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孔雀东南飞(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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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的内容及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与其妻刘兰芝感情甚笃。但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如刘兰芝、焦仲卿、焦仲卿母、刘兰芝兄等,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看不到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作者调动了各种叙事文学的手段。首先,此诗善写人物的对话,诗中有焦仲卿语,有刘兰芝语,有仲卿母语,有兰芝母语,有兰芝兄语,有县令语,有主簿语,有府君语,或繁或简,而一一符合人物的身份。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次,此诗善写人物的动作,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泼辣,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讶,用“事事四五通”写刘兰芝的心烦意乱,用“进退无颜仪”写刘兰芝被休回娘家时的尴尬情形,用“举手拍马鞍”写刘兰芝和焦仲卿最后一次相会时的沉重心情,凡此,均写得生动逼真,使人如见其形。再次,此诗善写人物的心理,如写焦仲卿闻变赶来与刘兰芝相会,听说刘兰芝已答应再嫁,便说:“贺卿得高迁!”这句话表面上表现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讥讽,但实际上却正反映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爱恋。又如焦仲卿与刘兰芝相会回家后对母亲说的“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也借天气的突然变化来隐喻自己的绝望心境。凡
此,均可见此诗对于人物心理的刻划是非常真实生动的。此诗总的风格是写实的,但是其中的铺排描写及结尾处理却颇富浪漫色彩,如其结尾云: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以枝叶的相交与鸳鸯的和鸣,象征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绵绵不绝,其构想极为优美迷人。这种余音袅袅的浪漫结局,对于后来的类似故事有很大影响,如韩凭夫妇故事及梁、祝故事等的浪漫结尾,都深受此诗影响。此外,此诗语言生动活泼,剪裁繁简得当,结构完整紧凑,都达到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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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
。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
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
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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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的设立
据史书所载,乐府的最初作品,似乎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乐。惠帝时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由此可见房中乐到惠帝时便正式入乐,乐府这个名称也是从惠帝时开始的,但当时只是一个官名。乐府机构的设立,是从汉武帝刘彻时开始的。
汉初,统治阶级在恢复和健全国家机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重建赋税徭役制度、恢复地主的爵位和田宅的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经过六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的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政治思想上对儒术的尊崇,制札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乐府之制便随之而设。
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把之札,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未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上;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829人,并没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了解民间对统治阶级的意见,以便采取统治的对策。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武帝时乐府采集的诗歌并不限于赵、代、秦、楚四地,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说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采集地域之大,规模之大,是继周代《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汉乐府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有:吴、楚、汝南诗歌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诗歌9篇;邯郸、河间诗歌4篇;齐、郑诗歌4篇,淮南诗歌4篇;左冯翎、秦诗歌3篇;京兆尹、秦诗歌5篇;河东、蒲及诗歌1篇:洛阳诗歌4篇;河南周诗歌7篇;周谣诗歌75篇;周诗歌2篇;南郡诗歌5篇。采集的总数计138篇,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现代我们看到的汉代乐府民歌,多是后来收集到的东汉时期的作品。乐府虽然采集民歌,但乐府诗并不完全是民歌,其中也有一些是贵族文人的创作,但贵族文人的歌颂之辞,抵不过民间歌谣的流行,因此,后来留存下来的多是俗乐民歌。
乐府设立了百年左右,到哀帝刘欣时,史书所载,说他不喜欢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又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朝廷做个榜样,下诏把乐府里的俗乐罢去,只国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共裁革441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其实,哀帝罢乐府,并非他不喜欢音乐,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民间俗乐,只是“郑卫之声”可罢,留下的338人多是用于演奏雅乐之人员,可见统治阶级对民间音乐诗歌的鄙视。
哀帝罢去掌管俗乐的“乐府官”,并未能阻止这种民歌势力的向前发展,现存的乐府诗,不论是贵族的或民间的,仍多是哀帝以后的作品。东汉是吝恢复乐府机构,史无明文。但统治阶级对乐歌相当重视。明帝把大乐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饶歌等四部分;光武帝时制有云翘舞,育命舞;明帝时东平宪王制有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制燕射歌等等,说明乐府诗仍然向前发展。同时,统治阶级出于种种目的,起码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曾访听歌谣。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徽眼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蠢害者”(谣言,指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涉之也)。那些被罢的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本来就都是由各地民间征集来的,被罢后,他们又重新回到民间,继续演奏俗乐民歌,并把人民口头创作的新民歌记录下来,自己也有新的创作,使得乐府诗继续向前发展。
汉代以后,魏晋时代仍有乐府机关的设置,但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只是两汉时代的乐府民间歌辞,有些还在继续演唱、使用,因而,两汉的一些民歌能够流传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沈约著《宋书》,这些乐府诗便被载入该书的《乐志》。
至东晋后的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纵情声乐,又开始收集民歌俗曲,因此、流传在当时南、北方的民歌,又被保存不少,仅南朝乐府流传下来的就有480余篇,不仅数量多,而且与汉乐府诗也有不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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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诗歌简介
入汉以来,先秦的雅乐日趋没落,从民间或西域传来的俗乐成为新兴事物,西汉时建立
了专门的音乐机构——乐府,用来管理那些新兴的俗乐,乐府诗就是乐府机关采撷、演唱的
这些新兴俗乐的歌辞。
汉代的乐府诗合乐可歌,魏晋以后,许多文人曾大力的摹仿过古乐府,他们沿用古乐府
的旧题而写新诗,这些作品已同一般的古诗没有什么差别。有的作品连古题一起抛开,着重
的是古乐府的风格和意态,习惯上,上述作品也称作乐府诗。(乐府的这个称谓,后来也用过指称按谱歌唱的宋元词曲,不过性质实异,同这里所说的乐府不是一个概念。)
总之,古代的乐府诗既有合乐可歌的,也有仅以书面形式出现的,在古曲早以散失的今
天,却都是以书面文学的形态出现。
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曾把乐府诗分为12类:
一、郊庙歌辞:祭祀用的歌辞。
二、燕射歌辞:朝廷享宴用的歌辞。
三、鼓吹曲辞:军乐的歌辞。
四、横吹曲辞:同样是军乐的歌辞。
五、相和歌辞:原是汉代的“街陌谣讴”,后来为乐府所采撷,是汉乐府的精华,魏晋
文人的乐府诗一般都用此类题目。
六、清商曲辞:东晋南朝时期流行的清商新声歌辞。
七、舞曲歌辞:分雅舞和杂舞两类。
八、琴曲歌辞:配合琴曲的歌辞。
九、杂曲歌辞:上述诸曲以外的,或为被乐府所采撷,也有后世不详其声调,无法明确
归属,还有不少是民间歌辞。
十、近代曲辞:隋唐时代的杂曲歌辞。
十一、杂歌谣辞:历代的歌谣、谚语等。此类实际不属于乐府诗,但乐府本出于歌谣,
可以相互引证,所以一并收录。
十二、新乐府辞:唐代诗人的新题乐府诗。
汉魏及六朝乐府诗最有价值的部分,绝大多数集中在相和歌辞、杂曲歌辞、清商曲辞和
横吹曲辞四类里,它们包括了大量所被称道的乐府民歌,是乐府文学中的珍宝。
两汉是乐府诗兴旺的时代,由于年代较远,许多作品都已散失,现存的汉乐府诗主要有
《安世房中歌》17章,《郊祀歌》19章,《铙歌》18曲和40多首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安
世房中歌》和《郊祀歌》都是汉的郊庙乐,而《铙歌》本是军乐。
其中除了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加上《铙歌》里的《有所思》《上邪》《战城南》等作品
采集于民间,其他的大部分都远离现实,缺少社会内容,文字也难以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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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民歌的特色与文学成就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文人创作,文人创作的主流是辞赋。乐府民歌作为民间的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它与文人文学虽有一致的地方,但更多不一致之处。这种非主流的民间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逐渐影响了文人的创作,最终促使诗歌蓬勃兴起,取代了辞赋对文坛的统治。所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数量不算多。但是,在到汉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它显示出特异的光彩。下面,我们对其主要的特色与成就,逐一介绍。
第一,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尤其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在汉代文人文学中,政论散文、辞赋,都不涉及社会下层的生活;《史记》也只记述了社会中下层中某些特殊人物的特殊经历,如医师、卜者、游侠等。至于汉代以前,只有同为民歌的《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与汉乐府民歌较为相近。但是,《国风》虽然也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它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特征并不显著,更没有具体深入地反映出这种生活的艰难与痛苦之处。《国风》中大量的关于婚姻、爱情的诗篇,我们只能说它写出了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的人类生活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方面,而无法确定所写的一定是下层的或“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士兵征战之苦与怀乡之情的诗篇,也只是写出了下层人民生活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方面。只有《豳风·七月》,反映了奴隶们一年四季的劳作生活,但它又只是概括性的陈述,而不是具体深入的描写,而且也仅有这一篇。因此,汉乐府民歌中的许多诗篇,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诗中写一个妇人久病不起,临终前再三嘱咐丈夫要好好养育孩子,不要打骂他们,可是她死了以后,孩子们无衣无食。父亲到市上去乞讨,碰到熟人,同情地给了他几个钱。回到家,见小孩子不懂母亲已经死了,还一个劲地哭着要母亲抱。这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生活,又是充满苦难与辛酸的生活。这样的诗,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诗中那位母亲临终之际对自己的孩子死不瞑目的牵挂,真可以催人泪下。同样写孤儿的,还有另一篇《孤儿行》。诗中的孤儿,原是一个富人家的子弟。但父母死后,却成为兄嫂的奴隶。他被迫远行经商,饱经风霜,归来后“头多虮虱,面目多尘”,也不能稍事休息:“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使我早行汲,暮得水来归”。平日“冬无复襦,夏无单衣”,从“三月蚕桑”,到“六月收瓜”,什么都得干。使得这位孤儿发出了“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悲痛呼喊!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景象。
《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迫走向绝路的场面: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①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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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语义费解,汉乐府中常有类似情况。通常标作“今非,咄!行!”似乎可通,但作为歌辞,恐怕很难演唱。
无衣无食,又无任何希望的岁月,使得这位男主人公再也不能忍受,宁可铤而走险。女主人公则苦苦解劝,希望丈夫忍受煎熬,不要做违法而危险的事情。这个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
《艳歌行》写了远离家乡谋生的流浪者生活中一件细琐的小事,情感不像上述几篇那样强烈,但同样浸透了人生的辛酸: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在异乡为别人家干活的兄弟,有幸遇上一位贤惠的女主人,愿意为他们缝补衣衫,她丈夫回来看到了,心怀猜疑地斜视着他们。这使流浪者深感“远行不如归”。然则归又如何呢?倘非为生活所迫,也就不会出门了。
其他如《十五从军征》写一个十五从军、八十始归的老人,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却再无亲人,只看到累累荒冢;《战城南》写战死的士卒,横尸战场,听任乌鸦啄食。凡此种种,都写出了孤苦无助的人在人间的悲惨遭遇。这种生活事实从来就存在,而且后来也长期存在下去。在汉乐府民歌中,它第一次被具体而深入地反映出来,显示了中国文学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也为后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内容极其广泛的题材。由于很多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民生疾苦渐渐成为中国诗歌的一种显著特色。
生活气息浓厚这一特点,主要表现于上述反映下层人物生活的作品,但也不是仅有这一类作品才具备。譬如《陇西行》,赞美一位能于的主妇善于待客和操持家务,也很有生活气息。
第二,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有“缘事而发”的特色,主要当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前面所说汉乐府民歌的第一个特色,即生活气息浓厚和深入具体地反映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痛苦,也是因为采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些叙事性的民歌,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达人物事件显得自由灵活。在结构方面,也有显著特点。汉乐府民歌中的叙事诗大都是短篇,这一类作品,常常是选取生活中一个典型的片断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与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艳歌行》同样只写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十五从军征》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一切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园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这首仅十六句的诗不仅涵量大,而且写得从容舒缓,绝无局促之感。
中等篇幅的如《陌上桑》,长篇的《孔雀东南飞》,则是另一种写法。这里有更多的描叙,情节的展开和矛盾冲突的起伏,具体的我们放在后面一节再谈。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直接以“歌”、“行”为名,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是表示对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因为“歌”、“行”原来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在写作手法上,无论短篇和长篇,也都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第三,汉乐府民歌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在先秦文学部分我们分析了《诗经》的情感表达,指出它的总体的特征,是有所抑制而趋于平和含蕴。古人以“温柔敦厚”四字来概括,并没有怎么说错。屈原的作品中,情感是相当激烈的;但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人物的抒情,又有其特殊性。汉乐府民歌可以说既接受了楚文化传统的熏陶,同时又在更广泛的生活方面和更强烈的程度上表现这一特点,无论表现战争、表现爱情,乃至表现乡愁,都尽量地释放情感。叙事诗是如此,抒情诗更是如此。如《战城南》这样来描述战争的惨烈: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激战过后的战场上,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又想象死者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嚎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在《诗经》中完全看不到踪影;楚辞中的《国殇》,也有所不及。
《上邪》是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写得很简单,却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诗中主人公连用了五种绝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表示爱对方一直要爱到世界的末日。《诗经》中即使最强烈的表达,如《唐风·葛生》所说的“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比较之下,也显得平静而理智了。
对于背叛爱情的人,《有所思》又是毫无留恋,毫无《诗经》中常见的忧伤哀怨,而是果断地愤怒地表示决裂: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瑇瑁等,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想思与君绝!
诗中主人公听说对方“有他心”,立即把准备送给对方的宝贵的爱情信物折断摧毁并烧成灰,这还不够,还要“当风扬其灰”,以表示“相思与君绝”!
《古歌》和《悲歌》抒发乡愁,又是那样浓厚沉重,无法排遣。前者如下: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综上所述,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情感表现的解放。《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是“感于哀乐”之作,便是指这一特色而言吧。对于诗歌的发展,这一点同样是很重要的。后代情感强烈的诗人,常从这里受到启发。李白的《战城南》,就是对汉乐府民歌的模仿。
第四,汉乐府民歌中,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哀。汉代两首流行的丧歌《薤露》和《蒿里》,就是这样的作品: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前一首感叹生命就像草上的露水很快晒干一样短暂,却又不像露水又会重新降落;后一首感叹在死神的催促下,无论贤者、愚者,都不能稍有停留,都成了草中枯骨。应当指出,汉代人并不是只在送葬时唱这种歌;平时——甚至在欢聚的场合,也唱它们。《后汉书·周举传》载,外戚梁商在洛水边大会宾客,极尽欢乐,“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这似乎常常在提醒自己:乐极生悲,欢尽哀来。从中可以感受到汉人普遍的感伤气质。
生命的短促,是人类永远无法克服的事实。出于对美好人生的珍爱,因此而感到悲伤,也是自然的感情。而同样从这种伤感出发,人们又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长歌行》强调了努力奋发: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诗人以朝露易晞、花叶秋落、流水东去不归来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复返,由此咏出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面对同样事实,在《怨歌行》中,得出的结论是“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西门行》更进一步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从今天的眼光看,《长歌行)所提倡的,或许更为积极可取。但《怨歌行》、《西门行》所提倡的及时享乐,也包含着紧紧抓住随时可能逝去的生命的意识。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游仙诗,也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反抗生命短促的事实。汉乐府民歌的这一种特色,与同时代的文人诗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民歌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而直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感叹人生短促,并由此出发寻求各种解脱的途径,更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中心主题,游仙诗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第五,汉乐府民歌表现了生动活泼的想象力。如《枯鱼过河泣》中的枯鱼(鱼干)竟然会哭泣懊悔,并会写信给其他鱼类,告诫它们出入当心;《战城南》中的死者,竟会对乌鸦说话,要求乌鸦为他嚎丧;《上邪》所设想的一连串不可能之事,都有“异想天开”之妙。它的比喻也常常出人意表。如《古歌》以“腹中车轮转”喻忧愁循环不息;《薤露》以草上之露喻人生之短促;《豫章行》以山中白杨被砍伐运走、与根相离,喻人被迫离乡,等等。这种生动活泼的想象力,是先秦诗歌和汉代文人诗中较少出现的。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这也是整个汉乐府民歌的普遍特色。这一特色也给后人以一定的启发。
第六,汉乐府民歌使用了新的诗型: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整个趋势,则是整齐的五言体越来越占优势。
杂言体诗在《诗经》中已有,如《式微》、《伐檀》等篇。但《诗经》中这种诗为数甚少,在大量的四言体诗中,显得很不起眼,而且就是杂言体的诗,句式的变化也较小。楚辞中的多数作品,句式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但总是有些规则,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为主。汉乐府民歌则不然,它的杂言体诗完全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应该说,民歌的作者,只是按照内容的需要写诗,并不是有意要写成这样,也就是说,并不是有意要创造一种新的诗型。但它的杂言形式,确实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和艺术表现上的灵活生动之便。所以到了鲍照等诗人,就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乐府的杂言体,以追求一定的效果;到了李白手中、更把杂言体的妙处发挥到极致。于是,杂言也就成为中国古诗的一种常见类型。
西汉的乐府民歌中,《铙歌十八曲》全都是杂言,《江南》则是整齐的五言。另外,像《十五从军征》等也有人认为是西汉作品。但不管怎样说,到了东汉以后,乐府民歌中整齐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上也越来越提高,是没有疑问的。这个过程,大概是同汉代文人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在东汉中后期,文人的五言诗也日趋兴盛。而且,一般所说的“民歌”,尤其是上述语言技巧相当高的“民歌”,也难以排斥经过文人修饰甚或出于文人之手的可能。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最主要的形式。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