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七根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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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者简介

　　王愿坚生于 1929年，山东诸城人。现代作家。 1944年 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在部队里当过宣传员、文工团员、报社编辑和记者。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195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受到舆论赞扬。 1956年至1966年，他参加了“解放军30年征文”——革命回忆录选集《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党和军队的历史，接触到更多老一辈革命者，这使他的创作题材更丰富，文笔更洗练。之后他又陆续写出了《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队政委》等十多篇短篇小说。 1976年又继续发表了《路标》《足迹》等十篇短篇小说。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改编《闪闪的红星》为电影文学剧本。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粮食的故事》《后代》和《普通劳动者》等。

　　二、作者谈创作：见得深，知得真

　　《七根火柴》这篇小说的构思，说来有点奇特，它是从突然闯到面前的一个形象发端的。深夜，灯前，我照例对着稿纸“神游”于长征路上。忽然，眼前浮起了这样一幅景象：一队红军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山上迎着风暴走着，一个红军战士身子一歪，摔下雪坡。几番挣扎，他被深雪埋住了。随着战友们的视线望去，只见白雪上留着一只手，在这只手心里托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这，就是《七根火柴》最初的胚芽。

　　说不上这个形象是从哪里来的了，但是，可以肯定，它是从我的见闻和感受里来的。在战争中，我多次看见过这样一种战士的手，握着枪的，摸着担架杆的，拉着战友的，抚摸在同志额角上的……如今，我已经不能确切地说出．在我握着笔写《七根火柴》的时候，到底是想起了记忆中的哪一件事、哪一只手，但是，在这短短的2000字里，确实凝结了我在战争中直接获得的生活体验：关于人，关于人的于人的手和心灵，关于战争中人和人的关系，以及战士的忠诚。

　　我不知有多少次在各式各样的雨雪里行军，多少次穿着湿透的军衣，站在冷风里发抖。那时候，能爬上热炕或者坐在篝火旁边。几乎成了“最高的理想”了。有一次，冒雨行军九十多里，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干纱，我和一个战友背靠背地坐在一个抬筐里，就算宿营了。一觉醒来，同志的体温居然把军衣烤干了。没有这种体验，卢进勇的淋雨就没有了实感。又比如，在抗日战争的一次反“扫荡”里，我曾经用拳头般大的豆饼支撑了四天。尝过了饥饿的滋味，我才能在纸上表现出“鸡蛋那么大的一团”青稞面的真正价值。

　　在《七根火柴》具体构思的过程中，顺着雪山上托着党证的那只手，我调动起生活和思想的积累去思索，慢慢地，透过现象进入了革命战争的纵深，看到了支配着那只手的战士的心。那颗心是多么的美啊！它把个人和革命事业联结得那么紧密，它对集体的关怀是那么自觉，它表现了革命者对革命的无比忠诚。

　　就写这颗心！就写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战士心灵光辉的闪耀！

　　但是，雪山这个环境，没有话语，没有动作，是难以表现的，于是我便把它搬在草地上。这时又想到老同志讲故事当中多次谈到火对于长征部队的重大作用，便把七根火柴夹进他的党证里。这样，原来从众多故事中得到的主题便获得了表达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出现在人物精神光芒闪耀的一霎间也用不了很多笔墨去烘托、渲染。

　　有些谈论《七根火柴》的文章，说它还有点境界。我自己心里明白：它不是一篇以艺术的精美见长的东西；如果说有点可取的话，倒是因为有点真知，反映了一点革命精神的火光，并且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思想与形象、哲理与诗情的统一。

　　三、作者谈创作：以小见大

　　“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创作者有了丰富的生活感受，然后从中选取了一个看来不大的东西，努力开掘、提炼，写出了这个东西的内涵，写出了这个“小的”和“大的”（即整个社会生活）的联系。这就是常说的“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这不是由什么人任意决定的。因为作家面对着两个大矛盾：一个是生活自身的无限广阔性和作者自身生活局限性的矛盾——对于生活，作家永远没有够用的时候；另一个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局限，而作品又要概括生活，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对于生活总体，题材永远是不全的。怎么办？这两个矛盾在创作上统一起来，办法就是“以小见大”，找到那个能够“见大”的“小”，用部分去显示全体；从一雕栏，就能看到整个宏伟的大厦。军事文学，正是从这里找到了出路，走上了坦途。

　　“以小见大”，就是要从生活里找到那种艺术上重大的东西。我觉得多少年来，我们创作人员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上，常常干些糊涂事情，把在生活里重大的当作在艺术里也一定是重大的，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许多无效劳动，这很不合算。《白毛女》里的喜儿和《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是农村贫苦人家的女儿；董存瑞、刘毛妹，都是人民军队里的普通士兵、他们在生活里并不决定着革命和战争的成败进退，然而，在艺术里却是重大的。抓住了，写透了，就概括了一个时代，显示了艺术作品的分量和力量。

　　我想，文学是最讲单位面积产量的，就看你能不能在最小的面积上，惊人地容纳下和表现出尽可能多的美的思想感情。回顾一下我们军事文学的历史，是很开窍的。记得我初学写作，就读过《平原烈火》《活人塘》和《铺草》，它们写的东西并不那么大。稍后读到的《百合花》《方妞》《黎明的河边》和《尹青春》，也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新媳妇和她的一床被子；一个小孩；一次带路行军；一个战士入党，能有多大？然而，这些作品却都寻得了艺术里的“大”，写出了生活里的“大”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千万别轻视这个“小”，问题在于它能不能“见大”，作者能不能从中获得发现和把它写透。我们山东根据地里那些老大娘，踮着小脚，抱着根磨棍在磨道里走呀走呀，磨军粮、摊煎饼。她们不也是徒步行军两万五千里，算得一位长征英雄？所以，罗荣桓元帅说：“写战争，别忘了描写战争中的山东人民。”支前的民工，自己嚼着地瓜叶，打一根扁担，推一辆小车，把山一样的粮食和弹药送到淮海战场，去打赢这场战略决战。所以，刘伯承元帅说：“淮海战役，五十五万五千敌军，是华北几省人民用小车推垮的。”

　　有文学价值的东西，永远不会小。在生活里，一只蚂蚁该是小了吧。一次，我们几个人在谈论作品的细节，老战地记者、长篇小说作家黎明同志说到：某次战役前，纵队首长下定决心的一刻，指挥。所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一只蚂蚁在地图上爬。蚂蚁，引起了我们心灵的震颤。一只蜘蛛也够小了。三年前，薛明同志对我说到她和贺龙元帅在“牛棚”里的生活，讲到这么一件事：一天贺龙同志忽然惊叫起来：“看，你耳朵里都长了蜘蛛网了。”一个细节抵得上万语千言，深刻而独特地表现了林彪、“四人帮”的残忍和老革命家及其亲人蒙受的苦难。

　　当然，把小的东西写透，说的是“微而足道”；但归根到底要的还是大，是深刻开掘所获得的那个大，是具有较大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的那个大。把生活写开，把生活写美，使人变大，决不意味着否认题材的制约，提倡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近年有个别作品，不重视开掘题材的内在潜能，不注意小和大、和时代、和社会的关联，就小写小，越写越小，事小人也小，创造了些“小人儿”的形象；甚至写卑微，写卑劣，以至于欣赏卑劣的东西，制造了些鲁迅所反对的“使人变小”的艺术。这是很不好的。中央领导同志去年一开头就告诉我们，注意郑卫之音，悲歌散楚，悲歌，是可以散楚的啊！

　　四、作者谈小说应表现的东西

　　王愿坚同志在1958年作《七根火柴》之前，曾经说过：“在许多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中，有的片断可以完整、充分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特征，可是在有的片断里，人物精神的美却只是一闪即过；这一闪虽然短，但却光辉得耀眼，令人心惊目眩，蕴蓄着无限激情和使人深思的思想力量。”他认为短篇小说的创作，必须捕捉住这表现人物精神美的“光华”，或者“把从生活中感受到的这种美集中到一个比较短暂但有表现力的环境里。”《七根火柴》就是在这种认识之上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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