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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5 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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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陈佳洱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江泽民主席、尊敬的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大学向光临大会的江泽民主席、李鹏委员长、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和各位领导、各位贵宾，以及从全国各地和国外专程光临庆典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是上个世纪末我国维新变法、兴学图强的产物。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这一百年来北大所走过的历程，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她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培育了北京大学，使她成为体现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造就了北京大学，使她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等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都曾在北大任教或任职。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家和学者从这里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北京大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革
命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这是北京大学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毛泽东 主席亲自为北大题写校名，三次写信鼓励北大师生团结起来，为建设新
中国而奋斗!周恩来总理六次亲临北大指导工作。“文化大革命”之后， 邓小平同志亲自过问北京大学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工作，并为北
京大学图书馆题写馆名。江泽民主席对北京大学的发展也给予了多方面 的关怀和支持。就在5天前，江主席还亲临北大视察工作，
看望师生员 工并祝贺北大百年校庆。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百忙之中莅临这个庆祝大会，江主席还将发表重要演讲，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正是由于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以及各个方面 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从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逐步发展
成为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和教育 科学等多学科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成为我国重要的教育中心和科学研
究中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高等教育的许多重要学科，包括原子能科学、半导体物理学、政治学、国际文化学等都是在北大率先建立起来的。迄今，北京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近12万名高级专门人才，培训了近8万名各种专业人员，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具有良好的品德、坚实的基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骨干，一部分已成为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曾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396人，还有一批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他们影响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文化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雷雨顺、王忠诚，为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于敏院士和周光召院士，全军科技工作模范钱绍钧院士等人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北京大学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及国家的需要，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和科技攻关项目，创造了一批重大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近年来，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
制以及“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科学技术方面，从国际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微分动力系统理论等基础研究，到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研制、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储存器的制造，以至第一台汉字激光电子照排系统的研究开发成功，北大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京大学在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以北大方正集团为代表的一批校办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今天，当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那些为北大的发展呕心沥血的先辈们；我们衷心地感谢那些对北大发展给予关心和帮助的各级领导、国内外的各位朋友和众多校友。我们特别要向为北大的进步和发展勤奋工作敬业奉献的全校师生员工，包括离退休教职工，表示深切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江泽民主席为北大百年校庆挥毫题词：“发扬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精辟地概括了北大的传统和北大的精神，也是北大百年历史的主旋律。面对世界范围科技革命的新高潮，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所面临的新挑战，我们深感任而道远。在下个世纪，大学作为创造、传授和运用知识的重要基地，对于国家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肩负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自觉地用邓小平理论，用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精神教育学生，努力做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高度统一，培养具有高度人文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应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里的杰出代表。
第二，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北京大学学科齐全、基础理论雄厚、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的优势，使北大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产生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思想；使北大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学术研究中心，取得世界公认的重大学术成果。
第三，要更加积极地贯彻教育、科技和经济相结合的方针，把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要更主动地发挥北京大学的社会功能，为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成果，使北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地，成为古今融合、东西交汇的文化殿堂和人类友好合作的桥梁。
这些任务显然是十分艰巨的。我们相信，只要努力按照邓小平理论所指引的方向，牢记江泽民主席代表党和国家对我们的重托，认真贯彻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认真学习和借鉴海内外大学的有益经验，弘扬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北京大学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再创辉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全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谢谢大家。
北大之父——蔡元培
蔡元培，1917年任北大校长，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在他任职北大期间，广聘各方英才：以西学见长的胡适；以中学见长但思想保守顽固的辫子教授辜鸿铭；连大专都没毕业的鲁迅；仅是中专毕业的梁漱溟。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使北大得以快速发展。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教育理念。它不为制造某种牌子的政治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惊人的经济效益规模化的生产所谓合格的劳动者，更不为发展某种带有霸权色彩的体制化文化提供后备军。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大学，是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不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趴狗”。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依托的地域已转移到港台海外。而前两个阶段则都与北大直接相关。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从第二方面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阵地，但学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办学的自由主张应当互容，才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真实性。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立场，与其他思想体系是有差异，并有排斥性的。但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思想导向，则必须与其他思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北大由蔡元培奠立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理路，正好在后一方面显示了它的自由主义特性。而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这一格局反映为大学体制，就是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既指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学术研究，也指教授对大学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这在老北大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大学的主义”可以支配大学，意味着大学自身处于主动的地位。
再就第三方面来分析，北京大学历来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显示现代大学的独特地位与社会功能。这点可以从三个支点上获得确认：北大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生产商”。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象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的主义”之存在的证明。
《大学的主义与主义的大学──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作者：任剑涛 ）
讲话稿的有关知识
讲话稿又称演讲稿、演讲词，是为演讲准备的底稿或演讲内容的记录，是一种直接面对听众，凭借口头表达，进行宣传、教育、鼓动或是思想交流的一种论说性文章。这种文章在立意、选材、结构等方面，除了应遵循一般议论文的要求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要有现实和现场的针对性。讲话的内容要针对当前听众关注的话题，还要针对听众的具体情况，要符合听众的现实需求和能够接受的程度，即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二是要有思想和心理的启发性。讲话的内容要对听众有启发性，要帮助听众分析问题。解决问，要能够使听众从讲话中得到教益。
三是要有语言和逻辑的明确性。讲话的语言要明白无误、深入浅出，还要注意符合讲话的场合以及跟听众的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语言让听众易于准确接受，一方面还要注意语言得体。讲话的逻辑性要强，尤其要注意有条不紊，让听众在听到每一句话的瞬间都能对讲话内容有最大限度的理解，在每听完一个部分时都能够留下完整的印象并能够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框架。
（《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8期 高森）
我观北大〔1〕
鲁迅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2〕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
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3〕的招牌来“作之师”〔4〕，并且分送金款〔5〕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6〕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7〕，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8〕，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十二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
〔2〕指高仁山。参看本卷第120页注〔7〕。
〔3〕“整顿学风”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起草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由
段祺瑞发布。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4〕“作之师” 语见《尚书·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金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因法郎贬值，坚持中国对法国的庚子赔款要以金法郎支付。一九二五年春，段祺瑞政府不顾当时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意了法方的无理要求，从作为赔款抵押的中国盐税中付给债款后，收回余额一千多万元，这笔款被称为“金款”。它们除大部充作北洋政府的军政开支外，从中拨出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教育经费，当时一些私立大学曾提出分享这笔钱，章士钊则坚持用于清理国立八校的积欠，“分送金款”即指此事。
〔6〕彭允彝 字静仁，湖南湘潭人。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所以这里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
〔7〕暗地里做总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市群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并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上宣称：
“幸天相我。局势顿移。所谓鸟官也者。已付之自然淘汰。”其实那时段祺瑞并未下台，章士钊也仍在暗中管理部务。
〔8〕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如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