了许多湖泊，对弯曲河段进行人工裁弯取直。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长江的泄洪、分洪、蓄洪能力。1954年特大洪水，武汉市的洪水位比1931年的洪水位高1.5米，但荆江大堤巍然不动，武汉市安全无恙。为了战胜将来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20多年来，荆江两岸大堤又培厚加高，普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1米以上。在险要地段修筑石坝、护面。此外还在大堤两侧植树造林，固土防浪。今日长江大堤，"一堤两条林，堤面一展平"，犹如水上长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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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告急

　　踏着昆仑六月的暴雪，迎着唐古拉山的罡风，在海拔4000米到海拔5500米的长江源头地区，我们看到的和我们采访到的事实表明，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境内的格拉丹东雪峰，也就是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主峰海拔6621米。

　　10多天前，在西宁市，青海省副省长刘光和曾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青海境内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6亿亩，占到了流域面积的67%，长江源头年平均输沙量1303万吨，源区90%以上的沼泽干涸，许多河流断流，雪线上升，冰川退缩。据初步统计，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冰川后退500米，中度以上草原退化面积达5700万亩，占全省退化面积的一半……"

　　1999年3月份，由青海省科委牵头组成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考察队，运用现代遥感GPS技术结合宏观调查和实地勘察，做了令人担忧的评价：长江源区的沙漠化土地为19508平方公里，而草场退化和半荒漠化的土地面积更大，仅长江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的草场退化面积就占到了可利用草场的31.4%，源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10.6万平方公里……

　　记者这次对长江源区沱沱河以上地区的实地采访，发现该区的生态环境现状确实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

　　6月3日，我们从格尔木出发，翻越昆仑山直到沱沱河，260公里的路上，居然没有见到一只野生动物。刘鹏从1990年到今年，6次到过这个地区，对比十分强烈：1990年6月底，在昆仑山口见到了上千只一群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随处可见；1996年4月底，在这个地区，不时可以见到十几、二十几只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也可见到。而这一次，从6月3日进入江源地区直到格拉丹东峰下，到6月10日离开昆仑山口，居然没有见到一只藏羚羊，只见到十来只黄羊和一只狼，所见最多的却是满地的老鼠。陪同我们进入格拉丹东的藏族司机仁增多杰经常喃喃自语："跑的走兽不见了，老鼠成了草原的主人了。"

　　老鼠、盗猎分子与温室效应使草原生态和野生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昆仑山口到格拉丹东雪峰下，人迹所到之处，都有大量老鼠或是遁入洞穴，或是探头窥视。在我们下帐扎营时，每次都要仔细选址。因为较为干燥的地方，都有鼠穴，人只能将帐篷下在较为潮湿的地方。

　　高原鼢鼠最为可恶的是在草皮下面打洞，专吃牧草的根茎，造成大片草原死亡。记者在格拉丹东地区采访了正在那里考察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玉虎。他说，气候越是干燥，老鼠繁殖和活动越是活跃。老鼠挖洞时翻出大量泥土，咬坏根系，大风一吹，草就被连根拔起，草场就成了只生毒草的黑土滩。再经过风雪侵蚀，黑土滩就会转化为荒漠和沙漠。江源区的许多草原，就是这样消失的。

　　江源地区的野生动物，尤其藏羚羊数量锐减的直接原因，是盗猎分子的狂捕滥杀。九十年代初，罪恶的藏羚羊绒贸易悄然兴起。在中国境外，每公斤藏羚羊生绒的价格在1000至2000美元，而一条重300克到400克的藏羚羊绒围巾的价格在欧美市场高达5000至30000美元。正是欧美高贵女士脖子上华美的装饰，带来了中国成群的藏羚羊被屠杀。

　　据青海省权威部门估计，九十年代初，江源地区大概有5万只藏羚羊，现在，估计存活的只有2万只左右。这个数字与治多县西部工委副书记兼林业派出所教导员梁银权接受我们采访时所提供的数字是相吻合的。近几年来，治多县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著名的反盗猎"野牦牛队"多次在藏羚羊产羔季节，进行保护性巡逻，据他们统计，产羔母羊的数字在1.5万只左右。

　　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近年来的恶化，也是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剧的结果。据气象工作者的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降雨的季节分布有大的变化，夏季降雨量逐年减少，其减少速度为每10年6－5毫米。这样，夏季干旱加剧，冬季雪灾严重，使牧草生育期缩短，生长高度降低，发育进程下降，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威胁整个流域。

　　格拉丹东地区的冰川退缩速度是惊人的。6月8日，我们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到达了岗巴曲加冰川下。1992年曾到过这里的原青海省登山协会工作人员孙建军惊讶地对我们说，岗巴曲加冰川至少后退了3到4公里。我们看到，原来是冰川的地方，现在如同遭受了轰炸一样，满目都是大小凹坑和满地碎石，而冰川前沿，看不到冰舌，只是巨大的冰川空洞。更使人惊讶的，在冰川前沿100米处，居然有大群牦牛在啃食着冰碛物上的苔藓。

　　经过询问，这里居住着好几户藏族牧民，他们每年赶着牛羊随冰川而上。要知道，海拔4500米到5000米以上，就是生命禁区。当我们问起，冰川还将退缩，牛羊和人还能向高处走吗？他们一脸茫然……

　　1998年11月7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青藏高原冻融区列入了8个重要生态建设类型区域之中，地处源头的青海省，制定了"治沙灭鼠、种草种树、保持水土、涵养水土"的十六字方针，青海省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到了保护江河源头的伟大事业中。与此同时，全国一些有识之士也积极参与了长江源头的生态保护事业。无偿设计"长江源"环境纪念碑的青年设计师王斌在格拉丹东雪峰下对记者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长江，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理应为保护长江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将会得到遏止，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还一个壮丽长江源头的日子必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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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千古的都江堰

　　在四川巴蜀大地众多的江河中，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它就是发源于松潘高原岷山南麓的岷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江水穿过崇山峻岭，千回百转，从灌县城西进入成都平原后，河面骤然开阔，河流显得平坦，流速渐慢。丛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和卵石，逐年沉积，淤塞了河床。古时，每逢汛期，山洪咆哮，如野马奔驰、猛虎下山，人畜房舍付之东流，生息于岷江两岸的人民深受其害。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河东流。每年的夏季洪水季节，西边往往江水泛滥，东边却常常发生旱灾。相传大禹曾率领部落人民疏导过它。到了春秋时代，蜀王杜宇对这个流域也曾开沟挖渠，排积引水，但都没有驯服它。真正驯服江水、化害为利、为人造福的功臣，要算秦代的李冰和他的儿子了。

　　公元前277年，李冰官任蜀郡太守。李冰到蜀后，亲眼看到当地的严重灾情，倾听到民众要求治水的强烈呼声，便下决心治理岷江，到任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为了寻查水患的由来，李冰父子翻山越岭，迈着艰难的步子察看岷江地势，掌握了岷江出高山峡谷后河面宽广、流速骤减的特点，发现了可以修渠的有利位置，因势利导巧妙地在这里布置了都江堰的渠首工程。由于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常造成东旱西涝，李冰决定凿穿玉垒山，把水引向东边。于是就组织了上万民工，凿石开山，打响了都江堰工程的第一炮。因为山石坚硬，开始工程进度很慢。李冰听取民工的建议，先在岩石上开些沟槽，放上柴草，点火燃烧，再往烧热的岩石上浇水，岩石终于开裂。接着就用简陋的铁钎凿向微微开裂的岩石，这样就加快了开凿速度，铁棒磨成针，终于把玉垒山开出了一个20多米的口子。因这段渠道像个瓶口，所以称它为"宝瓶口"。被分开的玉垒山的末端，状如大石堆，后人称它为"离堆"。

　　为了使岷江水能够东流，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

　　在修筑分水堰的过程中，开始采用在江心抛石筑堰的办法，但是筑起的石堰接连几次都被洪水冲垮了，没有成功。李冰毫不灰心。他看到岷山盛产竹子，并且受到当地人用竹子盖房、编竹笼盛东西的启示，于是就让竹工用竹子加工成长两丈、宽二尺的大竹笼，再把它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急流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大堤前头形状像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它迎向岷江上游，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面是岷江正流，叫外江；东面是人工渠道，叫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型水网，灌溉了成都平原千里良田。

　　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用竹笼装鹅卵石筑成，堰顶筑到适当高度。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旋涡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沉积。

　　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春耕季节，内江水量大约占六成，外江大约占四成。洪水季节，内江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由飞沙堰自行溢出。

　　宝瓶口是节制内江水量的关口。经过多年的实际观察，人们掌握了宝瓶口水位的变化与灌溉用水需求的规律，于是，李冰命人在水边刻凿了三个石人，并刻上说?quot;干毋及足，涨毋及肩，年中水量，以此为度"。意思是说，水少时，水面不要降到石人脚，因为碰到脚时所引之水下游就不够用了；水多时，水面也不要碰到肩，因为引水超过了肩，下游就有可能要发大水了。因此，一年中水量应维持在这两者之间。随着经验的积累，后人在宝瓶口左边的山石上，加划了几十件分划。当水到达11划时，内江灌溉区用水充足，超过19划时，就要向外江排水。因此，宝瓶口上的石人和几十件分划，是我们文明古国最早的水位标尺。用现在的话来说，宝瓶口实际上还是个水文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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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98洪灾原因浅析

　　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球各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中，洪涝占40％，热带气旋占20％，干旱占15％，地震占15％，其余占10％。

　　受洪灾威胁的一般说是近水一线，但这条"线"上往往是人口与资产最密集的区域。中国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及松花江等七大河流域的面积只占国土的45％，但人口占到全国的77％，耕地占80％，几乎包括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1998年7月5日，地震、风暴、冷冻、洪涝等各种灾害，已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200亿人民币，中国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为846亿元。

　　天灾？还?quot;人祸"？分析1998年洪水原因，坏小子"厄尔尼诺"和坏女孩"拉尼娜"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将负不少的"天灾"责任，但认识如果仅此为止，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一现象：1998年入汛以来，长江一些河段的洪水流量比50年代少10000多立方米/秒，水位却高出几十厘米或一二米。我们不得不承认，1998年的特大洪水除了"天灾"以外，更无法否认"人祸"恶果的存在。

　　国家环保局一位人士这样解释：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源于三个方面的"人祸"：植被的破坏、江河湖泊的萎缩减少、城市化的影响。
据1957年调查统计，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为36.38万平方千米，占流域总面积的20.2％。仅仅30年之后，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却猛增了一倍，达73.94万平方千米，占了流域总面积的41％。

　　中国水土流失面积目前已达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每年流失土壤达50亿吨，相当于失去3450多万亩土地的表土层，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2万平方千米，占耕地面积的2倍多。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水土流失恶化趋势明显，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0000平方千米，新增沙化土地2460平方千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这些流失的土壤进入长江，使长江成为中国第二条黄河。水土流失最直接的原因是植被的破环。由于各种原因，建国后中国形成了几次大的砍伐森林的高峰。森林锐减一方面在暴雨后不能蓄水于山，使山洪来势凶猛，峰高流急，增加了水灾频率；一方面加重了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库容减少，河床抬高，行洪面积缩小，降低了调洪防洪能力。

　　大量的填海造田、围湖造地、开发湿地、毁林造地，一片一片的湖泊萎缩了，消失了。50年代以来，中国湖泊减少500多个，减少水域面积2790万亩，淤废水库、山塘总库容累计200亿立方米。

　　八百里洞庭湖因此美景不在，蓄水功能锐减，湖面面积已经从50年代的4300多平方千米缩小到2600平方千米，调汛能力从293亿立方米衰减到174亿立方米。平均每年进入洞庭湖的流沙为1.29亿立方米。洞庭湖原是41年发生一次洪灾，但现在3～4年就会发生一次，因生态环境的破坏。鄱阳湖1984年比1954年减少调洪容积45.52亿立方米。陕西汉中地区，1975年提出"治河增地"、"与河争地"的口号，将天然河道缩窄60％，最多达80％。

　　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以后，必要的防洪措施跟不上，加重了洪水损失。中国水电科学院水灾问题专家刘树坤分析，城市透水地面少，原有的土地、草场、湖泊等被水泥和砖石代替，地面蓄水空间变小，还有一些河渠改为暗渠、暗河，使城市蓄洪防洪能力也大大降低。

　　生态环境的破环，缩短了灾害发生的周期，加重了灾害的严重程度；反过来，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又促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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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的洪水

　　长江以其美丽和富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浩荡的江水也能给人民带来不幸与灾难，尤其在旧中国，长江流域的四大灾害--洪、旱、涝、病（血吸虫）从未间断，其中尤以洪灾为重。1931年长江大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中下游6个省5000多万亩农田被淹没，2850万人流离失所， 14万人葬身鱼腹。7月初至10月底武汉市内水深2米，马路上可以行船，其惨状可想而知。

　　长江洪水灾害主要发生在中游的江汉平原一带。这里地势低洼，河道弯曲，排洪不畅，又是多路来水汇合的地方：西有川江，南有洞庭四水，北有汉江。若各条支流同时发生洪灾，在此相遇，则必然酿成长江特大洪水之灾。例如，沙市附近河道的安全泄量为45000立方米/秒，下荆江为30000立方米/秒，而1954年武汉市最大洪峰达76100立方米/秒。如此巨大的洪峰流量，弯曲的荆江河道实在难以宣泄，尤其是荆江河段为"地上河"，一旦漫堤决口，泛滥成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才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长江流域面积广阔，在一般气候情况下，随着雨带的推移，各地暴雨发生时间有先有后。发源于南岭一带的湘江和赣江，汛期3月上旬开始，5月水量最大，7月以后水量大减。6月以后，雨带徘徊在长江干流下游地区，形成梅雨，7月或8月水量最大。四川盆地的河流，汛期一般从6月初开始，10月中旬结束，7、8月份雷雨盛行，洪水最大。发源于秦岭的汉江，汛期开始较迟，大的洪水多发生在9月份。从上述各地洪水发生的时间可以看出，这四方面的洪水，在时间上相互错开，不致于造成特大洪水。但是，当四川的河流和汉江洪水到达长江中下游时，长江河槽及湖泊已被湘赣等捷足先登的支流洪水充满，调蓄能力大减。宜昌以上的洪水虽然来得较迟，但水量很大，约占长江洪水组成的60％，因此"川水"一到，必然对中下游造成一定的威胁。

　　在特殊气候情况下，若宜昌以上洪水正常，而洞庭、鄱阳水系洪水延迟，两者相遇，随后又有汉江洪水加入，即会形成特大洪水， 1931年就是如此。若宜昌以上洪水提前，洞庭、鄱阳水系正常而历时拖长，两者相遇，也能形成特大洪水，1954年就属于此类。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从汉朝到清朝（即公元前206～1911年），长江共发生洪水灾害214次，平均10年一次。但是，在元朝之前平均10多年一次，明朝9年一次，清朝平均5年一次，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3年一次。为什么洪水成灾的时间间隙越来越短呢？有其自然原因，也有其社会原因。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的许多湖泊不断被泥沙淤积，面积变小，水深变浅，调蓄作用日趋减弱。另一方面由于沉积作用，使荆江河段成为"地上河"。年复一年，长江水面与两岸平地的高差越来越大，险情随之增长。新中国成立前的荆江大堤，单薄矮小，鼠穴獾洞比比皆是，险象丛生，防不胜防，造成了"不怕荆江动干戈，只怕荆堤一梦终"的险恶情景。清朝乾隆皇帝在沙市的长江边上建造了一座"镇江塔"，又在大堤险要的地方设置了9只重达万斤的大铁牛，想以此"镇压"洪水。这完全是用封建迷信欺骗愚弄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除长江的洪涝灾害，中下游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水斗争，对干支流堤防加高加固，并兴建了荆江分洪、杜家台分洪工程和一大批大中型水库，整治了许多湖泊，对弯曲河段进行人工裁弯取直。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长江的泄洪、分洪、蓄洪能力。1954年特大洪水，武汉市的洪水位比1931年的洪水位高1.5米，但荆江大堤巍然不动，武汉市安全无恙。为了战胜将来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20多年来，荆江两岸大堤又培厚加高，普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1米以上。在险要地段修筑石坝、护面。此外还在大堤两侧植树造林，固土防浪。今日长江大堤，"一堤两条林，堤面一展平"，犹如水上长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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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告急

　　踏着昆仑六月的暴雪，迎着唐古拉山的罡风，在海拔4000米到海拔5500米的长江源头地区，我们看到的和我们采访到的事实表明，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青海境内的格拉丹东雪峰，也就是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主峰海拔6621米。

　　10多天前，在西宁市，青海省副省长刘光和曾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青海境内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为1.6亿亩，占到了流域面积的67%，长江源头年平均输沙量1303万吨，源区90%以上的沼泽干涸，许多河流断流，雪线上升，冰川退缩。据初步统计，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冰川后退500米，中度以上草原退化面积达5700万亩，占全省退化面积的一半……"

　　1999年3月份，由青海省科委牵头组成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考察队，运用现代遥感GPS技术结合宏观调查和实地勘察，做了令人担忧的评价：长江源区的沙漠化土地为19508平方公里，而草场退化和半荒漠化的土地面积更大，仅长江源头第一县曲麻莱县的草场退化面积就占到了可利用草场的31.4%，源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已经达到10.6万平方公里……

　　记者这次对长江源区沱沱河以上地区的实地采访，发现该区的生态环境现状确实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

　　6月3日，我们从格尔木出发，翻越昆仑山直到沱沱河，260公里的路上，居然没有见到一只野生动物。刘鹏从1990年到今年，6次到过这个地区，对比十分强烈：1990年6月底，在昆仑山口见到了上千只一群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随处可见；1996年4月底，在这个地区，不时可以见到十几、二十几只的藏羚羊，藏野驴、黄羊也可见到。而这一次，从6月3日进入江源地区直到格拉丹东峰下，到6月10日离开昆仑山口，居然没有见到一只藏羚羊，只见到十来只黄羊和一只狼，所见最多的却是满地的老鼠。陪同我们进入格拉丹东的藏族司机仁增多杰经常喃喃自语："跑的走兽不见了，老鼠成了草原的主人了。"

　　老鼠、盗猎分子与温室效应使草原生态和野生动物遭到了灭顶之灾。从昆仑山口到格拉丹东雪峰下，人迹所到之处，都有大量老鼠或是遁入洞穴，或是探头窥视。在我们下帐扎营时，每次都要仔细选址。因为较为干燥的地方，都有鼠穴，人只能将帐篷下在较为潮湿的地方。

　　高原鼢鼠最为可恶的是在草皮下面打洞，专吃牧草的根茎，造成大片草原死亡。记者在格拉丹东地区采访了正在那里考察的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玉虎。他说，气候越是干燥，老鼠繁殖和活动越是活跃。老鼠挖洞时翻出大量泥土，咬坏根系，大风一吹，草就被连根拔起，草场就成了只生毒草的黑土滩。再经过风雪侵蚀，黑土滩就会转化为荒漠和沙漠。江源区的许多草原，就是这样消失的。

　　江源地区的野生动物，尤其藏羚羊数量锐减的直接原因，是盗猎分子的狂捕滥杀。九十年代初，罪恶的藏羚羊绒贸易悄然兴起。在中国境外，每公斤藏羚羊生绒的价格在1000至2000美元，而一条重300克到400克的藏羚羊绒围巾的价格在欧美市场高达5000至30000美元。正是欧美高贵女士脖子上华美的装饰，带来了中国成群的藏羚羊被屠杀。

　　据青海省权威部门估计，九十年代初，江源地区大概有5万只藏羚羊，现在，估计存活的只有2万只左右。这个数字与治多县西部工委副书记兼林业派出所教导员梁银权接受我们采访时所提供的数字是相吻合的。近几年来，治多县西部工委林业派出所著名的反盗猎"野牦牛队"多次在藏羚羊产羔季节，进行保护性巡逻，据他们统计，产羔母羊的数字在1.5万只左右。

　　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近年来的恶化，也是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剧的结果。据气象工作者的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降雨的季节分布有大的变化，夏季降雨量逐年减少，其减少速度为每10年6－5毫米。这样，夏季干旱加剧，冬季雪灾严重，使牧草生育期缩短，生长高度降低，发育进程下降，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威胁整个流域。

　　格拉丹东地区的冰川退缩速度是惊人的。6月8日，我们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到达了岗巴曲加冰川下。1992年曾到过这里的原青海省登山协会工作人员孙建军惊讶地对我们说，岗巴曲加冰川至少后退了3到4公里。我们看到，原来是冰川的地方，现在如同遭受了轰炸一样，满目都是大小凹坑和满地碎石，而冰川前沿，看不到冰舌，只是巨大的冰川空洞。更使人惊讶的，在冰川前沿100米处，居然有大群牦牛在啃食着冰碛物上的苔藓。

　　经过询问，这里居住着好几户藏族牧民，他们每年赶着牛羊随冰川而上。要知道，海拔4500米到5000米以上，就是生命禁区。当我们问起，冰川还将退缩，牛羊和人还能向高处走吗？他们一脸茫然……

　　1998年11月7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长江中上游地区和青藏高原冻融区列入了8个重要生态建设类型区域之中，地处源头的青海省，制定了"治沙灭鼠、种草种树、保持水土、涵养水土"的十六字方针，青海省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到了保护江河源头的伟大事业中。与此同时，全国一些有识之士也积极参与了长江源头的生态保护事业。无偿设计"长江源"环境纪念碑的青年设计师王斌在格拉丹东雪峰下对记者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长江，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理应为保护长江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有理由相信，长江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将会得到遏止，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还一个壮丽长江源头的日子必将到来。

扩展资料

名垂千古的都江堰

　　在四川巴蜀大地众多的江河中，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它就是发源于松潘高原岷山南麓的岷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江水穿过崇山峻岭，千回百转，从灌县城西进入成都平原后，河面骤然开阔，河流显得平坦，流速渐慢。丛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和卵石，逐年沉积，淤塞了河床。古时，每逢汛期，山洪咆哮，如野马奔驰、猛虎下山，人畜房舍付之东流，生息于岷江两岸的人民深受其害。特别是在灌县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河东流。每年的夏季洪水季节，西边往往江水泛滥，东边却常常发生旱灾。相传大禹曾率领部落人民疏导过它。到了春秋时代，蜀王杜宇对这个流域也曾开沟挖渠，排积引水，但都没有驯服它。真正驯服江水、化害为利、为人造福的功臣，要算秦代的李冰和他的儿子了。

　　公元前277年，李冰官任蜀郡太守。李冰到蜀后，亲眼看到当地的严重灾情，倾听到民众要求治水的强烈呼声，便下决心治理岷江，到任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

　　为了寻查水患的由来，李冰父子翻山越岭，迈着艰难的步子察看岷江地势，掌握了岷江出高山峡谷后河面宽广、流速骤减的特点，发现了可以修渠的有利位置，因势利导巧妙地在这里布置了都江堰的渠首工程。由于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常造成东旱西涝，李冰决定凿穿玉垒山，把水引向东边。于是就组织了上万民工，凿石开山，打响了都江堰工程的第一炮。因为山石坚硬，开始工程进度很慢。李冰听取民工的建议，先在岩石上开些沟槽，放上柴草，点火燃烧，再往烧热的岩石上浇水，岩石终于开裂。接着就用简陋的铁钎凿向微微开裂的岩石，这样就加快了开凿速度，铁棒磨成针，终于把玉垒山开出了一个20多米的口子。因这段渠道像个瓶口，所以称它为"宝瓶口"。被分开的玉垒山的末端，状如大石堆，后人称它为"离堆"。

　　为了使岷江水能够东流，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

　　在修筑分水堰的过程中，开始采用在江心抛石筑堰的办法，但是筑起的石堰接连几次都被洪水冲垮了，没有成功。李冰毫不灰心。他看到岷山盛产竹子，并且受到当地人用竹子盖房、编竹笼盛东西的启示，于是就让竹工用竹子加工成长两丈、宽二尺的大竹笼，再把它装满鹅卵石，然后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急流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大堤前头形状像鱼头，所以取名叫"鱼嘴"。它迎向岷江上游，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面是岷江正流，叫外江；东面是人工渠道，叫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小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型水网，灌溉了成都平原千里良田。

　　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飞沙堰也用竹笼装鹅卵石筑成，堰顶筑到适当高度。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旋涡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泥沙在宝瓶口前后的沉积。

　　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春耕季节，内江水量大约占六成，外江大约占四成。洪水季节，内江超过灌溉所需的水量，由飞沙堰自行溢出。

　　宝瓶口是节制内江水量的关口。经过多年的实际观察，人们掌握了宝瓶口水位的变化与灌溉用水需求的规律，于是，李冰命人在水边刻凿了三个石人，并刻上说?quot;干毋及足，涨毋及肩，年中水量，以此为度"。意思是说，水少时，水面不要降到石人脚，因为碰到脚时所引之水下游就不够用了；水多时，水面也不要碰到肩，因为引水超过了肩，下游就有可能要发大水了。因此，一年中水量应维持在这两者之间。随着经验的积累，后人在宝瓶口左边的山石上，加划了几十件分划。当水到达11划时，内江灌溉区用水充足，超过19划时，就要向外江排水。因此，宝瓶口上的石人和几十件分划，是我们文明古国最早的水位标尺。用现在的话来说，宝瓶口实际上还是个水文观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