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雷雨

曹禺简介

　　曹禺以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等剧作蜚声海内外。特别是在当代，研究曹禺、改编他的剧作，使他的剧作以多种艺术形式重新和观众见面，已开成一股方兴未艾的潮流。国外的许多学者和大学也都争相介绍和上演他的剧作，曹禺已成为一位走向世界的艺术大师。

　　“窭人之子” 

　　曹禺，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名添甲，学名万家宝。童年时，父亲常常告诫他，不要忘记自己是“窭人之子”。他自幼天资聪慧，但性格孤僻。他受过较好的启蒙教育，还很早地涉猎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并且是个小戏迷，觉得戏剧是“一个美妙迷人的东西”。 

　　1922年曹禺考入南开中学。首次以“曹禺”笔名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同时，还崭露戏剧表演的天赋。先后演过《少奶奶的扇子》、《打渔杀家》、《南天门》、《国民公敌》等多部戏。最为成功和为他带来莫大声誉的是他男扮女装演《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 

　　1928年曹禺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后又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清华期间，他仍积极参加戏剧演出，有时还集导、编、演于一身。由于他出色的表演和才能，继钱钟书“清华之龙”后被誉为“清华之虎”。

　　1933年，23岁的曹禺创作了《雷雨》，成为中国剧坛上升起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新星。随后，陆续发表《日出》、《原野》、《北京人》。期间，担任了国立南京戏剧学院教授。 

　　抗战爆发后，前往重庆、江安。1947年奔向解放区。解放后，长期任文艺界领导职条。1951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担任首任院长。

　　“写《雷雨》是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是由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的，不仅如此，这种情感的潮水还将强烈的折射到创作的具体过程和创作内容。曹禺就是这类情感十分丰富的作家。他在创作《雷雨》时，就“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同时，他还力求通过对故事的真实描写，把严酷的人生深刻地描绘出来，并通过人物命运的高度巧合提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 

　　在《日出》的创作中，曹禺更是较之写《雷雨》憋满了一腔愤怒之情，这是他情感的又一次更强烈、更深沉的输出，是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对旧世界的控诉。 

　　《北京人》是曹禺写的最好的剧本，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而完成的。它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了作家对戏剧审美境界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它是曹禺创作历程的一个高峰，是一部传世的杰作。

　　观察与思考是创作的必经之路

　　观察生活是曹禺的习惯。他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记在笔记本上。一次，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使他他产生了兴趣，他一观察就是三天。 

　　在写《日出》的时候， 他经常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了解、调查。 有一次差一点被打瞎了眼睛。 他还冒着被熟人看见，名誉受损的危险。为了获得资料，为了在黑暗的角落从那些污秽的“可怜人身上”发现人间美好的心灵，他遭受了不知多少折磨、伤害，甚至侮辱。曹禺就是这样以一个艺术家独特的人格魅力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目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创作过程中，曹禺是一个不敷衍的人。他潜心设计结构，他在戏剧结构上的高超和妙手天成，是“五四”以来任何一位剧作家都无可比拟的。在人物塑造上，他更是花费了全部心血。在创作《雷雨》时，他给人物写小传、札记，所以， 每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人物介绍。这是曹禺的发明，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上时代特色比较鲜明的作家。他不像有的文人那样懂得和善于保护自己，甚至有时显得缺少独立思考。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伟大的、天才的人是如何被时代蛊惑、扭曲、吞筮。可以这样说：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妨碍了他成为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尽管如此，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曹禺以不懈的艺术探索精神，在现代话剧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上，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一代艺术宗宝贝的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人性的生存悲剧

──谈《雷雨》

胡颖

　　摘要：《雷雨》是一部超越“命运”与“性格”悲剧的新的悲剧的形式：生存的悲剧。《雷雨》历来为人们归为命运悲剧一类，但其实作品中所指的命运只是一种托词，是对于悲剧命运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呼喊。《雷雨》并非宿命，是人性在苦苦挣扎中迫于生存而走向了毁灭，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即人性深处的冲突在周朴园与侍萍等人中得以演绎。

　　关键词：人性的挣扎，生存，悲剧  

〈一〉

　　悲剧，这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本是戏剧的一种大的类型和剧种。古希腊的悲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根源于被认为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地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虽相信人的力量，但更坚信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不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形成了矛盾的家教观和命运观。普罗米修斯为帮助人类生存与进步，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遭受的巨大痛苦，这是埃斯库罗斯不能解释清楚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深刻地表现了人们主客观之间的冲突。《俄狄浦斯王》是俄狄浦斯个人的命运问题。悲剧的英雄在艰难的命运之中，也不会失去坚强的性格，顽强地与困难斗争，但命运捉弄他，一时把他捧得很高，一时又摔得很惨，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其命运注定的生活道路。于是，亚里士多德便称《俄狄浦斯王》为命运悲剧的典范。

　　古希腊命运悲剧紧紧依托着神话传说，它来自对人生痛苦与邪恶的一种敏锐的认识。古希腊神话中负责正视、死亡、罪行、恐惧和绝望的复仇女神，她曾掌管预言的，后来虽被光明之神所代替，但她还是占有一席之地。阿波罗的预言代表着理性的选择，但却不能完全掌握，因为复仇女神保留她对命运的预言及因果报应权——她的预言实现就是一种惩罚，这样，命运就变得难以理解和很难掌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主张的“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人开始自己主宰自己，因而，悲剧的根源也就是转向了人本身，也就出现了“性格悲剧”。哈姆雷特的典型的意志耗散、信念迟疑，行动拖延，造就了一种新的悲剧类型。他立誓为父报仇，却一再拖延不决，而觉得自己处于地狱之中，这种悲剧的最后原因归咎于原罪，即是生存本身之罪，即命运的悲剧。而《雷雨》，超越了“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两种模式，体现了叔本华所谓的第三种悲剧情形：“生存的悲剧”。

〈二〉

　　历来，《雷雨》都被认为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人物布局及其错综复杂的冲突，只被套认为是一种巧合，一种“命运”带来的悲剧。

　　曹禺熟悉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奥尼尔、契诃夫和易卜生，《雷雨》在艺术上深受他们的影响：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同时他也涉猎了近代东西方哲学著作，使《雷雨》既包含了古希腊悲剧的崇高感和神秘感，也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人性问题的关怀。曹禺“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沉沉的忧郁”，也热爱“尼采丰盛的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依据哲学新时代唯物意志论和表象主义的哲学观，把悲剧的根源转向生存本身，这才是曹禺要表现的主题——生存悲剧。

    　　侍萍和周朴园之间有这样一段台词：

　　　　朴：你——侍萍？

　　　　鲁：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朴：（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不是我要来的。

　　　　朴：谁指使你来的？

　　　　鲁：（悲愤）命！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

　　　　……

　　　　朴：我看过去的事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朴：怪不得四凤这样象你。

　　　　鲁：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侍候你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也许这段台词以及人物口中反复出现的对命运的指责是人们认为这是一场命运悲剧的最大依托了。侍萍这个人物出被认为是控诉命运捉弄的最有力证人。的确，三十年前，当她还只有四凤那么大年纪时，就被人残忍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想死也没死成。活着，拖着一个孩子，三十年来的生活中又将是多少的辛酸与血泪痛苦，局外人实难想象，而三十年后，垂暮之年的打击又是何等地残酷啊！她向苍天喊出了她的冤愤“不公平”“报应”这一声声命的控诉，却与古希腊的“命运”观是不相干。神的力量主宰着世界；复仇女神预言着命运，一切悲剧成了命中注定，是神的预先安排，这才是命运的悲剧。

　　然而，我认为《雷雨》中侍萍口口声声所说的“命”却只是中国民间一种习惯的口头托词，是由于对悲剧现实无法解释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一种并无确指的无可奈何的呼喊。但侍萍屈服了吗？不，她毕竟是坚强的，有着巨大精神力量的女子，“有异常的道德力量”的女子！“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这句话包含了侍萍三十年来的多少辛酸，多少的悲愤和多少的血泪痛苦呵！她诅咒这世界，但她还是在与这世界抗争。三十年她忍受了无法忍受的遭遇，顶着椎心刺骨的煎熬，嫁了三次，当老妈子侍侯人，但她还是勇敢的活下来了，勇敢的抵抗着不公平的遭遇。她相信命运了吗？没有，她停止了痛恨吗？也没有。她善良，她纯洁，谁能不为她所具有可敬的自尊自强感动呢？她另外有了两个心爱的孩子，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份拥有自己的快乐。虽然黑暗之手再次笼罩了她，三十年前的一段孽缘终于又缠绕于身。四凤与周萍的关系对她简直是五雷轰顶，无奈之中，面对残酷的“天道”，她还是一字一血地作出了抉择：“你们一块儿走吧。”她克制了伦理道德的无情冲击，滴血的理智作了无情的抗争。封建社会的下层劳动人民头脑中宿命思想与伦理观念并不是作品本身的宿 命思想。

　　侍萍终究是疯了。人们便认为这一结局是命运的悲剧。她苦苦挣扎，但她终究失败了。但大家就能以此便认定了，侍萍终究敌不过她自己口中的命运的嘲弄了吗？不是！这里并没有上文所说的古希腊那种悲剧哲学的内涵。侍萍与剧中人物一样，由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了彼此间的损害，才终究酿成了悲剧，即生存的悲剧。俄狄浦斯的英勇奋斗始终操纵在“神”的手中。神能翻云覆雨，神会反复无常，喜怒哀乐间便制造了俄狄浦斯这位悲剧英雄。然而，他无法掌握的是，人的生存本身。《雷雨》是以自己全部的剧情和艺术结构来表现这样一个主题的。

　　《雷雨》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悲剧的承担者，无论是贫是富，是好是坏，都上演着悲剧的角色。剧中八个人物，都有各自的强烈意向和欲望，并各自为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而行动着。仅表层结构中，就可以看到：周朴园所追求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秩序；繁漪所追求的是要留住周萍，让周萍永远陪伴自己；周萍则想避开繁漪，逃出周公馆；四凤又想跟周萍一起走，想跟周萍结合；周冲在追着四凤的爱；而侍萍却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险地；鲁贵想能够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而鲁大海则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向周朴园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把自己作为扭结点，与他人构成多层的网状矛盾关系，而且其中任何一组矛盾冲突的出现与展开，都与其它矛盾交织关联。深层结构中三十年来所酝酿而成的潜在冲突，又使这一切纠葛在一瞬间爆发。极端复杂、极端紧张的冲突，最后是八个人都失败了，繁漪留不住周萍，周萍也走不了；侍萍带不走四凤，四凤也不能与周萍结合；周冲得不到四凤的爱，鲁贵也不能重返周家；鲁大海的罢工失败了，而周朴园也完全失去了家庭的秩序和自己的尊严。这个家庭，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人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可以说是“雷雨”的化身，操纵着表层结构中的矛盾冲突，整个剧本的动力。正是她的所作所为，使得周萍、四凤的追求失败了，也使侍萍与周朴园之间一段悲剧根源被发掘出来，打乱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她要周萍陪伴自己，但她要求的并不是仅仅周萍。她是一个外形沉静，可“爱起你来象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你来也会象一团火，把你烧毁”的女子，她被周朴园软禁在这个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整整十八年。寂寞枯淡的生活，沉重窒息的空气，闷得她透不过气。封建社会的势权，周朴园家庭绝对权威独裁，使得繁漪的生存理想与现实相悖，人性的本能追求被压抑的生活使得她的存在也以一出悲剧的形式出现——她已不存在什么希望，只安安静静等待死亡到来。

　　从乡间跑来的年轻人周萍，以他的热情，他的欲望，使繁漪这株即将枯死的奇花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逐渐有了生气。她按自己的性格爱了，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周萍毕竟不是周朴园，他犹豫怯弱，胆小怕事，决不是值得繁漪爱，值得为他牺牲的人。周萍作为周公馆的大少爷，他受过“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洗礼，不满于父亲的专横与不尊重女性，他与后母的乱伦也是个性解放的一种要求，但是周朴园的衣钵传人，例子竭力想做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都孝子。基于这一立场，他作了周朴园的肖子，奉命唯谨，无限恭顺，周朴园的一言一动，他几乎都无条件地赞成。他爱上了四凤，竭力想逃出周公馆，中断与繁漪的关系，只是对繁漪的变心，还有他惧怕的心里在起着作用：他害怕与繁漪的关系张扬开去，不容于父亲，不容于社会舆论，不容于整个统治势力。

　　周萍不敢与周朴园及其代表的社会力量决裂，遵循封建社会所谓的“良心”，但“良心与怯懦是同一回事”（王尔德）。他的怯懦，违背、负了繁漪，自身也陷入了一种最为尴尬的境地，三十年来的寄生生活，他成了具有空形的废物，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消磨了他年轻人的朝气和雄心，对父亲对社会曾有的某种程度的仇恨和不满，只能变为尊敬与恭顺，但他要逃离这个家庭，去寻求一种新的，较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存环境的折磨。

　　可繁漪是不允许周萍摆脱这一生存的悲境的，她的性格雷雨般爆发去追求个性的解放，“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侮”。这个带着新思想的女性不可能轻易放弃了斗争。但她毕竟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个人主义者她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自己的儿子被拉出来借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鲁贵是四凤的父亲便必不能留在周家；周萍只能陪伴她，她也会安于虚伪和欺骗的不自然关系而不起来反抗。于是，每个人人性的追求都在被自己的地位，被彼此间复杂的关系，相互遏制、损害了，陷入了生存的悲剧。

〈三〉

　　“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鲁迅语）。那么《雷雨》毁灭了什么呢？这个家庭悲剧通过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把八个人苦苦挣扎的人性拷打了，摧残了并毁灭了。生存的悲剧也随之上演了。侍萍疯了，也正是她的善良、纯朴的人性之美给毁灭。

　　侍萍与周朴园之间有着一段难以排解的感情纠纷，纠缠了三十多年，终于导致了一场大悲剧的上演。一般认为，周朴园是个伪君子。他对侍萍的感情完全是假的，虚伪的；而侍萍是个怨女，她对周朴园的是恨，没有爱。真的如此简单吗，那便不会引发如此多的恩恩怨怨，人物间复杂的大网了。其实，周朴园的人性深处也有真，侍萍的内心始终埋藏着爱。凡人都有人性，而人性辩证地看都是有二个对立面的，周朴园与侍萍也不会例外的。 　　说周朴园是一切祸患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但这幕悲剧并非是他的意愿，他也是深陷于其中的最大的悲剧承担者。三十年前，他与女仆相爱了。一个大家公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在封礼教的束缚下迈出了这一步，能认为他与侍萍的爱是假的吗？侍萍被逼走了，这是谁的意愿，我不敢断定，但可想而知，家庭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他与侍萍毕竟是两个阶级的人物，“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不允许他这位周家大少爷去接受一个下层社会的侍女，而只能迎娶一位富家小姐。周朴园是个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追求一种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生活，他要做的是“社会上的好人物”，于是，三十年前的侍萍成了他这一追求的抛弃品，终于酿成了三十年后的悲剧，但这并非他的初衷。因为这对他而言毕竟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也爱侍萍，只是在与他的社会地位冲突之后，他才放弃了侍萍。他一直留侍萍的儿子在身边，在向他时时提醒着孩子的母亲——侍萍，抹杀曾经的存在，经常不经意的触动他对侍萍的回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记吗？”他每年都记着侍萍的生日，照着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甚至因为生萍 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也总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他保持她“生前”的习惯，表现了一种忏悔，这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具有一些道义力量和感情力量的。因为他对侍萍曾经存过的可资怀恋的情感，在他日后的不完满婚姻生活中，便显露出对繁漪的专横冷酷，恩威并施，以维持他的威严，建立起他引以自豪的家庭的“平静”“圆满”的秩序。然而，与此同时，他也生活在失去真正的夫妻之欢，父子之乐的感情孤独之中。他怀恋与侍萍之间一段真挚美好的生活以缓解自身道德重负和内心枯冷，正如聂赫留夫出于自我救赎的需要而拯救卡秋莎一样，证明了他内心深处人性的一个正面。他一直生活在一种空虚之中，表面的绝对权威并不能弥补情感生活，他所能做的只是以放纵的生活与回忆来麻醉，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但侍萍的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又惊惶失措，声色惧厉，严厉的喝到“你来干什么？”极端矛盾的态度，判若两人的口气，暴露了他的虚伪，冷酷，自私，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侍萍的感情是真的。侍萍再次出现，他内心深处欣喜，但应该有情有义的赎罪，而他有的只是一句“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资本家，他要做到的是一个非常“有体面”的人物 。三十年前他放弃了对侍萍的爱，在生存的道路上酿成了一场悲剧。因此，周朴园，一个表面上冷酷、自私、虚伪的人，是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心事，他只能在内心深处祭奠和怀念真心所爱的人，用一种悲剧形式来表达爱。他爱而不得所爱，不能终其所爱。更可悲的是，他们爱的结晶：两个儿子，一个成了他的阶级敌人；而另一个则给他戴绿帽子，他却毫无察觉。表面的威严和道貌岸然之下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推上最耻辱的境地。他的生存环境是何等悲哀！

　　再看侍萍对周朴园的感情。她恨，显而易见，自不待言。但她的恨中有爱。三十年前她对他的爱，正如今天四凤对周萍的爱。一位出生于下层社会的女子，在周朴园眼中，并非贫贱，而是她心目中的“梅小姐”，但“女佣子女”这一地位牢牢地锁住了她，束缚了她。“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使她不可能在周家这个家族中得到承认。他爱周朴园，有着一腔无限的柔情，但他们之间始终有一堵无形的墙，即使有了爱情的结晶也无法冲破。在等级观念森严的社会，爱的情缘与封建礼教发生了冲撞，侍萍失败了。留下漫漫三十年的悲苦生活。三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她并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女人多情和心软的天性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恨起周朴园来。当她在那间映照着前尘旧梦的屋子里看到那个三十年前爱过，三十年来恨着的冤家时，恍然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情境，其情感是迷离的，感伤的。在一种不愿相认（由于志气）又不甘不认（由于情感本能）的矛盾中，她最终忍不住一步步引导着周朴园认出了自己。她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这句话合着忧愤哀怨，也合着伤感，自然也不无女性柔情。她继续说：“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这简直是缠绵的呼唤和柔情的期盼。她对这个有负于她的人的复杂情感由此可见一斑。但她与周朴园之间同样不可能走到一起，不仅周朴园不能再接受，侍萍同样不能。两难的选择境地，又让她苦苦地作着内心的挣扎。

　　侍萍无法磨灭她女性的柔情。人性本身不可避免的脆弱因子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它是悲剧的因子，却决不是什么“命运”的支配，而是生存本身的因子。理性在她同被周萍和下人们打伤的大海离开周家时占了上风，但大海要去周家报复时，侍萍又说：“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不客是那里的老爷或是少爷，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我是一辈子也不认你的。”可见她对周朴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恨”。她对四凤说：“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易变了。”这也正是经历磨难后的她对人性弱点的顿悟。于此，她也便自然在这个基础之上原谅了周朴园。这才是真真实实的侍萍，决不同于铁腕女子的刚毅，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四〉

　　人性本身是矛盾的，即超我，自我，本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和理性法则之间冲突着。周朴园与侍萍如此，在四凤、周萍、繁漪之间也惊心动魄地存在着，而且也难以冲破人性的情感左右。于是八人各走各的路，却不可避免的互相纠缠成一张大网，互相挣扎，却越收越紧，灵魂的煎熬下必然导致一切都毁灭了。《雷雨》纠集了各种力量不同阶级，不同地位冲突，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冲突的矛盾表现，它已超越了现实功利层面，上升到作家对人类生存之更高层次的揭示和探索，其内涵更为深邃。

　　《雷雨》就这样展示了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它发生于每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帝王国君（如俄狄浦斯），也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如哈姆雷特），它更没有让我们到世界之外去寻求什么悲剧的根源，因为悲剧就在生存本身。内含着人性生存的本身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