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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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在中国的侵略行径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附属地是指从长春到大连（包括安奉路）这段铁路及其支线两侧各30里的区域。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里接过来，经清政府承认了的特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最早侵占的另一块地方。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刚侵占时，在附属地里日本人很少。到1936年，日本人增至20万，中国人仅有28.8万。
　　“满铁”从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经营铁道事业的公司，实际上它是一个担负着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三重任务的特殊机构。附属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满铁”总社，社址在大连，分社址在日本。附属地的总社设总裁，统管整个附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总社在附属地内又下设许多出张所、事务所。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
　　附属地的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全面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设有称为“辅佐机构”的视学机构，配备若干名视学和视学委员。视学分为初等教育视学、中等教育视学、满人教育视学。他们秉承上级指示，视察和指导教育工作，并进行调查研究。地方上也设有视学，视察和指导某一特定地区的教育，并对有关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视学委员则主要从事特定学科的指导工作，作为附属地教育的“辅助机构”，还有原南满教育专科学校所属的满铁教育研究会、满铁中等教育研究会等，负责研究和调查教育的实际问题。
　　附属地的各种幼儿园、初等学校、实业补习学校和图书馆等，原则上归各地事务所长管理；各类中等学校、专科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归地方部长管理。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制度，分日本人教育和中国人教育两大系统，采取中、日学生分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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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700吨煤里就有一名中国劳工的冤魂

　　日本军国主义在军事侵略的同时是更为疯狂的经济侵略和经济掠夺。他们通过极力推行殖民地的经济统治政策，垄断东北经济、掠夺东北资源，肆意进行经济搜刮，把东北特别是辽宁变成其进行扩大侵略战争的战略物资供应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在东北横征暴敛：他们加紧攫取路权，垄断东北的交通运输，到1935年末，他们垄断的铁路已达6857.3公里，完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交通；他们在东北设立伪中央银行，实行残酷的货币、信用受理，参与制定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垄断货币的制造和发行，进而垄断东北金融市场；他们强占东北海关，并在一些地区设立关卡，控制东北对外经济贸易，同时制定有利于日本向东北进行商品倾销和掠夺东北物资向日本输出的政策；他们夺取矿业，煤、铁、金、铜、铅、铝、锌、镁、锰、锑等都是日本掠夺的对象，并且控制着东北全部的铁矿开采权和钢铁冶炼业。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统治者为掠夺资源和战略物资，大肆抓捕和残害东北人民，被奴役的劳工一年比一年多。1942年关东军抓劳工近100万人；1943年120万人；1944年130万人；1945年160万人。日寇对劳工任意宰割，劳工们根本没有生命保障。以采煤为例，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要煤不要人，用人换煤”、“人肉开采”等政策。在这种政策下，被压死、埋死、炸死、饿死、累死、冻死、病死的矿工不计其数。据调查，每700吨煤里就有一名中国劳工的冤魂！在黑龙江的鸡西、鹤岗，吉林的辽源，辽宁的北票、阜新、抚顺、大石桥、金县龙王庙、拉古哨等使用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有埋葬中国劳工森森白骨的“万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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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卫内阁三次对华声明

日本近卫内阁首次对华声明（1938年1月16日）
　　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帝国政府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以及各国在中国的权益的方针，当然毫无变更。现在，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政府期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补充声明（1938年1月18日）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上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此尚未到达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时期，这次开国际法上的新例，在否认国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撇开。虽有发布宣战布告的流传，但帝国对无辜的中国民众并不敌视。又因为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日本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1938年11月3日)
　　今凭陛下之盛威，帝国陆海军已攻克广东［州］、武汉三镇，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然而，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
　　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
　　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这就是有助于东亚之安定和促进世界进步的方法。
　　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帝国深信不疑，各国也将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东亚的新形势。特别是对各盟国的一贯厚谊，深表满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渊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设，是现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帝国必须在国内各个方面坚决进行必要的革新，以谋扩充国家的整体力量，排除万难，为完成这一事业而迈进。
　　政府在此声明帝国一贯的方针和决定。

第三次近卫声明(1938年12月22日)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只求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注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其理自明。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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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实行的奴化教育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 统治中国人民，推行奴化教育，仿效侵占东北的伎俩，把“王道主义”改为“新民主义”。并用孔孟儒家封建思想，欺骗中国人民，把“论语”中“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把亲民篡改为新民。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平“临时政府”改组为政务委员会，又提出“发扬新民精神，以表现王道”。其目的：在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以至将来同化中国人民。
　　战争初期，日寇铁蹄所在，对我各类学校设施肆意摧残，许多学校迁移、解散或停办后，日寇实行奴化政策，一方面开办许多短训班培养汉奸官吏和师资，另一方面接替旧的，或改头换面成立新的学校。除此之外，各地组织青年防共团，加以不定期训练，并在南京设青年团指导人员训练所。北京临时政府组织新民训练团，毕业学员分派到各县担任训练工作。各地青年训练所或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全部是日伪采用强制手段征收来的15至30岁的青年。维新政府还在南京设有警察学校与司法养成所，并于各地设立保甲讲习班。警察训练班、自卫团训练班等等。另外，广东设有妇女训练班，天津设有特高训练班，汉口政务所更派遣汉奸120人赴东京受特务训练。这个时期，日伪组织了大量师资短期培训，1938年4月在北平设有中等教育师资馆，修业时间为1年。第一期毕业生共109人，曾派往日本参观实习，返回后派各地充任中、小学教员。同时办有北平市公、私立教职员讲演班，限令中、小学教员必须参加，必须立具“志愿书”，退出国民党。天津也设有教员训练班，分为两级，一为现任教职员，一为预备教职员。在南京方面设有教职员养成所，毕业后先去日本考察，再回国任教。维新政府还令苏、浙、皖 三省及南京、上海两市各派现任中、小学教职员直接去日本受5个月的短期训练。日寇占领武汉后亦曾举办教职员训练所。在广州则举办教员登记。登记者施以2个月的奴化训练，并于受训期间发给生活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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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台湾实行奴化教育

　　“皇民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民族奴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南进基地”的需要，以保证其殖民统治与掠夺而制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皇民化”政策蓄谋已久，早在1890年日本明治天皇的教育语中就写到以“国体之精华”、“亿兆一心”就把中国台湾的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3百多万中国人民划归日本天皇德化的统治下，成为忠诚的臣民。注定了“内台一元化”。
语言是民族属性的最重要基本的特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首先把推行日本语作为文化侵略的桥梁，以便推行政令，消灭中华民族，达到同化的目的，日本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在1896年12月讲话中说：“统治之根基，在国语之普及与国民性之涵养；故加速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制度，强迫入学，根本上施以同化，为最要紧之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进行的教育，一是“皇民化”，一是殖民化。特别是后期在社会教育中加强“皇民化”教育。七七事变后大力推行社会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全面开展更进一步驱使台湾同胞“日本人化”。同时强迫台湾人民接受日本式的风俗和生活训练。成立各种同风会、风俗改良会、同化会、户主会、主妇会、青年会、处女会、敦风会、敦俗会、同仁会、矫风会、兴风会、进光会、尚风会、文化会、振兴会、进新会、同光会、共荣会、向阳会等。各地名称不一，并有联合组织、分州、郡、市、街、庄各级。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同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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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 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 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选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