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培养良好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妻子鼓舞铃铛指路 美国盲人登上七大高峰

　　编辑手记：残疾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由此带来的心理障碍。韦恩迈耶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有自信，认识到自己的天赋，残疾人也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登遍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对很多登山者来说要花费一生的时间，而美国人埃里克·韦恩迈耶33岁就实现了这一梦想。9月5日，韦恩迈耶一行登上大洋洲最高峰科西阿斯科峰，当别的队友极目远望时，他却只能用感觉去体会高度，因为他是一个盲人。

摔跤使他找回自信

　　韦恩迈耶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疾病，从刚懂事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视力会逐渐下降，早晚会彻底失明。然而，当13岁那年，世界真的在韦恩迈耶面前失去了颜色，他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他拒绝用盲人手杖，也不学盲文，总想装作是个健全人。"我不喜欢人们用怪异的眼光看我"，他后来回忆说。可是，没有别人的帮助，韦恩迈耶连教室的门也找不到，经过数次碰壁，他终于彻底明白，自己是一个盲人了。他不能再扣篮，也不能再射门了！

　　告别了心爱的篮球和足球，韦恩迈耶一度告别了运动。幸运的是，不久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摔跤，对这项运动来说，触觉比视觉更为重要。韦恩迈耶认为，只要能感觉到对手的重心所在，巧妙地利用杠杆原理，就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上肢力量将对方掀翻在地。他说“我意识到我可以举起视力正常的人，把他们摔到垫子上。”韦恩迈耶跤摔得很出色，还参加了全美少年自由式摔跤锦标赛。

　　摔跤使韦恩迈耶找回了自信，使他有勇气回到同龄人的圈子里。17岁时，他就开始约会了，他的初恋情人大他3岁，视力正常。谈到他追女孩的经历，韦恩迈耶乐呵呵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用导盲犬去"勾引"女孩而感到过害羞。"一般的女孩都很喜欢导盲犬"，他解释说，"到一个酒吧，把导盲犬牵进去，就会有女孩子被吸引过来搭讪"。韦恩迈耶跟他的朋友设计了一种暗号：如果对面的女孩子很有魅力，与韦恩迈耶同行的朋友就会握一下他的手。"失明不会让我改变很多"，韦恩迈耶说，"我跟其他男孩子一样，喜欢有魅力的女孩，但是我更注重女孩的皮肤是否光滑，更注重她的声音"。"我的妻子有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韦恩迈耶说到妻子时总是那样自豪。他是1997年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结的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乖女儿---爱玛。

夜晚，他是最好的登山者

　　摔跤的成功也使韦恩迈耶意识到：没有视觉的人一样可能具有运动天赋。16岁时，韦恩迈耶参加了一次改变了他一生的夏令营活动。活动地点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残疾人野营地，组织者认为，锻炼残疾孩子去完成看似做不到的事，也许能帮助他们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韦恩迈耶后来说，那次活动不仅使他感受到攀登的魅力，也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

　　在一次次的练习中，韦恩迈耶练就了自己的登山绝活。他先用一只手抓住岩石，同时另一侧的腿向上抬，往上牵引身体，另一只手则摸索下一个支点。摸到时，就重复上述动作。一般来说，脚跟进时要踩到手抓过的地方，有时韦恩迈耶很难找到手刚刚停留过的地方，就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再向下摸索能落脚的支撑点。练习这手绝活花了很多时间，韦恩迈耶被岩石磨得遍体鳞伤，但他终于能迅速地在岩石上攀登了，犹如一只蜘蛛在墙上织网。他的两手就像触须一样，交替向前摸索着，手指触摸着岩石上的坑坑洼洼，脑子里想象着地形的状况。

　　对正常人来说，可以看得见山路的崎岖陡峭，而对盲人来说，他们需要根据经验形成的空间感觉来判断，其难度可想而知。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楼梯都是一样高度，人行道的宽度也差不多，所以盲人可以从中找出规律，而在山上，情况则截然不同。岩石千差万别，雪峰更是无规律可循，有需要搭梯子才能通过的大裂缝，还有需要跳跃的小沟壑。在虚实莫测的雪山上，韦恩迈耶学会了用冰斧叩击冰雪，如果发出的是叮当声，就说明下面是虚的，应该另寻他路，如果敲上去感觉硬邦邦的，他就知道下面是结实的，可以踩过去。
在山上，韦恩迈耶还有特殊装备：两根可调节长度的登山杆，韦恩迈耶拿着杆子在山间走得飞快，前面的队友走得稍慢一点就有可能被他的杆子戳到。

　　登山杆可以帮助韦恩迈耶感受地面状况，前进的方向则要靠队友们来把握了。韦恩迈耶通过他们身上的铃铛和脚步声来判断方向。有趣的是，当夜幕降临时，其他队员只能在昏暗中借着灯光摸索，而韦恩迈耶则对黑暗很适应，他甚至可以给其他队员当向导。"感觉很兴奋"，韦恩迈耶微笑着说，"在夜晚，我是最好的登山者"。

　　有人说，韦恩迈耶的"优势"还不止于此，因为他看不见脚下的垂直落差，所以不会感到恐惧。韦恩迈耶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不管我看不看得见，危险总是在那里。"大山会吞噬掉那些准备不足和不走运的人。1953年以来，至少有165人倒在珠峰之上。韦恩迈耶也有差点葬身大山的经历，在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上，他仅差几英寸就会掉到山谷底下去。在攀登珠峰的时候，他滑倒在冰布裂缝中，是队友贝尼特斯用登山手杖把他从死亡谷中拉了出来。

"正常人能做的事，盲人也能做"

　　对韦恩迈耶来说，最大的困难不仅来自生理的障碍，也有别人歧视和怀疑的目光。有一次，一个秃顶的胖男人对他说“连我这样的正常人都不会做这样的蠢事。”韦恩迈耶当即对他说："即便你想干，也未必干得成，你这么胖，体形不匀称，还抽烟，你凭什么认为你有能力登山，就凭你看得见吗？"韦恩迈耶并不是不耐烦或是自鸣得意，他只是不喜欢人们把视觉看得高于一切。

　　对盲人的轻视是普遍现象，在美国，70％的盲人都没有工作，韦恩迈耶的登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正常人能做的事，盲人也能做。"因此，美国盲人协会对他进行了资助。韦恩迈耶要在山顶上告诉人们："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未必做不到。"

　　登山是团队性很强的项目，往往需要所有人通力配合，才能顺利登顶，因而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队友是些水平很高、在危机时刻还有可能帮自己一把的人。韦恩迈耶刚到探险队的时候，有一些专业队员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会是一个累赘。在登珠峰的时候，有人说："韦恩迈耶这下危险了。"甚至还有一个登山运动员声称他将"拍下第一张倒在雪峰上的盲人死尸照片"。

征服七大顶峰

　　然而韦恩迈耶没有让人拍到这样的照片，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者。他肺活量很大，有精确的平衡能力、健壮的上身、结实的双腿、柔韧的脚踝。虽然韦恩迈耶不像一些登山者那样拥有细长的双腿，但他具备一个优秀登山者必备的品质：坚韧。这使他能够战胜寒冷、厌倦和疼痛，也使他一步步地实现了理想。1995年，韦恩迈耶登上北美的麦金利山，1997年，他征服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两年后，他登上南美的阿空加瓜山，2001年，他出现在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山，同年5月，他登上了世界屋脊。登上珠峰后，韦恩迈耶说："我登山是因为我爱它。当我登上顶峰时，我的脑子跟不上我的身体，难以想象我真的站在世界之巅。"2002年6月，韦恩迈耶和队友们爬上了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

　　在攀登珠峰之后，韦恩迈耶成了美国妇孺皆知的名人，他那张轮廊分明的脸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连大名鼎鼎的《时代》周刊也把他搬上了封面。现在老有记者给他打电话， 还不时有餐厅给他提供免费大餐，在街上更是经常会有人请他签名。有时候，韦恩迈耶走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找一个餐厅坐下来。先来一块比萨，又点一份意大利面，再要啤酒和冰淇淋，周围有人认出他来，对着他说："嘿，你就是那个爬山的盲人吗？"他就笑着点头回应："爬山让人胃口好。"

　　韦恩迈耶最近登上的科西阿斯科峰海拔7300英尺，虽然这个高度难与珠峰相比，但对韦恩迈耶来说却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他完成了登七大顶峰的理想。不过也有一些铁杆登山迷说，新几内亚岛的卡斯滕士峰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洋洲最高峰。韦恩迈耶打算明年春天向那里进军。

　　虽然冒险带给韦恩迈耶无尽的快乐，但他生命的中心还是他的妻子和女儿。韦恩迈耶在登山时一直带着对妻儿的惦念。韦恩迈耶说自己痛恨那些不重视家庭的人。他对家庭的依恋不亚于对大山的神往。

为了共和国的尊严--藏族农民打勒冒死护国徽

　　1989年6月，一伙暴徒将成都搅得满目疮痍。歹徒们猖狂到了极点。5日下午3时许，一伙丧心病狂的暴徒窃下悬挂在成都人大常委会大门正中的国徽挂在一厕所上。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嚣："共产党垮台了。这玩意儿只配吊在厕所上。"叫骂声、汽水瓶和石块的打砸声弥漫在象征共和国和各族人们大团结的国徽周围。国徽的尊严遭到践踏和侮辱。这时，几个外国人挤进了骚乱的人群中，当他们看到吊在厕所上的国徽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起了照相机。就在他们准备拍下这个耻辱的场面时，途经此地的青年藏族农民打勒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衬衣挡住了镜头。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一直压在胸中的怒火一下爆发出来。他大声训斥企图用这个场面作"文章"的外国人："你们来中国旅游，我们欢迎。但想在这里搞什么名堂，休想！"

　　外国人见势不好，灰溜溜地混入骚乱的人群中。打勒立即转身取下国徽，用衬衣包了起来。暴徒们叫骂着围了上来："你找死，快放下。"打勒"唰"地抽出腰刀："你们不要共产党，我们藏族要。"说着挥舞起手中的刀。暴徒被他的举动震慑住了，打勒乘机抱起国徽冲出包围圈。

　　走出十多米后，暴徒们追了上来。他们用烂砖块和汽水瓶砸打勒，企图胁迫他放下国徽。打勒不顾恫吓和围追，抱着15公斤重的国徽直奔市政府。每当歹徒要靠近时，打勒便挥舞腰刀大声警告他们："你们谁敢上来？试试看。"跑到市委时，大门紧闭，打勒将国徽从铁条缝中放了进去。这时，四五百名暴徒已黑压压一片压了上来。急中生智，打勒从铁门上翻进院内。当市委同志看到从暴徒手中夺回的国徽和门外黑压压的暴徒后，紧紧地握住了打勒这个藏族青年的手。

　　打勒同志的英勇行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们维护祖国尊严、统一形象的写照。共和国历史一定会记下这位藏族农民冒死维护祖国尊严的功绩。

--（节选自《甘孜藏文报》）

周婷婷--中国的"海伦·凯勒"

　　我国第一位少年聋人大学毕业生、中国的"海伦·凯勒"周婷婷今年被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录取，近日她已奔赴这所世界上一流的聋人大学攻读心理咨询专业硕士学位。

　　周婷婷从小失去听力，曾是个全聋全哑的小女孩。富有爱心的父亲周弘不忍女儿一生生活在冰冷寂寞的无声世界之中，他一边为女儿四处求医治病，一边对女儿进行语言基础训练。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艰辛与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聋哑女儿不但开口说话了，而且与正常儿童一样走进了学校。周婷婷6岁已认识2000个汉字；8岁能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1000位数字，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10岁时，她与爸爸共同完成12万字的童话故事《从哑女到神童》；16岁她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学完高中课程，考入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中国第一位少年聋人大学生；她的毕业论文《聋人如何适应主流社会》被指导教授称赞为"可以成为载册的精品"。大学毕业后，周婷婷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托福考试，并通过国际互联网向加劳德特大学"推荐"自己，最终接到校方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婷婷的人生定位是做一个自己快乐并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为聋人服务是她最强烈的愿望。因此，她选择到全世界对聋人的心理世界研究最多、最新的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心理咨询专业去学习。在赴美读书之前，周婷婷像海伦·凯勒一样创作了自传小说《无言的歌》，最近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朱自清

　　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景》。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大学文学系。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1948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死前，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

　　文章说：

　　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选》等课吧！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

　　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