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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 永远的大哥
作者：未知来源：网络收集时间：2011-10-9 11:52: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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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女儿的婚期锁定后，我便再次想起了大哥。
近几年，每当我回家探亲，大哥总要叮嘱我：“大妮（指我的大女儿）典礼（结婚）时可要言语一声，到时候我一定要去。”谁料想，这话竟成了他一个永久的遗愿。
那是两年多前，大哥发现大便有时带血，起初以为是痔疮，没咋当回事，只是简单吃了点药，但一直不见好转，且食欲和体重也有所下降，后来到县医院一检查，诊断为直肠癌，当即就进行了手术，而后又化疗了几个疗程，情况算是稳定了下来。可就在出院不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去年中秋节前，病情出现反弹，无奈不得不进行二次手术，两次手术间隔这么近，这对于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人来说，从体力和精神上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得知消息，我匆匆带了点氨基酸、白蛋白等营养药品回去看望了他。
此次见到的大哥，和先前相比已判若两人，使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体质和精神明显衰退，病榻上的他面色苍白，眼窝深陷，眼眶发黑，头颅及脸颊的骨头棱角高高突起，看上去形似一具骷髅——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话音犹如耳语，显得有气无力。化疗带来的付作用使他阵阵干呕，肚子胀得如鼓一般。饭食基本不能下咽，每天只能靠打点滴来维持身体的基本代谢。最要紧的是，由于癌细胞的广泛浸润，肛门已无法保留，大便只能“改道”——进行了腹部直肠造瘘。只见肚脐旁爬着个拳头大小的一个囊状物（粪袋子），这玩意儿隔一两天就要换洗一次。看得出，肚子上的这个“包袱”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包袱。以上的一切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历程不会有多久了。一见到我，他两只深陷的眼窝里立时滚出一串混浊的泪水，哽咽着说：“大妮的典礼我是去不了啦。”听到这话，我心里顿时泛起一股股酸楚，眼睛随即湿润起来，但我还是强忍着不让泪水抛下，怕更加刺痛他那颗脆弱的心，我只好以一个医生的身份，从医学的角度去安慰和搪塞几句。而后我详细看了从医院带回来的他的病历复印资料，从那上面记载的文字信息，再看看眼前的他这副模样，使我的心情越发沉重——显然，大哥剩下的日子的确是不多了。是的，尽管如今医学科技已高度发达，但对付癌症，人类目前这个最棘手的顽疾，有时确实是无回天之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种不祥的预感时时袭上我的心头——这次回来也许是和大哥的最后一次见面，我何不想在他身边多陪伴几天？但由于工作关系，一周后，我不得不返回单位。离开他的前夕，我不敢、不愿、不忍前去和他道别，但又不能那样做，临别时，他用冰凉干枯的手拽着我的胳膊，已是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也心如刀绞，眼泪再也无法控制，最后我说了一句连我自己也听不见的话：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其时的情景和感受，至今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就在我回来的几天之后，也就是去年阴历的八月十七晚上，侄子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大哥过世的消息。听到噩耗，当晚我彻夜未眠，任泪水自由地泛滥流淌，以至浸湿了枕巾和被单。胸口象压了块千斤巨石，大有窒息之感，阵阵悲痛笼罩了我的整个大脑空间，纷乱的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无边地驰骋，大哥地音容笑貌、生平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脑际和耳旁。
我家弟兄五个，我是老五，大哥年长我近二十岁，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更象一个面善和蔼的慈父。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我心中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在我幼年时，是他亲自给我剃头理发，还经常帮我洗手洗脸、穿衣解带，时常带我做些游戏、扮个鬼脸。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生计所迫，他到一家县营煤矿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为了进一步缓解家里的生活困境，他经常把我带到矿上住些日子。那年月，矿上的生活也一样紧张，尽管如此，他在食堂总要给我打些好点的饭菜，而他却将就着随便吃上点，胡乱打发自己的肠胃。
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大哥付出的确实太多了，这已是全家的“共识”，母亲在世时说起这些，每到激动之处，都要掉眼泪。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大哥用他那瘦弱的肩膀支撑全家度过了一个个难关，那时，他已成家，大侄女有三四岁，（只比我小一两岁）大哥把我视同他的儿子一般，每次从矿上回来，带些吃的（尽管数量很少）总会分给我和侄女每人各半。随着兄弟们的相继结婚，我家的人口渐渐多了起来，当时，除了二哥一家在外地工作，三哥四哥都在农村，且每家都有三四个、四五个孩子。在他的建议下，兄弟们都没及时分家，一直共同生活到七十年代末。在此期间，他的那点微薄收入，当然成了全家的“共同财产”。在他的影响下，多少年来，婆媳之间、妯娌之间都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一大家人团结和睦，其乐融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性格内向，少言寡语，闲事不管，整天只知道默默地干活，因此，家里的大小事一般都是由大哥定夺作主。这不仅仅因为他是老大，更重要的是他心底无私，处事公正，深得全家的信赖，理所当然的成了全家的支柱。
一九六一年末。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时刻，其时，村里人逃荒的逃荒，要饭要饭，来不及逃走的甚至饿死在家里，那真是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我家的人口多，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遭遇”，情急之下，大哥也辞掉矿上的工作，和母亲商量，带着我和母亲也加入了逃荒的“大军”，辗转来到山西，把我送与人家做了养子，他在当地给别人打短工、做苦力，暂时维持生活。不长时间，他又把三哥也介绍到山西打工糊口，直到最后参了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子渐渐好转起来，经过几年艰难困苦的流离生活，于六十年代末，大哥终于回到了家乡，可回来不久，他又患上了肺结核，一治又是好几年，真是命运多舛，历经磨难。
我成年后，每次回家探亲，在说起那段辛酸的岁月，尤其说起我被做养子这件事上，大哥和母亲就满腹的伤怀无法释然，话语中流露出对我的深深的愧疚和惋惜。但谁不知，那是历史的原因，是社会背景的使然，这实在是无奈之举，但辨证地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呢？如果当时不是大哥的果断“决策”，我的命运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斯人虽逝，风范犹存。大哥，你是我永远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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