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货币　

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功不可没

作者： 朱剑红　　

　　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4年来累计发行国债5100亿元，力度之大，为共和国历史上少见。这些钱使用效果怎样呢？由国家计委提供的一组资料表明，通过实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我国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运行保持了快增长、高效益和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
　　
　　 扩大投资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
　　
　　 2001年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惟独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3％的佳绩。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1998年以来我们实施的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连续4年的国债投资，对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据统计，1998年国债项目投资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带动1.7个百分点，2001年带动1.8个百分点。
　　
　　 也许人们对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还记忆犹新，当时，全国人民都为沿江堤防出现的险情揪着心，捏着汗。而1999年长江中下游出现仅次于1998年的历史第二高水位时，新闻镜头里却没有这么多的险情了。由于政府将国债大量投入大江大河大湖的堤防工程，几年累计加固大江大河大湖堤防3万公里；总长3385公里的长江干堤三度达标的堤段达80％以上；长江沿岸完成移民建镇200多万人，增加行蓄洪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完成390座重点大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这些措施增强了抗御洪涝灾害能力，使得1999年的洪水袭来时，沿江堤防出现的险情比1998年减少82％，较大险情减少84％，减少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
　　
　　 以大江大河大湖堤防工程为代表，4年的国债投资使政府得以集中力量建成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
　　
　　 ———“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进展顺利；北京城市环保工程初见成效，北京市大气污染加重趋势得到控制，主要空气污染指标呈下降趋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完成公益林人工造林1793万亩，飞播造林680万亩，封山育林7783万亩。
　　
　　 ———“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和西部开发八条通道加快了建设。到2001年底，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000公里；安排了399个中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出口路建设，总里程2.2万公里，到2001年底可完成1.02万公里。
　　
　　 ———投产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南疆铁路、京九南段复线、株六复线等一大批工程投入使用。
　　
　　 ———建成国家储备粮库仓容505.5亿公斤，将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使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明显提高。
　　
　　 ———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推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替代了部分进口产品，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国债投资在建成一批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同时，还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从1998到2000年，每年安排西部地区的国债投资占当年国债投资比例保持在1/3以上，2001年安排西部地区国债投资的比重超过40％。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青海钾肥等西部地区重大工程进展顺利。
　　
　　 促进就业　增加税收
　　
　　 国债投资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效果十分明显。按照国家计委的测算，4年来国债投资直接创造新就业岗位约500万个，约占同期新增就业岗位总数的1/5强。如果考虑到国债投资项目的结构特征和产业关联带动作用等因素，国债投资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更多。
　　
　　 由于大部分国债资金投向了退耕还林还草、水利、交通、粮库、环保、城市市政设施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劳动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创造的经济增加值所能带动的就业岗位，远大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项目。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产业关联带动作用，如公路建设带动运输业及其就业增长，旅游业一个直接就业岗位可以间接拉动相关行业5个就业岗位；高校国债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使1999年和2001年高等学校共扩大招生150万人、增加在校生300万人，对缓解就业压力发挥了积极作用等，国债投资实际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远高于500万个。
　　
　　 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有力地保证了税源的稳定增加，1998—2000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5.2％，2001年1—11月各项税收累计已超过2000年全年的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1.7％。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分析，4年来税收增长的特点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有着密切关系，税收增长中有一半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所带动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国债投资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在为微观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硬件环境的同时，还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调节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了一些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大幅度增长。此外，在国债投资安排中，国家加大了向中西部倾斜的力度，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增加税源创造了条件。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改善人民生活环境
　　
　　 国债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点。
　　
　　 近几年来，在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批农网改造工程覆盖了全国的2400多个县，共安排投资计划1893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20％，为农网改造工程的资本金。到去年底，全国已累计完成投资1815亿元，占全部投资计划的96％。60％以上的农村地区从中受益，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改善，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
　　
　　 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有效缓解了一大批省会和地级城市的供水困难，提高了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缓解了城市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使这些城市面貌明显改观，服务功能得到强化。4年来，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2366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1161万吨，日垃圾处理4万吨，日供气能力555万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4846万平方米。
　　
　　 国债项目建设不仅直接扩大了国内需求，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农村的情况看，运用国债资金开展大江大河治理，病险水库加固，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减轻了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了好的环境；开展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通过补贴的方式直接增加了退耕地区农民的收入；大规模建设中央储备粮库，提高了国家粮食储备能力和调控粮食市场的能力，运用保护价敞开收购保障了种粮农户的基本利益；各地组织农民参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增加了农民的务工收入。1998年—2000年在自然灾害频繁和灾情较重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仍达到3.4％，2001年预计增长4％。
　　
　　 从城镇的情况看，运用国债资金加强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使国内一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得到较好的利用，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状况，为提高在岗职工的收入水平、增加就业岗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家几次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明显扩大，有效地保障了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1998年—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1％，2001年预计增长8.2％。

　　扩大内需：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作者：张怡恬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扩大内需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一项战略方针，明年仍要坚持实施这一方针。明年的经济工作既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又具有诸多有利条件。在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应如何进一步深化对扩大内需方针的认识？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记者：如何理解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

刘国光：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市场非常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仅为60％左右，低于最近十年世界平均消费率78％—79％的水平，国内市场还有很大潜力。坚持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既是加快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同时，它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减少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综观世界各国，大国经济一般都是内需主导型经济。美国2000年外贸依存度为20.7％，日本为20.1％，而同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左右。考虑到汇率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当然，由于我国加工贸易的规模较大，因而该比例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大大超过美国的两亿八千多万和日本的一亿两千多万，所以依赖国内市场的份额理应更大。一方面，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还会有很大发展，必须加大对外贸工作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扩大内需、促进国内的消费与投资。

记者：请您评价一下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大内需方针的成效。

刘国光：中国经济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之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很快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已连续四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主要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据测算，国债投资对1998、1999、2000年三年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为一点五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和一点七个百分点。拿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贴息项目来说，三年共安排了二百六十五亿四千万元，拉动投资两千八百一十亿元，其中银行配套贷款一千七百二十一亿元。就是说，一元的国债资金带动了十元的社会投资、六元的银行贷款。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了比较好的配合作用，如：在资金筹集上，定向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国债；在资金运用上，注意财政投资与信贷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密切配合，等等。在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作用下，2000年年中，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当年GDP增长率恢复到8％，扭转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

2001年年初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及国际贸易增长迅速减缓，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去年大幅度下降。在外需增长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将对拉动全年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外需的不足。2001年，国债投资规模一千五百亿元，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5.8％，高于上年同期四点四个百分点。消费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0.1％，与上年基本持平，这是在去年较高基数的基础上来之不易的较快增长。虽然受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显著放慢的不利影响，但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仍达到了7.6％的较高水平。今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美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普遍下降且下降幅度超过预期的外部环境下，更显得难能可贵。

记者：2002年，我们将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同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将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何看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宏观政策选择？

刘国光：当前，虽然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保持了一枝独秀，但这主要是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而并非稳定的内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经济环境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无论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还是从继续巩固、发展当前形势的现实需要看，明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既十分必要，又完全可行。

首先，明年国际需求极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国际经济形势仍很严峻。目前世界经济放慢的趋势，有人认为是周期性的，有人认为是结构性的。即使世界经济放慢是周期性的，几个月时间内就有可能复苏，但由于我们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期大约有半年，明年的经济形势仍很严峻。二是民间投资还没有上去。今年一至三季度，我国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8.2％，而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9.1％。民间投资的增长还需要政府投资的拉动。三是财政指标还没有到达警戒线，国家财政还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衡量一国财政是否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国际上通常采用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由1997年的1.2％上升到2000年的2.9％，接近欧盟规定的3％的警戒标准，仍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从债务角度看，我国债务负担率从1997年的7.3％上升到2000年的14.6％，远低于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可见，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属于短期政策，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同时也有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我个人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还可以再加大一些。因为解决比较严峻的就业问题需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问题应主要靠结构调整来解决，但结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一下子完成。因此，现阶段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还很重要。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继续放慢的话，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不能淡出，在力度上还应有所加强。

有人担心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在于：一是银行存贷差规模一直很大，财政投资在资金上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当前民间投资不畅、不足，不是由于财政挤出，而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二是财政投资的投向大多数为基础设施，属于公共支出领域，在项目方面也不会挤出民间投资。但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已连续实施四年，我们当然也有必要密切注意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如国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问题、财政债务负担加重问题等。这些问题，主要应通过调整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以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果，加强其他宏观调控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套等来解决。

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货币政策在配合财政政策方面还应发挥更大作用。首先，近期货币供应量增长减速，9月末狭义货币M1比去年同期增长12.3％，增幅比去年同期低八点五个百分点，比去年年底低三点七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低二点六个百分点。其次，1至9月份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为37.2％，比年初有所降低，表明货币的流动性也在减弱。现在物价形势较为平稳，通胀压力不大。因此，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过程中，还应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快速增长，更好地发挥货币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防止经济出现进一步减慢趋势。

记者：中央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扩大内需方针的认识，充实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容，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您认为明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刘国光：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要注意把扩大内需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这既是几年来实施扩大内需方针的经验总结，也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国民经济内生自主增长的动力尚未显现出来。把扩大内需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而且有利于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自主动力。

把扩大内需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在这方面，可供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在确保在建国债投资项目资金足额到位的前提下，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比例。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是企业技术设备的大规模更新改造。企业的设备更新不仅能拉动对相关产业的需求，而且能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现代化。二是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经过数年的国债投资，中央掌握的效益较好的国债投资储备项目已经不多了，而地方确实有一些效益不错、资金需要量也不是十分庞大的投资项目，急需资金支持。增加国债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部分，既可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也可减轻中央财政负担，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三是在西部地区适当上一些工业建设项目，这既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实施，又可以提高国债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另外，在信贷政策方面，应增加对企业技术改造、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和农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支持。

把扩大内需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努力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例如，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社会保障和农村税费改革的支出；继续加快发展债券市场、贴现市场等金融业务市场，积极增加金融工具，努力完善金融市场结构，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金融政策的功能和作用，等等。

把扩大内需同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实现扩大需求与改善人民生活的良性互动。要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主要包括：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稳定和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预期，增加他们的购买能力；用财政支出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强农村水、电、路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扩大消费创造必要条件；等等。同时，取消妨碍消费需求增长的政策性因素。通过完善、发展消费信贷来培育住房、汽车消费等。

把扩大内需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结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全国生态环境规划，加大对西部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的投入；抓紧实施污染治理重点工程，对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在认真搞好试点的基础上，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等措施，加强生态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