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遵义会议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如何理解遵义会议是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标志着中共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但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的叙述却非常简短：“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结论，笔者在教学中根据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共党史情况，进行了适当的拓展。

　　一、遵义会议后，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虽然也曾对国际国内形势作过正确的判断，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左”、右错误，使正确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有时甚至严重损害了革命事业。大革命时期，根据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发展。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党内在国情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共识，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中共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本已处于低潮和退却时期，如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行动纲领是党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过程中，党在八七会议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即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但是在这一方针的执行过程中，却连续出现了三次“左”错误：首先是瞿秋白等人，却认为中国革命正处于高潮时期，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夺取中心城市的起义行动，致使南昌起义等遭到失败；然后是李立三等左倾错误领导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强令力量微弱且非常宝贵的红军去攻打长沙、武汉等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导致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最后是在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统治了中央长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而遵义会议后，中共较为冷静和理智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如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准确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又积极联蒋抗日，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开始由对峙走向合作，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认识到民族革命战争来临，立即发表抗日通电，号召进行全民族抗战，并主动放弃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等主张，积极争取与蒋合作，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国民党政策转变，在形势十分复杂情况下，中共仍能正确把握形势，坚持团结、进步、抗战，妥善处理国共关系，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遵义会议后，中共处理国共关系上更加灵活和务实。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情绪因素较重，很多时候缺乏必要的理智。在大革命时期，党过于依赖和信任国民党，对国民党右派丧失了必要的警惕，甚至在国民党右派举起屠刀时仍在妥协退让，最终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下束手无策，只好被动挨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过于偏重于情感因素，对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缺乏信任，过于防备，没有及时联合起来。如1933年福建事变后，红军虽与福建政府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议，但当蒋和日本联合进攻福建政府时，并没有出手相救，坐视十九路军被蒋打垮，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孤立无援。

　　遵义会议后，中共处理国共关系就比较灵活和务实。如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中共从民族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协助张杨解决事变，并在军事上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抗战开始后，中共积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同时，坚持中共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理智地采取应对措施，以斗争求团结，一方面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尽力揭露事变的真相，争取舆论的广泛同情，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以民族利益为重，严守自卫，力避内战的发生，将蒋介石留在抗日阵营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扩大。

　　三、遵义会议后，中共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不再盲从。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较大，如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埋下了根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由于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在革命低潮时，命令红军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致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的损失；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共不仅没有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谴责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反而打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使中共在全国人民面前处于被动地位。

　　而遵义会议召开时，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干扰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鉴于各国反法西斯斗争形势的差异，共产国际也减少了对各国共产党活动的干预，给各国共产党更多的自主权。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不再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处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等问题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独立自主，立足于本国实际，实事求是，使中国革命在许多复杂和危急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发展，不断走向胜利。

　　四、遵义会议后，中共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党内关系更加理智。

　　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共处理党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待党内的分歧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往往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致使党内的矛盾不能正确解决，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如在中共“六大”上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采取“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没有正确对待中共收编的绿林武装，排斥了倾向革命的力量加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肃反也使许多忠于革命的干部和红军将领被错杀，特别是张国涛在鄂豫皖杀了很多干部和红军将领，甚至连鄂豫皖红军总指挥徐向前自己的爱人也被张所杀。中共内部的自相残杀，无疑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而遵义会议上，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周等人虽然批判了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鉴于时间紧迫，只解决了最重要的组织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理智而策略地处理了党内的分歧，维护了全党的团结，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才彻底解决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在处理张国涛分裂中央的问题上，中共中央也采取了较为理智和策略的做法，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为中国革命的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共在遵义会议后逐渐走向成熟，而遵义会议却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