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向命运抗争的玛蒂尔德-重读《项链》

        对于莫泊桑的《项链》及其女主人公，七八十年代的各种教科书和评论文章认为：玛蒂尔德是“一个不自量力追求享受、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形象”(郭定国主编《外国名著五十篇阅读与赏评》)；“通过《项链》女主人公这个典型人物的可悲遭遇，表达了他对追求虚荣浮华的资产阶级卑俗风尚的辛辣讽嘲和断然否定”(张英伦语)；“这篇小说反映了金钱世界降临到小人物头上的悲剧，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表达了作者对奢靡庸俗的上流社会的反感”(林亚光语)……可见，各家之言大同小异，其共同之处在于揭示了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指出了作者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这在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给予接受。但认同之外，也颇怀疑它不够妥帖和全面：如果玛蒂尔德仅仅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女人，那她丢失项链后十年间的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为还清巨债而表现出的英勇不屈、坚忍不拔又如何解释呢?事出无奈?这绝不是惟一的理由。从初读《项链》至现在，历隔多年，此种疑虑和不平非但没能解除，反而变本加厉。重读作品并深思熟虑之，终至释然：玛蒂尔德丢失项链后的勇偿巨债分明展露了她诚实守信、重义轻利和要强坚韧等性 格中可贵的一面。另外，即使玛蒂尔德为参加舞会精心妆扮是虚荣，为生活的简陋寒伧而痛苦是虚荣，那这种虚荣也只是一种外在表现。追根溯源，引发这种虚荣行为的内在心理根源和驱动力是她意识到命运的不公平，从而不肯安贫乐道、随遇而安，遂产生的对命运的拒斥、抗争意识。人物反抗意识的出场，是作者基于自身的长期体验，对当时法国中下层人民精神面貌的优越性敏锐捕捉后的真实再现。由此可见莫泊桑对下层人民既讽刺、不满，又悲悯、同情的胸襟和立场。

一、丢失项链前消极、庸俗的抗争

“生长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里”，“嫁给了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的玛蒂尔德向往豪华舒适的生活，精致高雅的陈设，优雅迷人的清谈，而小科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决定了她的愿望只能是痴心妄想时，她“非常痛苦”。在她看来，这一切对那些阔太太们来说是理所当然而她却只能望洋兴叹的原因是她没能嫁给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男子，而有钱有地位的男子无法结识她、娶她就因为她“没有陪嫁财产，没有可以得到的遗产”这些命定的、她无法选择和改变的外在条件。因为家庭出身和门第低微就注定一生简陋、寒酸吗?就注定不配享有更好的生活吗?此类怀疑和不平在她心中潜滋暗长着，她认为是“造化安排错了”。“如果不是她而是她那个阶层的另一个妇女的话，可能连理会都没有理会到，但给她的痛苦却很大并且使她气愤填胸。”好一个“气愤填胸”!不是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而是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布，不肯向造化低头服输、心中窜燃起奋争和反抗的丛丛火焰!这种内心的对峙和拒斥，只有在她白日梦般的幻想中，才会暂退一时，给她瞬间的放松和解脱。幻影消失后，黯淡依旧的现实对于她必将是更深重的压抑和不堪。然而，尽管她在反抗意识的支配下经受的精神抑郁、心理斗争是剧烈的、痛苦的，却由于这种抗争仅囿于不自觉的、隐秘 的个体内心活动层面，且得不到宣泄、解脱的契机和途径。故日常生活中的她常常是“非常痛苦”。鉴于此，我们说，借项链之前，玛蒂尔德内心里对命运的隐秘对抗只能是消极抗争，是软弱无力和毫无成效的。

当玛蒂尔德在舞会上“比所有的女人都美丽”，“所有的男子都盯着她，打听她的姓名，求人给介绍”，从而获得“最甜美的胜利”时，她怎能不“兴奋”、“发狂”和“陶醉”呢?她证实了自己丝毫不比那些阔太太们逊色!她理应反抗命运厚此薄彼的不公平安排!以往，她对命运的对抗和挑战因缺乏现实的对象和环境而注定只能是自我折磨。而今，这个难得的舞会无疑是她表现自己、求证自己的理想场所，舞会上云集的名流阔妇们正是她内心深处要比肩和征服的对象。在经历了令人发疯的抑郁和痛苦之后，她怎能不千方百计地抓住、利用这个向命运挑战的契机呢?这正是她借项链的内在心理根源。最后，当她潜在的与命运较量的殷切期待终于付诸实施并成绩骄然，命运的阴霾终于败退时，她怎能不一扫愁容而欣喜若狂呢?

然而，由于玛蒂尔德现阶段对命运的反抗和不屈服仅源于物质和感性生活不满足，反抗的目的仅仅局限于跻身上流社会、与资产阶级的贵夫人们并驾齐驱，“风流动人，到处受欢迎”。所以，她的反抗、斗争只能是低级、肤浅和庸俗的。这是由她的社会阶级和她的性别角色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丢失项链后积极、自觉的抗争

如果说丢失项链之前玛蒂尔德对命运的抗争是不自觉的，消极无力的，那么，她丢失项链后为还巨债而劳苦十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跟磨难持久抗衡并最终胜利的抗争则是自觉、积极和成绩卓著的。这表现在：(一)“她一定要把它还清”。赔项链使夫妇二人倾其所有仍债台高筑。面对令人窒息的债款，不是退缩，逃避，而是“她早已一下子英勇地拿定了主意。这笔骇人听闻的债务是必须清偿的。因此，她一定要把它还清。”即使在厄运、灾难从天而降的危难之际，玛蒂尔德仍忠诚地信赖着朋友，从未怀疑过项链的真实价值，这表明她本性的善良、单纯；她诚实守信，丢了就赔，赔时从未动过造假充真，敷衍了事的狡诈念头。这种钱财事小，礼节信义事大的做法显示了她性格中可贵的侧面。可以说，她善良单纯、重义轻利的性格底色是她能够与命运顽强对垒并最终胜利的深厚根基和保证。(二)“整整还了十年”。为还债，玛蒂尔德如换了一个人。“家庭里的笨重活，厨房里的腻人的工作，她都尝到了个中的滋味。”她为了一个目标而苦心孤诣，吃苦耐劳，“磨坏了她那玫瑰色的手指甲”，“穿得和一个平常老百姓的女人一样”，“对价钱是百般争论”，“而且难免挨骂”。在此重压下，她“看上去是老了。她变成了劳苦家庭里的敢作敢当的 妇人，又坚强，又粗暴。”从中我们可以推知玛蒂尔德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劳动，她那双变得粗糙通红的双手是她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见证!从年轻漂亮的少妇蜕变成又老又苦的妇人，整整十年间，肉体上、心理上该经受了怎样的忍辱负重呢?面对这难能可贵的要强和坚韧，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

也许有人会说，她是被逼无奈呢!她还能怎么做呢?不是的。作为一个“面庞儿好，风韵也好”的美少妇，在舞会上大显交际才能，连“部长也注意了她”的美人，如果她纯粹是一个爱慕虚荣和浮华的享乐主义者，为了还债不择手段，那她想在当时荒淫糜烂的法国中上层社会捞足还债的钱财绝不是无机可乘。她只要愿意(像《珠宝》中的朗丹夫人那样)，她完全不必付出十年辛劳的惨重代价。然而，她“英勇”而毅然地选择了做“苦役”，选择了用辛劳和汗水移开命运设置的拦路大山。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命运，真正现实地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不是异常要强、坚韧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人，怕早就跪倒在命运的无情镇压下求饶了。因此，面对“古怪”和“变化莫测”的命运、时有不测风云和旦夕祸福的生活，玛蒂尔德勇往直前，终于以人的主观能动力量对抗了命运的捉弄，这种对命运的正面斗争是自觉的、积极主动的，是充分显示了人的价值和力量的。

三、人物反抗意识的来源和局限

不是听天由命，而是执着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的玛蒂尔德形象与她“爱慕虚荣与追逐浮华”的一面并不冲突，两方面是对立统一的。无需过多地批评传统评论和研究中“莫泊桑对这些小市民的贪婪、向上爬、虚荣心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可笑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蔑视嘲笑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仰慕”(杨周翰等《欧洲文学史》)等的观点。因为，从小说本身来看，作者对追求浮华和虚名，向往跻身上流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讽刺是赫然在目，无需赘述的。传统评论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一点，是正确的，并不算对玛蒂尔德多么大的冤枉。这也正是传统评论能够雄踞多年，玛蒂尔德作为虚荣的典型一直深入人心的合理化原因。因此，一味否定以往见解，大呼为玛蒂尔德“平反昭雪”未免失之偏颇。但或许恰是因为玛蒂尔德的虚荣和作者的讽刺太一目了然了，才使传统评论家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视了对小说的深层研读和分析，从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认识不到玛蒂尔德虚荣行为背后的内在心理根源和还债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忍不拔、英勇不屈的可贵品质。事实上，作者通过玛蒂尔德形象流露出的对小资产阶级反抗精神的肯定态度，并不是偶然的和牵强附会的。这种肯定、同情和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嘲弄一样，可在作者 自身的社会生活经历和创作实践中找到确实可靠的来源和佐证。

莫泊桑出身破落贵族，约有十年的光景一直在海军部任小职员。他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道德沦丧、放荡淫逸、虚伪无耻等腐朽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其长篇小说大都以上流社会为背景，揭示其丑恶内幕，对资产阶级有产者的道貌岸然、损人利己、冷酷贪婪等丑态予以尖刻的揭露和批判(《漂亮朋友》《温泉》)。同样，对于小资产阶级受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浸染所表现出的许多不良习气，如自私、势利、爱慕虚荣，向往豪华享受的生活等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人士如出一辙的思想和行径，他的鄙夷和鞭挞也是毫不留情的，这类短篇除《项链》外，《珠宝》《骑马》《保护人》等也是出色的例证。另一方面，长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中的一员，莫泊桑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对他们的痛苦和愿望有深入的体悟。因此，他对这个阶层的人物虽不免讽刺和嘲笑，却又对他们的苦难深表怜悯和同情。“小说中饱含憎恨与愤怒的痛苦讥笑，要比幽默大师的欢笑声更为响亮。．莫泊桑像福楼拜一样揭露庸俗习气，并且对备受这种庸俗习气之害者的悲惨孤独处境深深表示同情。”(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项链》正是这一相反相成的思想感情完美结合的典型。

莫泊桑的同情具体体现在他对玛蒂尔德不向坎坷命运妥协，而是顽强持久反抗的充分肯定上。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不止是玛蒂尔德个人的性格，而是对当时法国整个中下层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深刻体悟后的真实展现。法国资产阶级在一八七O年九月窃得新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权利，又于次年五月血洗了巴黎公社。从此，金融资产阶级为扩大资本输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操纵政府对内强化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对外加紧殖民主义侵略。然而，压迫越重，反抗越强。七八十年代，是法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代过渡的最后阶段，也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崛起的时代。巴黎公社失败时遭受严重摧残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复苏；一八八O年法国工人党建立，更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向新的高潮。在这风起云涌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白热化的氛围中，《项链》于一八八四年应运而生。长期处于社会下层的小职员的辛酸经历，使作者自身不可能没有反抗的要求；作为一个对时代风云和芸芸众生有着积极关注和敏锐触角的作家，下层人民的反抗呼声、斗争精神深入作者的意识中，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下文所说，“莫泊桑的民主主义倾向最鲜明不过的表现在他不仅怜悯被 压迫者，谴责有产阶级，而且正如我们在《羊脂球》里所看到的，他还力图表现社会下层群众在精神面貌上的优越性。”(郭家申译《法国文学简史》)

然而，虽然生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斗争的年代，并对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频频做出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莫泊桑却又力图超脱于政治之上。他明确表示“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党、宗教、派别和团体拴在一起”。这使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到劳苦大众真正的矛头所向，认识到他们不幸的深层社会根源在于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差距，从而把玛蒂尔德痛苦和气愤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安排的不公。这样，玛蒂尔德英勇顽强的反抗也就仅限于对神秘、虚缈的所谓命运的反抗和斗争，而不可能上升到反对意识到的社会制度的高度。事实上，在这里，命运充当了社会制度的替罪羊的角色。但我们又说，尽管莫泊桑笔下下层人物的这种反抗斗争是不彻底的、有局限性的，但他毕竟敏锐深刻地反映出下层人民强烈迫切的内在要求和真实复杂的思想面貌。比之单纯的表现对小资产阶级的讽刺或同情，这种渗透着同情、肯定的讽刺的出场无疑体现出作者艺术技巧的炉火纯青和思想深度的重大提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欣喜的。

那种既看不到玛蒂尔德的反抗意识的可贵性，又看轻作者对主人公的讽刺嘲弄，而仅仅凭项链丢失后作者的几句微不足道的议论，就认定小说“夸大了偶然事件对人生的影响，无形中宣扬了宿命论思想”(刘念兹等《欧美文学简编》)的观点只能是挂一漏万。最近两年，更有人认为“莫泊桑写作项链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批判谴责金钱万能，以贫富分贵贱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不仅仅是对小资产阶级庸俗虚荣心理的嘲讽，而主要的在于宣扬世间一切贫贱富贵皆天定，天命不可违逆，企图借美貌姿色、灵活脑筋、高雅才干去抗天逆命只能自食苦果，从而劝诫人们要安于现状，知天认命，不要想入非非，抱有任何超越命运安排的奢望。”(宁子红语)这种把整篇小说解读为鼓吹宿命论，把莫泊桑看做除了二脑子宿命论的顽固思想外别无是处的偏见只能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带有不可知性、偶然性，但这不是宿命论，而是生活的辩证法。作者非但不是劝诫人们要知天认命，不要抱任何超越命运安排的奢望，相反，他对玛蒂尔德的英勇反抗和不甘屈服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

四、讽刺与同情共在的包容性

正是《项链》对讽刺与同情这一对立关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说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包容性”、丰富性和深刻性。这是小说脍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圆形人物”常常是伟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层次的、对立统一的性格系统无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其多重对立统一的复杂矛盾性格的出场，使读者既感到可笑可鄙，又产生出深重的可怜和哀痛。阿0性格的这种包容性与作者对阿Q既“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感情是有很大关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创作主体本身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胸襟气度。”伟大的戏剧家莎±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剧作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这种胸怀和气度。“有一种感情，只有莎士比亚在舞台上才加以表现，那便是怜悯，一种对受难者并不带有赞赏之意的怜悯，一种对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怜悯，有时甚至是对卑鄙角色的怜悯。”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诗人普希金在把他与莫里哀的名剧《悭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较后发现：“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而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敏锐多智。”这种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包容性使得莎剧比《悭吝人 》显出真正的审美力度和大家风采。因此，讽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师福楼拜所指出的：“讽刺并不妨碍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讽刺往往也加强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实践这一观点的范例。恰如纳博科夫所说：“福楼拜的小说将讽刺与悲悯相当精妙地融会在一起。”在写作的诸多方面颇得恩师真传的莫泊桑也毫不逊色。短短一篇《项链》中，讽刺越无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显露出深刻、丰富、辩证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这正是《项链》一百多年来仍余音绕梁，魅力永驻的深层思想价值所在。

摘自《名作欣赏》200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