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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10 咬文嚼字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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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朱光潜
朱光潜（1897．9—1986．3）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
朱光潜，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县人。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近代。王国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具有开拓意义。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思想的介绍是较为详备的，对于美学基础知识、基本观点的阐述也较系统。《文艺心理学》从美感经验的分析开始，深入到美的本质的讨论，然后联系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创造，最后阐述美的范畴。书中还将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观点，纳入各章加以介绍，旁征博引，横贯中西。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粉碎“四人帮”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对黑格尔《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
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关于朱光潜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自我解剖，不断批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是寻求真理、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是“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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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一字师”及添足
1942年元月，郭沫若以十日之功，完成了著名历史剧《屈原》的话剧剧本。仅隔一月，该剧本便由生活书店化名的文林出版社出版，并被搬上舞台。由于剧本切合现实，又激情澎湃，加之演员阵容强大：金山饰屈原，张瑞芳饰婵娟，白杨饰南后……演出后立即引起山城重庆轰动。受此剧成功鼓励，郭沫若又一口气写出《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部历史剧，形成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高潮。
《屈原》上演，郭沫若经常去剧场看演出。在《屈原》上演三四次后的一个晚上，郭沫若与饰婵娟的张瑞芳在后台谈起第五幕第一场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台词：
“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郭沫若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
正说着，跟前扮演剧中钓者的张逸生正在化装，他插了一句：“‘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
郭沫若听了这话，立即觉得这个字改得十分恰当。他从句型分析，“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而“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是一种极度强烈的语句。因之立即将句子改了过来，并称张逸生为“一字之师”。
经过了这样的启示，郭沫若又改了自己所作一首《水牛赞》诗：
“你这殉道者的风怀。
你这革命家的态度……”
诗中两个“这”字，在初稿上都是“有”字，受先前改台词影响，为加强语势，都改成了“这”字。从改的情况看，《屈原》剧中那一句，确实改得好，的确加强了语气；但这首诗改用两个“这”字，便似乎有些勉强。语气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读起来略感别扭。这一问题，当时就有学者指出。
例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针对此写出《咬文嚼字》一文，认为从结构上分析，“你这殉道者的风怀，你这革命家的态度……”“根本不成一句话。”从阅读语感上讲，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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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读 书
朱光潜
朋友：
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的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扪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一百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的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世间有许多人比你忙得多。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美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和革命家富兰克林，幼时在印刷局里做小工，他的书都是在做工时抽暇读的。
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常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教员们，不大半由学生出身么？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罢！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种兴趣你现在不能寻出，将来永不会寻出。凡人都越老赵麻木，你现在已经不像三五岁的小孩子那样好奇、那样兴味淋漓了。你长大一岁，你感觉兴味的锐敏力便须迟钝一分。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丢开了，到老来他再想拿诗歌来消遣，便寻不出趣味来了。兴味要在青年时设法培养，过了正常时节，便会萎谢。比方打网球，你在中学时喜欢打，你到老都喜欢打。假如你在中学时代错过机会，后来要发展去学比登天还要难十倍。养成读书习惯也是这样。
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固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第一，学校功课门类虽多，而范围究极窄狭。你的天才也许与学校所有功课都不相近，自己在课外研究，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再比方你对于某种功课不感兴趣，这也许并非由于性不相近，只是规定课本不合你的胃口。你如果能自己在课外发现好书籍，你对于那种功课的兴趣也许就因而浓厚起来了。第二，念讲义看课本，免不掉若干拘束，想借此培养兴趣，颇是难事。比方有一本小说，平时自由拿来消遣，觉得多么有趣，一旦把它拿来当课一读，用预备考试的方法去读，便不免索然寡味了。兴趣要逍遥自在地不受拘束地发展，所以为培养读书兴趣起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尽的，就算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你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你须慎加选择。你自己自然不会选择，须去就教于批评家和专门学者。我不能告诉你必读的书，我能告诉你不必读的书。许多人曾抱定宗旨不读现代出版的新书。因为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巍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才值得读一遍两遍以至于无数遍。我不敢劝你完全不读新书，我却希望你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现代青年颇有非新书不读的风气。别的事都可以学时髦。我所指不必读的书，不是新书，是谈书的书，是值不得读第二遍的书。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见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正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才能松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其他像“文学大纲”、“科学大纲”以及杂志报章上的书评，实在都不能供你受用。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知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 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你也许要问我像我们中学生究竟应该读些什么书呢？这个问题可不易回答。你大约记得北平京报副刊曾征求“青年必读书十种”，结果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几何代数，有些人所举十种尽是《史记》《汉书》。这在旁人看起来似近于滑稽，而应征的人却各抱有一番大道理。本来这种征求的本意，是以一个人的标准做一切人的标准，好像我只喜欢吃面，你就不能吃米，完全是一种错误见解。各人的天资、兴趣、环境、职业不同，你怎能定出万应灵丹似的十种书，供天下无数青年读之都能感觉同样趣味发生同样效力？
我为了写这封信给你，特地去调查了几个英日公共图书馆。他们的青年读物部最流行的书可以分为四类：（一）冒险小说和游记；（二）神话和寓言；（三）生物故事；（四）名人传记和爱国小说。有些书在国外虽流行，给中国青年读，却不十分相宜。中国学生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像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他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喜欢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防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岁以后，教育宜注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注重发达想象。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谈到这里，我还没有答复应读何书的问题。老实说，我没有能力答复，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所以我现在不敢答复你应该读何书的问题。你如果要知道，你应该去请教你所知的专门学者，请他们各就自己所学范围以内指定三两种青年可读的书。你如果请一个人替你面面俱到地设想，比方他是学文学的人，他也许明知青年必读书应含有社会问题科学常识等等，而自己又没有甚把握，姑且就他所知的一两种拉来凑数，你就像问道于盲了。同时，你要知道读书好比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你自己也须得费些功夫去搜求。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青年必读书十种”或“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抉择还要靠你自己。
关于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了解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和精彩的地方和你自己的意见。笔记不仅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思考。记着这两点，其他琐细方法便用不着说。各人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较大，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久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决不能给你一个单方，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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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敲”的启示
唐朝诗人贾岛，做诗严肃认真、一字不苟。常常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故素有“苦吟派”之称。据唐宋遗史记载，他在长安应试时，有一次在路上反复考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即流传至今的《题李凝幽居》一诗），本想把其中的“敲”改为“推”，但又下不了决心……斯时正好撞上了当时任京兆尹（相当于今市长）的韩愈的车骑。有人便把他拉到韩大人面前，当韩愈问明情由后，即笑曰：“还是‘敲’字更好啊！”这就是古今以来一直被传为美谈的“推敲”的故事。至于这一“推”一“敲”到底孰优孰劣、孰得孰失，后人便又持两种意见：一种是以韩愈之“是”以为“是”，不再认真追究（言下之意是既然身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已有高见，我们又何必再加审议、再持异议呢？）；另一种是有些学者诗家坚持独立思考，对此谈出自己的见解和分析。这里且举两例：（1）美学家朱光潜先生，他在《咬文嚼字》一文中说：“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里‘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从这个艺术哲学的基本观点出发，朱老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推’字比‘ 敲’字好。”因为前者能更好地表现诗人冷漠自在、独来独往的意境，同时，与上句亦更为谐调。因为若是“敲”，尽管声音不大，毕竟会惊动“宿鸟”的。（2）著名学者周振甫先生，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辨，在其著名的《诗词例话》中又提出了与朱翁截然不同的意见。但又绝非简单草率地因袭韩愈之说，而是拿出了自己的根据，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周先生以题目《题李凝幽居》为线索，推断诗人原是写去往李凝幽居处时的环境和心境。进而指出：“就这首诗看，敲的该是李凝幽居的门，这个‘僧’可能是作者自指，因作者出家为僧，法名无本。那他在晚上去找李凝，应该敲门，才和幽居相应。从音节上说，‘敲’字也较为响亮。”
二公所见，迥然不同。而原作者贾僧亦早入黄泉，看来，这桩诗案是实难定论了。但笔者倒以为，斯“推敲”之古今故事却足以给我们今人（包括笔者本人）学业做事、走笔撰文以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如说做学问吧，既要有请教先哲的虚心态度，又需要有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伏案写作呢，则又该恪守以意帅文、文役于意，直至达到文质相谐、文质并茂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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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甚解
马南邨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这句话最早是陶渊明说的。他在《五柳先生传》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除了狂妄自大的人以外，谁也不敢这样自信。而读书的要诀，全在于会意。对于这一点，陶渊明尤其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每每遇到真正会意的时候，就高兴得连饭都忘记吃了。
这样说来，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了。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诫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
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了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会了解它的意思。
经验证明，有许多书看一遍两遍还不懂得，读三遍四遍就懂得了；或者一本书读了前面有许多不懂的地方，读到后面才豁然贯通；有的书昨天看不懂，过些日子再看才懂得；也有的似乎已经看懂了，其实不大懂，后来有了一些实际知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因此，重要的书必须常常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觉得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