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不能。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但是，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各位朋友在各地都听到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介绍，这就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 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问题。
　　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我还想向朋友们讲一点，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也经常犯错误。但是我们注意和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及时改正。毛主席说，人要经常洗脸，房子要经常打扫，党也是这样，要经常改正错误。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每个人都是这样。毛主席还常常说，他也经常犯错误。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比我们少。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邓小平文选》

批判唯心主义要恰如其分

作者：河南新野县教师进修学校 张孟奇

　　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笔者以为高二《思想政治》上册教材，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荒谬性时，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命题和慧能的“仁者心动”之说，论述上有值得商榷之处。今将愚见附后，以供同仁辨正。
　　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笔者以为高二《思想政治》上册教材，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荒谬性时，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命题和慧能的“仁者心动”之说，论述上有值得商榷之处。今将愚见附后，以供同仁辨正。

一、“心外无物”，真的无物吗？

王守仁当年提出“心外无物”的命题，就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以至反驳，高中教材摘录了《传习录下》中王守仁的两段话来进行批判。
　　其一：“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
　　其二：“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
　　上述两段文字，教材中分别指出：“这就是说，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花色不是客观存在的。”“这意味着，天高与地深不是客观存在的，而决定于人是否仰俯它。”
　　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并不符合王守仁的本意。首先，王守仁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否认花色的客观存在。王守仁早年出入于佛门，并有过特异感知的体验，今文中“同归于寂”不过是说：同归于寂灭，同归于寂静的状态，并非不存在之意。他的深义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和你的心没有感应，同处于寂静的状态；当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与你的心已有“感应之几”，于是此花颜色一时鲜艳明白起来，所以便知道此花不在你的心之外。要言之，看与未看此花，其差别仅仅在于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与否，而并不在于它是否客观存在。这是王守仁与主张“存在即被感知”的贝克莱主教的不同之处。
　　其次，从对第二段话的断语来看，教材似乎仍然没有抓住王守仁唯心主义逻辑结构的实质。王守仁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直接否认天高、地深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灵明”（即“心”）与“万物”的统一，即所谓“心”不离“物”，“物”不离“心”。然而，王守仁的聪明之处也正是他的糊涂之处，他将“心”和“物”统一起来，最后统到了“心”这一最高哲学范畴上来，便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深渊。他认为，万物与我同体“只在感应之几上看”。所谓“感应”，是人对外界事物有所感，外界事物对人有所应；所谓“几”，有微动、先兆之义。显然，王守仁是在把“心”与“物”之间的联系加以片面的夸大、膨胀，从而抹杀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界限、“心”与“物”的区别，作出了“心外无物”的唯心主义结论。

二、“仁者心动”，谁的心在动？

　　 《坛经》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教材指出：“慧能认为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我们的意识在活动。这种离开物质谈运动的荒谬观点，成为后人遗笑千古的怪论。 ”
　　 教材在这里出现了两个小差错：其一，慧能的荒谬观点“成为后人遗笑千古的怪论”，语义不通，应将“后人”两字去掉。其二，“仁者心动”不是指“我们的意识在活动”，而是说“你们（指争论的两个和尚）的心在活动”。笔者认为，慧能的意思是：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是你俩的理智分别在妄加推测；由于你们的理智执着于外境，迷恋于幻象，故而就不识真心、自性，无法领悟佛性常清静、万法自如的圆融实象，而正是这实象才是宇宙中万物的本原和运动的主体。换句话说，慧能实际上是在以过来人的口气提醒俩和尚：如果把世界看做自己的对立面，苦苦地执迷于外境，那永远不能开悟见性。只有将自己和世界融为一体，无念、无象、无住，方得彻底解脱。这样，慧能不仅否定了风幡之实物，也抹杀了人类的理性，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人的“真心”或“自性”。显而易见，这是唯心主义。
　　在对种种唯心主义思想观点的批判中，只有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进行恰如其分的批判，才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然而，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的观点，自感不易找到有力满意的表达，难于进行科学合理的批判，应该怎么办？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干吗非要引用它呢？同样，如果说王守仁和慧能的唯心主义算得上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且其中体现着东方智慧的因子，甚至包含着某种真理的颗粒，而我们又难以对其唯心主义实质和荒谬性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批判的话，我们何不选择一些已有定论、便于讲授、宜于领会的观点，来进行科学合理的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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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世纪起，哲学的重心已经转到了“认识”上来。从此，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就遇上的问题——就是“人”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语），亦即“我”与“非我”的关系问题。“我”是一个玄妙的东西，捉摸不定。“非我”是什么，也难以言说，就姑且叫作“存在的一切”，简称“存在”。
　　“存在”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能感觉，或至少有设想和传递某种东西。我们也许能明确说同它的状态，但我们至少知道糨在某个地方。这个存在，列宁称炎之为“物质”，即：它是客观的非“我”的。至于“物质”是否拥有非实现的万分，以现有的认知能力，以现有的认识能力，我们不知道，就接下不表。
　　“思维”是什么？它就是“面对世界”的那个主语，我们称为“主体”。一般而言，这一主体应是活着的个人。但真正能够资格的，恐怕只是那些社会精英。在大机器时代，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死”了，他们只是一种新型的机器，是“精英”的工具和对象。从此看来，这个“思维”到底是个体的思维还是群体思维，不得而知。所知者只是，在写这些文字时，我好象是“我”。
　　上述二者——“思维”和“存在”，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一时难以作答。
　　什么是“关系”？“关系”就是两个或以上的单位的相对状况。
　　在认识的过程中，有了两个以上的东西并存，就必然有主次先后的区分。即：到底是“我”看到“世界”，还是“世界”让“我”看。这就是问题。本来，认识是在“我”看“世界”的过程中开始的，但因为“我”是个未知的东西，以未知看有知，似有不当。出于增强“我”的确定性的需要，“我”（思维）被当作了“世界”（存在）的衍生物。这样也许可以使“我”对“我”的观察能够在外物的参照下进行。于是不成问题的事成了大问题。19世纪以来，理睬这一问题，并作肯定回答的，我们把他们叫作唯物主义者；不理睬这一问题，或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我”不是“世界”的产物，相反是“我”看到了“世界”）的，我们就称他为唯心主义者。于是，研究哲学的人也被分类，划成了两大派别，在相互打斗中昂首前进。学术是没有感情的。但学术可以被带感情的人运用。于是，我们在骂人，或自谦，或心中无底时，就称他（或自己）是“唯心主义”。当然，本文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研究或表述的对象，它们拥有同等的地位。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将是站在“唯物主义”的一边，使用“唯心主义”的语言，说自己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认识所处的世界？如果不能，我们的“世界观”将只是空中楼阁。为了“世界观”，本文在导言中即以公理的形式认定，认识是可能的。但也有人认为认识不可能实现，或实现的不是真认识。于是又有了一个冲突。根据这一冲突，站在本文立场上的叫作“可知论”；本文的反对者，就叫他“不可知论”了。可知论者以事实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以事实为武器。不可知论者却是以智慧来说话，他们没有对事实的迷信（或信仰），只想相信自己的判断。从某种角度看，可知论者是活着的人；不可知论者是思考着的人，他们通常是“智者”。
这样，人在观察活动中的首要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关系包括了它们的主次、认识的可能性等两个问题。正是这个大问题及两个分支的提出，使哲学研究的内容开始确定。本文的全部内容，当然也就不越出这一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