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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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上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 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已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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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告民众书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西安的同胞们：今日何日？就是我们十年前在那个摇摇欲坠的西安城中，军阀的枪林弹雨之下，数十里的长围里头，共患难、共生死，吃草根树皮、吃败革油渣，饿殍载途、死亡相继，极人世未有的悲惨，和古今未有的牺牲，经过了八个月的期间，得到最后的胜利的这一天。现在革命公园中，巍巍高耸的两个巨大的土山下，就是当时我们这一役中，死难的父老兄弟等，还有武装同志的白骨，现在我们来凭吊这两个土山，我们的内心是怎样的凄恻呢。
　　同胞们：我们当时牺牲了这么多的生命，损失了这么多的财产，挨饥受饿，受了千辛万苦，为了什么事情呢？是不是怕把西北陷落在铁蹄之下。我们的民众整个受军阀的蹂躏，膏血整个被军阀没收，我们的自由永远受军阀的剥削，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永远不能实现呢。
　　同胞们：这不是我们的无病呻吟，现实当前是不能否认的。当时我们的蒋委员长在广东正准备北伐的时候，军阀们联合了战线，一致向革命势力进攻，他们想把大江以北的革命势力扫荡无遗，好出全力来对付北伐大军。国民二军号称二十万，被他们很不人道的全部倾覆在豫西，国民一军又相继败退南口，他们更派兵十余万来取西安。当时若没有我们的军民一心来坚守这个城，我们的北伐未必能很快的成功，我们西北今日尚能见得到青天白日的国徽吗？尚能见得到交通水利一切伟大的建设吗？这一切一切的庄严灿烂，都是我们十年前无数的生命、巨大的牺牲，反映出来的代价。生者的安慰，死者的含笑，也都是这一切一切的给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牺牲自己、为大多数人类谋幸福。人群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彼此互助、来共同防御危害我们幸福的敌人。死者已矣，生者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
　　现在危害我们幸福的帝国主义又来了！这比较军阀十百千万倍的可怕，这是亡国、这是灭种。同胞们：这不是虚声恫喝，“九·一八”以后，我们的东四省怎么样了？是不是土地被他们侵占了，房屋被他们住居了，同胞被他们赶走了。冀察又怎么样了？是不是主权被他们侵蚀了，经济被他们掠夺了。领空中他们的飞机可以自由来往，都市中他们的军队可以自由演习，所谓“塘沽协定”，所谓某某协定，那里是协定呢？这真是我们忍辱含垢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又驱使着伪匪为来侵占我们的绥远，以完成他们的“大陆政策”。什么叫“大陆政策”？就是将我们赶了他们搬进来。我们倘再不起来争这一个最后的生存，将来地图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华民国。世界人种表上，要永远没有我们的中国人种。古语云：毁家纾难。难来了要不自毁，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毁的。又云：舍身卫国。国危要不自舍，帝国主义要给我们代舍了。现在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给我们解除这个亡国灭种的惨祸，我们要一致起来作政府的后盾。我们的办法是要拼命的守住我们现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进而收复失地。完整了我们主权，不使再受敌人侵略，这是我们多合理的要求。
　　总理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中国人在世界上求自由、求平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胞们：要认清现在世界上一切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也到了非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清算不能生存的时候了！帝国主义的崩溃是必然的，最后的胜利终竟是我们的！十年前守西安就是我们最确实的印证，只要我们不怕死、能团结、肯牺牲，守一城与守一国没有什么分别的。虎城虽不敏，愿与我同胞坚持此志，御侮争存。

选自《西安事变资料》第１辑P108—111，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杨虎城将军的早期革命生涯

　　杨虎城将军是我国近代史上闻名中外的爱国将领，是一位为民族民主革命贡献出自己毕生精力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千古功臣”。

幼年受尽苦难，革命由“蒲案”开始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都是善良的农民，生有杨虎城兄弟二人，生活清贫。杨虎城7岁那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到西安，官府衙门强令沿途百姓“迎太后”、“支皇差”，刚懂事的杨虎城望着华阴、渭南等地“支皇差”累得筋疲力尽的大伯大叔们不禁“背过官儿骂朝廷”。杨8岁时，《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同年8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由西安返回北京，沿途龙车凤辇，供张甚盛，蒲城县不少百姓又去“支皇差”，杨家也因“皇差”、“皇粮”被逼得揭不开锅，杨虎城和小伙伴们一起，偷偷地骂皇太后和皇帝是“饭桶”、“馍笼子”，而且也为当“亡国奴”怕得直哭。这桩桩事件，在杨那幼小的心灵中，撒下反清的种子。
　　杨出生的第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杨生长的陕西省蒲城县，地处渭北旱原，渭北人民富有革命传统。杨父怀福，早年参加“哥老会”，进行反清复明活动，1908年被清政府以绞刑残杀于西安，当时15岁的杨虎城，搬尸归葬，奔走数百里，饱尝人间辛酸。
　　埋葬父亲后，杨虎城仍回孙镇那家小饭铺当学徒，拉风箱烧火，洗碗擦桌子，挣一点钱事母养家。有一天，杨随掌柜进城买货，见许多人拥进县衙，他也跟了进去，只见知县老爷正在坐堂问案，两班衙役如狼似虎地毒打一群学生。原来，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蒲城留日学生井勿幕，于1905年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自日本回国，到蒲城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1906～1907年，他先后策动蒲城一批知识分子，成立教育会和高等小学堂，以县高等学堂教习、举人常自新为会长，发展同盟会员，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革命。蒲城知县李体仁认为这是“反叛”、“大逆不道”，逮捕了常自新和许多学生，升堂毒打，众师生被打得血肉模糊，目不忍睹，学生原斯健更因伤重致死。蒲城学生和教育界群起抗议，陕西80余县的革命师生代表在西安外龙寺开会追掉，会场内外，哭声震天，一致要求严惩凶手，在北京的陕西人士以及日本的同盟会员，也纷纷声援，形成了震动西北的“蒲城学案”，史称“蒲案”。“蒲案”以李体仁被撤职而结束，但“蒲案”撒下的革命种子，却埋在了杨虎城心里，这对杨虎城投身革命，起了重要任用。正如杨虎城说：“我的革命，实从‘蒲案’起点。”
　　当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便与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组织成立了“中秋会”。中秋会的宗旨和同盟会的宗旨基本一致，以“打富济贫，除暴安良”相号召。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陕西首先响应，杨虎城参加了秦陇复汉军的向字营。这说明杨虎城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且是在同盟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活动的。

创办民团，武装抗暴，为民除害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没有彻底改善农民的处境。辛亥革命后，杨虎城因义军腐化，便退伍还乡，进行武装抗暴斗争。当地有个恶霸李桢，上通官府，下结土匪，包揽词讼，设赌抽头，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敢怒而不敢言。1914年5月某日，李桢正在孙镇街上的冯富谭粮店抽大烟，杨虎城便以送信为名，枪杀了李桢，为百姓除了这个大害，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却同时也因此成了反动势力搜捕的对象，他被迫率领一部分青年农民，磨刀提枪，武装反抗，消灭了搜捕的军警。他有一首抒怀诗写道：“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杨虎城从此开始武装抗暴。他们截获过澄城县解往西安的“税款”，收缴过朝邑县警察局的枪支，声威大震，相率投奔者日众，对反动势力造成极大威胁。
　　民国初年，军阀当道，土匪遍地，草莽丛生，扰害百姓，老百姓寝食不安，同盟会革命党人和地方进步人士为救民于水火，乃兴办民团以保境安民，马湖民团以刘荃生、雷忠诚、刘仲涟为首，孙镇则由孙梅臣、赵子愚等约请杨虎城办团，在激烈而残酷的斗争中，杨虎城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才干，他平易近人，处事公正，深为人民爱戴，被其义兄李子高等拥立为团总。李子高曾说杨虎城是“东乡百姓的希望”，是“将来率领百姓打天下的福星”。面对当时满地烽烟，杨虎城以“联合民众撑危局，扫尽群魔定神州”的诗句，来表达自己除匪安民的抱负。
　　其时，杨虎城年仅20岁左右，是其早年由自发的农民抗暴斗争，逐步发展到进行武装抗暴斗争的时期，这时期，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在反清和反军阀的斗争中，杨逐步由一个自发抗暴的农民转变为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杨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不可移易的崇高目标。

反袁逐陆，反段讨陈，革命到底

　　1915年，陕西义军在“讨袁护国”中掀起“讨袁逐陆（陆建章）”运动，杨虎城在井勿幕等同盟会成员的策动下，率众在朝邑、二华等地截击袁军，讨袁胜利后，部队改编为营，杨任营长。
　　当时陕西军阀陈树藩奉段祺瑞之命，横征暴敛，压制民主。陈祸陕比陆更甚，于是陕西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号召，组成靖国军，这是一支有极重要战略地位的武装力量，成为北洋军阀的心腹之患，是靖国军中接战最多、战功最著的一支劲旅。陕西靖国军后期被敌人分化瓦解的危机时刻，杨虎城力挽狂澜，大声疾呼“革命的旗帜不能倒”，坚决拒绝了直系军阀的诱降和投降派的劝降，毅然决定移兵武功，保存了在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下的一股革命力量，他是靖国军中惟一坚决不向北洋军阀屈膝投降的人。如果没有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精神，在当时环境下是做不到的。
　　杨虎城蛰居陕北期间于1923年结识共产党组织缔造者之一的魏野畴同志，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孙中山先生在南方搞国共合作的几乎同时，杨虎城就在北方走上了国共合作的道路，他是北方各省最先坚决拥护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爱国将领，而且一贯坚持国共合作，直到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杨虎城将军出身于个贫苦农民家庭，缔造并培育了一支以贫苦农民为主体共有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以拯救危亡中的中华民族为目的的革命武装力量。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追随着或同盟军参加革命的话，那么，1923年后，他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和追随者。面对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他吼公堂，反知县；支持革命师生；打死恶霸李桢；带领贫苦农民武装抗暴，表现了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杨虎城清楚地认识到，要保全国家民族，就要拿起武器，不怕牺牲，去与一切破坏我们的恶势力相拼。杨曾多次强调：“革命不只是理论和口号所能成功，必须拿热血和头颅硬干才能取得胜利”。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没有和忠君观念混杂在一起，摆脱了封建忠君思想的羁绊，因而显得特别彻底、泼辣、痛快、淋漓。他把爱国爱民溶为一体，杨虎城强调民为国之本，爱国要爱民，并且把爱民看作爱国的重要表现，要求部下惜民如玉，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进步”。杨虎城很重视民心、民 意、民风、土气，他多次强调：“决定一切的是人民的意志，如果违反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政府什么事也办不了。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始终起先锋作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信念，特别是我们具有战斗性的青年”。因此，他的军队，军纪严明，保护老百姓。
　　总之，杨虎城将军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一位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忠实朋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