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交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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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惊呆了，世界轰动了

作者：陈敦德

　　中国人邀请美国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基辛格这才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事件。

　　四月七日，上午十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一九六九、一九七○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一九六九年八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好几次微妙的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节选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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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生在访问中了解中国人

陈敦德

　　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关于周恩来，关于叶剑英，关于江青，关于长城，关于体育比赛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这是一种十分真实的感受的记录。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屋外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逶迤的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的景色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么？”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达到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身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象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安不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唯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像一条乌黑的大蛇蜿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作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强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串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我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定在晚上七点开始，周恩来六点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在六点三十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在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参观游览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一幢楼里讨论台湾问题。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他在这些时间里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俩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二月二十二日，俩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二月二十四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 “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第四天，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俩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须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俩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辛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拚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二月二十六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节选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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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二十六届联大上的发言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席先生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表示的欢迎。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同大家一道参加联合国的工作，感到高兴。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就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才被长期剥夺，早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恣意践踏。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局面终于改变过来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这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这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二十三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事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就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来说，正是由于一七七六年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才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小撮腐朽反动的力量则是惶恐不安，极力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武装侵略别的的国家，颠覆别国的合法政府，干涉别国的内政，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别的国家进行控制，任意欺负别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局部战争从未停止。现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有曲折、有反复的，但是反对人民和反对进步的逆流，终究不能阻止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主流。世界一定要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决不是走向反动，走向黑暗。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曾经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过去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无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我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证明，我们中华民族完全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一千四百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违背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今仍然留在那里未走。现在有些地方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一立场，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蹂躏这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和主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和平倡议。美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出美国及其仆从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关键。

　　朝鲜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国人民志愿军早就从朝鲜撤走了，但是美国军队至今还继续留在南朝鲜。和平统一祖国，是全体朝鲜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今年四月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八点纲领；坚决支持它提出的废除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一切非法决议和解散“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正义要求。

　　中东问题的实质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在超级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持斗争，坚持团结，一定能够收复阿拉伯国家的失地，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中国政府认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有义务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斗争；任何人也无权背着他们，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
各种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里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但是，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核武器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消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

　　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他们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我们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于正在进行反侵略斗争的国家和人民，我们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我们坚持反对有的国家以“援助”为手段，企图控制和掠夺受援国家。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中国有七亿人口，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

　　主席先生和代表先生们，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联合国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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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难尽乔冠华

张容

　　乔冠华阅历丰富，个性鲜明，秉性旷达，恃才傲物，浪漫洒脱，不拘小节，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支利笔，两排灵牙，在中国共产党宣传事业和新中国外交事业中，立下汗马功劳。处在人生事业颠峰之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际，乔冠华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在国内政治漩涡中，却卷进波底……他的老友说他：“当初不求闻达，而闻达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真是一言难尽乔冠华。

一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他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16岁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非凡，同时他也有某些文人不拘小节、狂放不羁的特点。他谈笑风生，性格外露，好吸烟，喜喝酒，确切地说是嗜酒。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案，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工作、生活无规律可循。那时，他衣着随便，头发长约二寸，朋友们戏称他是“怒发冲冠”。吃的更是菲薄，往往因为写文章，饱一顿饥一顿的。

　　乔冠华的国际政论文章尖锐泼辣，在恢宏的气势中又常夹杂着诙谐幽默，明快而活泼，读后往往使人拍手称快，过目难忘。据说，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评价乔冠华的某篇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可见乔的文章在当时受到的普遍赞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侵占香港。乔冠华辗转到重庆，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人士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乔冠华在重庆工作两年后，经冯亦代从中周旋，乔冠华与龚澎结为伉俪。龚澎也是革命队伍中一位难得的“才女”。周恩来当时说过，乔、龚两人的结合是件好事。这虽系闲话，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乔、龚两人的期望。

　　龚澎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到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22队学习，其间她曾提任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她是当时延安外语水平最好的人员之一。龚澎在1940年早于乔冠华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她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外文极好，聪敏、热情，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从此，龚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外事工作长达30年之久。龚澎不仅才华出众，同时品貌双全，是《新华日报》乃至当时整个重庆进步新闻工作者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

　　乔冠华和龚澎，堪称天作之合。龚澎，这位深得周恩来器重、才华横溢、追求进步、美丽聪明而又风度迷人的女性。给予乔冠华的整个外交生涯、文学生涯极大的帮助和影响。

　　1949年乔冠华调北京工作，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而龚澎也调来北京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二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新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

　　1951年，周恩来特意挑选38岁的乔冠华担任举世瞩目的朝鲜停战谈判中方代表团的高级顾问。朝鲜停战谈判，中朝代表团由邓华、解方、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和李相朝为谈判代表，全盘工作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但李、乔对外都不露面。两年多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浪漫气质、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他修长的身材，“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外交场合都引人注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的国际会议。为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近200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中除有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等知名人士外，乔冠华和龚澎也双双在其中。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苏、美、英、法、束埔寨、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十几个国家，乔冠华随从周恩来在各国代表团中穿梭往来，挥洒自如，起草、整理文件也是“老乔”承担的一个重要工作。

　　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乔冠华又随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参加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年48岁的乔冠华再次出任中国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又是文件起草班子的主要成员，最后文件的定稿，是由乔冠华整理、修改而成的。

　　在外交口，毛泽东赞赏乔冠华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中期，一次主席给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写贺信，由于主席工作忙，要外交部的同志先起草初稿。写毕，主席阅后不满意，谓之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流血”，随后，主席点名叫乔冠华重写。在世界上引起重大反响的“5.20”声明，大概由于工作对口关系，也是毛泽东授意乔冠华起草的，据说，“老乔”受命后，在他家当晚的餐桌上，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他就拿出了这篇气势磅礴文章的初稿。

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后，“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大标语贴满了外交部大院。在外交部的“内部运动”中，乔冠华被造反派批斗多次。有一个时期，他还被迫在北京饭店一侧的王府井街头叫卖小报，形销骨立。
乔冠华被揪走以后，有一天他偷偷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我写东西怎么办?”龚澎坚定地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就不要进家门。”

　　1968年底，乔冠华恢复工作。但是在他恢复工作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1970年春天，平日身体就不大好的龚澎由于动乱的影响和强烈的心理刺激，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脑溢血。住院治疗的两个月内，乔冠华日夜陪伴着龚澎，凄凄惨惨。

　　周恩来到医院探视，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询问了她的病情，参加会诊，还指示组成抢救小组。作了脑颅手术后，昔日美丽的龚澎已不成样子，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脸色蜡黄。周恩来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不来医院看她了……。”1970年9月20日，56岁的龚澎去世了。

　　龚澎去世，外交部的干部十分怀念她。乔冠华和龚澎虽然都是才华出众，但夫妻俩的性格却不尽相同。乔冠华锋芒毕露。如果外交部里的“老实人”在处理微妙的外交关系不如人意时，“老乔”的批评总有点尖酸刻薄，不免使人难堪；而龚澎稳重、谦和，也决不“恃才傲物”，在外交部人缘颇好。正因为龚澎各方面都比较出色，有一段时间，“老乔”竟对自己的夫人有些妒嫉之意。不管怎样，聪明、美丽的龚澎是妻子，在龚澎去世后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哀痛欲绝，他是个感情外露、起伏很大的人。他与数十年的结发妻子感情很深，许多年来，不论是外交大政方面的评估，还是生活中的和风细语，乔冠华对妻子大都言听计从。如今这位志同道和、息息相通的伴侣永远地逝去了，乔冠华怎能不怀念呢?在繁忙的一天工作结束后，晚上，他就拿着放大镜仔细地一张一张地观看龚澎的相片，他的感情不能自禁，边看边哭，甚至嚎啕大哭，就是邻居听见了，他也不加掩饰……。

四

　　乔冠华恢复工作以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9.13”事件。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周恩来将乔冠华和《人民日报》的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9.13”事件的声明。在讨论中，乔冠华首先想到被林彪迫害得很惨的陈毅。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乔冠华与陈老总私交甚厚。议事完毕，不待休息，他特意赶到301医院，向卧病的陈毅报告这一好消息：“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我今天特意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说明。先让你高兴高兴。”

　　当天晚上，乔冠华在家中开怀痛饮，酒兴正浓时，邻居符浩也因兴奋不眠前来畅谈。两人边谈边饮，即兴赋诗，乔冠华听罢符浩吟出一首唐诗，沉思片刻，突然将手中的茅台一饮而尽，边走边吟：“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毕，他又是一饮而尽，豪兴冲天。

　　1971年10月26日，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的电报。同时，吴丹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讨论联大决议问题，我们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当毛泽东打电话询问此事时，不假思索地对周恩来说：“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正在酝酿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乔老爷”就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乔冠华紧急受命，欣喜异常，他废寝忘食地准备着联合国之行的各种文件、资料。首要的一件事是他要连续数夜赶写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他还是老习惯——在吸雪茄和畅饮茅台酒之间，凝思挥笔。

　　11月8日晚8时，即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幽默风趣的谈话中，指出了这次重大外交活动的要点：“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9日下午，由乔冠华率领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在北京机场，中国代表团受到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和首都4000多群众的热烈欢送。
11月15日美国时间上午10时30分，被大会主席马利克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走进大会会议厅就坐。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欢迎仪式盛况空前。大会主席致欢迎词后，57个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欢迎词，欢迎仪式进行了整整一天。

　　最后登上讲台也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正式登上联大讲台的是乔冠华。他修长的身材，身着藏青色制服，手持一份雪白的发言稿，于严肃中又昭示着正义，他健步走上讲坛，全身充满着活力；他容光焕发，目光明亮锐利，充满着自豪和信心。他在讲话中有时躬下身子，双手按在案前，他的语调中肯而略带严厉，更显示其发言的分量。

　　当乔冠华发言结束时，热烈的掌声长时间地回荡在联合国大厅。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23个提案国及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团围着他，同他频频握手表示感谢。在联合国大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开怀大笑，得意舒心的大笑，那笑声表现了新中国进入世界讲坛的豪情。更多的时候乔冠华是在微笑，含蓄而又近乎神秘的微笑。由于“老乔”的微笑或大笑都具有那般不可抗拒的魅力，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乔的微笑》。

　　由于乔冠华的才学和他在本届联大的出色活动，自1971年至1976年的历届联大，中国政府都派出以乔冠华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老乔”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功不可没。

　　乔冠华回国后，周恩来表扬他，外交部同仁钦佩他，“大左派”江青自然抢在前面，大耍手段，百般赞誉……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史上又迎来了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乔冠华与基辛格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是最为艰巨的会谈。那些天，乔冠华与基辛格躲在钓鱼台的国宾馆细细地推敲公报里的每一个字。

　　在联合公报的会谈中台湾问题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虽然公报的框架在去年10月已由周恩来和基辛格肯定，许多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解决，但是双方在台湾问题的措辞却是针锋相对的。中美两国的这两位外交才子，在会谈中各自旁征博引，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而每到相持时刻，双方都会绷紧的弦放松，说两句俏皮话缓和紧张气氛，用轻松、友善的态度把各自的坚定立场掩起来。

　　还是风趣外向的乔冠华打破僵局：“博士，你是在德国出生的，我是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我们应该有共同点。但在德国哲学里，我喜欢黑格尔的辩证法，您喜欢康德的‘自在之物’，这大概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哈哈一笑，会谈气氛活泼、轻松起来。

　　及后，双方都做了让步，提出了新方案。基、乔会谈已取突破，周恩来参加最后定稿的谈判。这就是引起强烈反响、意义深远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

　　那些天，“老乔”几乎夜夜不眠，劳累不堪，但他心情格外愉快，多喝了几瓶茅台酒。

五

　　1974年，华夏大地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批林批孔”运动，这是“四人帮”策动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的一场运动。

　　也是在这动乱的一年，乔冠华任外交部部长。无休止的运动使乔冠华的头脑昏昏然了，他摇摆起来，在外交部布置起“批林批孔”运动……

　　乔冠华好喝酒，他高兴时喝，苦闷时也喝。在那“高气压”的几天，老同事晚上去他家串门，发现“老乔”只一个人在低头喝酒，也没有菜肴，沙发边还有全空的酒瓶，那是在喝闷酒。“你怎么了?”乔冠华满面泪痕地摇摇头……

　　1975年，经过邓小平的大力整顿，全国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到了年底，形势忽又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接踵而来，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再度白热化。恰在此时，1976年1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病逝。对总理的病逝，乔冠华是悲痛的。仅仅过了8个月，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悲痛之际，乔冠华感到全国形势将有一个大变化，但究竟怎么变，他似乎没有把握。

　　1976年10月初乔冠华如期率团参加第31届联合国大会。在联大期间，他从国内发来的电讯中得知，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乔冠华十分震惊，匆匆回国。他看到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鲜花如潮，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场面。

　　乔冠华的老友、龚澎的同学韩素音，相隔几天再一次来到中国。韩素音曾这样写道：

　　我到中国后，发现乔冠华情况很不妙……“乔的许多朋友也很难过。‘他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周恩来是乔冠华的保护人，是乔的良师益友，把他从一个新闻工作者培养成外交部长，他怎么能与周的敌人为伍呢?

　　“也许是因为他害怕再一次遭受1966年至1967年那样的折磨。在从‘四人帮’家抄出的名单上，他榜上有名，计划在张春桥当总理后，让他当副总理。”

　　乔冠华沉默了。

　　乔冠华在沉默中是痛苦的。1977年3月，乔冠华突发心肌梗塞，住了一个时期的医院。更大打击接踵而来，1978年8月，他被确诊为肺癌，住进了北京医院。

　　那一年的夏天，笔者去北京医院看一位病号，常见乔冠华昂头背手在散步，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只是他表情严峻，眼神冰冷。

　　那次住院，乔冠华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大伤元气。

　　1983年秋，乔冠华病情急剧恶化，入院不久，就处于昏迷状态，老友闻讯匆匆赶来。

　　9月21日，夏衍来了，那是乔冠华相交近半个世纪又十分敬重的老友，一声压低的呼唤使“老乔”睁开眼睛，夏公问他有何话说，乔冠华只说了一句，是他喜欢的宋词，充满爱国主义情调，文天祥《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第二天，1983年9月22日上午，乔冠华静静地停止了呼吸，2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中间位置上登出一条简短的讣告：“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乔冠华同志因患肺癌，于今日上午10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这短短的讣告，没有任何评论，没有任何褒贬，似乎留下许多空间，许多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