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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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我国史学与文学中的价值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淫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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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 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１８０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１３２种元杂剧中，有１６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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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 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 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 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 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 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 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 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 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 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 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著书立 说，或历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 的经历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 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 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 的幸运兒，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 历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 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历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 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 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缰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 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冲突。张耳、 陈余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 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 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 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 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 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 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 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 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 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 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 《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 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 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 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 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 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 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 传奇效果。（《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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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 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 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 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历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 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 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闾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 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 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 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借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 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 “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 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 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 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 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 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 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 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 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 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 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 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 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 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 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 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 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 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 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 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 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 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塊吃肉，大 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 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 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 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 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 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 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 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 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 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 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 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 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 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 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 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 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 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 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 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 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 胥列传》）李广免官时与俱，至军而斩之。”（《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 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 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 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 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 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 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 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 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 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 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 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 《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 在宝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 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项 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 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 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苏秦列 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 铭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 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 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 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 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 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 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 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 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 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 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 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 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 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 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 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 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 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兒女推到车下， 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 所以采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 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１４７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 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 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 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奏，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 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 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 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 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扩展资料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 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 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 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 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三 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 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 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 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 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 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 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 （《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 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 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 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 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 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 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 《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 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 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 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 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 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 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 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