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材语言中的义理之辨

　　历史教材语言中的义理之辨

　　孔子著《春秋》，倡导“微言大义”，令乱臣贼子惧。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传统，到后来被念歪了，在政治作为唯一主人享有特权的时代，政治基因植入历史并使历史成为政治历史，成为对政治明赞或暗赞的歌女。与中国对照的是，西方经历了年鉴学派的洗礼，将历史从政治里解放出来，是历史成为全面的历史，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反对对历史的过渡诠释，依赖于科学，而非过度的“心态”，为此它甚至苛刻到计量学的程度。

　　观察现在的中学历史教材，过度的政治化色彩依然很重，陈旧的义理痕迹也未能等到及时的清退，使历史被预先设定了很多道德义理，历史的生动性失色，研究性折损。——或可说，因为这种添置的政治义理成为新的历史，增加了研究复杂性，而这对学生来说，是超负担的。历史应拒绝任何的义理园囿的束缚，成为纯粹的研究对象，让研究者依据科学的方法得出合乎学理逻辑的认识议论。按照这个要求，则中学历史宜增加一册关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教材，使历史学中的义理可以被学生进行自由的审查。但这些理想，可能距离实现仍有不尽的磨劫。

　　为正历史之本来面貌，本人拙作一些例辨，以抛砖引玉，引起同道中人的附和。

　　义和团运动不只人民反帝那么简单

　　教材在叙述义和团运动源起的时候，写道：“面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人民挺身而出，掀起了义和团运动。”本句义理之辞，至少有如下道德主张：

　　①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只因列强的侵略，因此该运动具有高尚的动机单纯性；

　　②义和团代表着中国人民（这里隐含着人民历史观），因此反对该运动者即是反动；

　　③人民的反侵略行为具有当然的永恒正义性（这里用感性历史代替了理性历史）。

　　其实，义和团运动并非反帝那么简单，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帝一面要充满理性的思考，对其不反帝的一面也要充分认识。因为历史是要求真的科学，任何目的下的“伪”都将带来后续历史借鉴上的试错。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原因，其一是列强侵略刺激反抗的勃兴，政治变革刺激守旧的顽固，此是政治主因；其二是西来文化冲击华夏文化、乡绅社会、草民风俗，此是文化的社会的主因；其三是西来工业的经济，瓦解诸多人的旧营生，加之自然的灾荒，此是经济的主因；其四是蛊惑的谣言与民智的不开相纠结，此是心理的主因。综合起来，则是文明冲击古旧陈旧的中国社会，而这个文明又是自古未见的异域地方，用着欺凌的手段而来，于是一切都被扭曲。如用反侵略一词概言肇因，王公大臣、土豪劣绅、散兵游勇、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富豪、武生、兵丁、太监、会匪、土匪、人贩、盐枭、马贼、偷儿、乞丐、少女、少妇、寡妇、老太婆、宫女、娼妓、鸨母统统成了具有大觉悟的人，似乎是个历史解说中的笑话。

　　人民历史观曾是仅次于阶级史观的主流史观，但由于“人民”概念的模糊，也因中国近史中“人民”的滥用导致的对“人民”概念的污染，现今“人民”一词很少使用于历史学的学理表述里。我查阅资料，“人民”至少有如下几个解释：①百姓；平民，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②泛指人类；③在西方政治学辞典中“人民”（people）一词广义上被解释为国家主权的构成主体，与“国民”( nation 、Nation) ,“民族”( nation, Volk)和“国族”( nation,state - nation)同义；④狭义上的“人民”属重视被统治者的相互连带感情而共同谋求解放压迫的概念，具有超越国界限制的普遍性；⑤人民”的本意就是普通百姓，即过去我们常说的“人民群众”。观察教材叙述，使用“中国人民”一说，此处人民则当指中国国民了。这里就有了问题。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东南互保，坚不听从中央，半壁“人民”不“反侵略”，实在令“中国人民”蒙羞。义和团里鱼龙混杂，若不用与“民族”同义的概念而用其他，则“劳动群众”、“有亲切感的被统治者”、“普通百姓”均难以对应恰切。看来，“人民”这一颇具有义理特质的词汇，在这里制造了阅读理解上的困顿。

　　顺手牵来查阅资料时候遇到的一个笑话。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鉴于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孰料苏联政府却将此视为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攻和污蔑。他们立即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威胁说，如果他要出国领奖就不要再回来了。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弃领奖，并写信给赫鲁晓夫，恳求他不要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两小时后，文化部长波里卡尔波夫代表赫鲁晓夫，向帕斯捷尔纳克正式作出答复。他庄严地站了起来，以广场广播员的腔调宣布：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留居祖国。“不过人民的激愤，我们实在难靠自己的力量来加以制止，”波里卡尔波夫表示。这时，作家的厌恶已达到极点，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人民！人民！您好像是从自己裤子里掏出来的。”看来，著述者，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候，真当小心，不然它成了裤裆里的东西，实在不雅。我建议在对义和团团民身份的叙述时，还是遵从历史的态度，详说为好。不然，一则让人茫然所云，二则业于历史者而不专业，同样有失于历史大义。

　　我同意反侵略行为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就如我同意将一些反侵略行为被判定为恐怖主义行径或视为愚昧。从今天看义和团的行为，固然当承认它所表现出的民族的硬性的一面，但从理性上说，它有许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它的许多的非恰当行为，在历史里应被批判的，批判的努力将促进全球化下的当今中国人，提高处理与国际互动的素质。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创新在消极评价上依然贴制度标签

　　教材在论述克林顿新经济后，来了一段如许的评价：“但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因此改变，垄断资本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左右着国家政策，美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富裕与贫困、竞争与垄断并存的两极社会。”

　　这样的评价很让人熟悉，凡是涉及西方国家的改革，教材总会重复一个套路式的评价，从根本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矮化。这是低级的阶级史观作祟，显示著述者的义理操持，但实在经不起逻辑的推敲，我认为还是不如此作为为好。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诸多优越性，但不要忘记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初期就改革姓社姓资的问题上曾有个著名的“不争论”，邓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人类各种社会发展必需的一种共同的运行体制，而不再以姓“社”姓“资”而论之。先不谈谁更优越，谁更合理，因为没办法谈，理论上的优越是缺乏说服力的，大家进行竞争，相互学习和借鉴。

　　我们的教材还在诋毁着资本主义顺应时代的改革，诋毁的唯一依据就是它没改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无法改变贫富差距，无法消灭竞争和垄断。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滑稽。试问，贫富差距的解决单用一个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解决得了吗？没有竞争的话，社会还有活力吗？垄断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标码，怎么在这里成了应该消灭的社会毒害了呢？再者，我们一边借鉴着资本主义一边骂着资本主义，一边在改革里鼓励竞争培养着垄断，一边却又期望西方国家废除竞争和垄断，好象竞争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的罪证，好象贫富差距如今已经是能够被人类解决的问题，西方国家不去解决就该否定它的改革努力。何况当今的中国犹不能象美国那样步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不是中国不能唱，而是缺乏这样的基础舞台。这样看来，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诽谤呢？

　　邓小平先生在世时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不拘泥于这种简单义理的是非攻击，多些经济学、制度学、社会学上的阐释，对培养学生的社会问题的探究能力，将更接近于邓小平先生等思想，也更有价值。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诋毁伎俩，早已失去了合理性，若还在教材里畅行，真不利于历史意识的培养。

　　对苏俄和苏联的某些行为依然进行辩护

　　教材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评价上有如下的文字：“条件苛刻”、“和约的签订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为建立红军、巩固政权、夺取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战败的时机，宣布废除该条约，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这段文字也是充满着暧昧的义理倾向的。《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不但失去100万平方公里领土，60亿马克的赔款，尤其应注意的是所割让领土是苏俄工农业最为发达，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这种主权的割让，不能以机会主义的标尺肯定它，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卖国，投机下的卖国也是一种卖国行为。对于苏俄和前苏联的有些失当行为，我们的历史里一般都是粉饰，即使不去粉饰，措辞上也很讲究艺术。譬如教材里对这个屈辱性的条约，用一个巧妙的“苛刻”即微言大义了。

　　用事后历史来辩护前事行为，这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表现。德国战败了，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可见列宁的先见之明的伟大，这种辩护是很幼稚可笑的。汪精卫投敌卖国，他说是“曲线救国”，后来日本投降了，你若信他言“早知日本必亡，兆铭自取屈辱，全在为国保民”，他还不成了个大大的民族英雄？如此一说，可见那逻辑的荒唐。

　　为苏俄或苏联辩护，从前是出于社会主义的相同意识形态和共同价值。这完全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非历史的态度。如今这些已经失去了历史的环境，而辩护依然在历史里留着爪痕，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