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琵琶行（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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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朝著名诗人，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他白傅。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唐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历时四年。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传说始生就会说话，能认识“之无”二字，五六岁就能懂得声韵，十五岁就能做诗作赋。十七八岁时，曾一次携带着自己作的诗文到长安，特意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见他年轻，起初瞧不起他，一眼觑卷上的名字“居易”二字，便戏笑他说：“居易、居易，长安米价昂贵，恐怕居住下来大不容易”。可是当他翻阅到白居易的诗卷第一篇正是《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特别其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顿时吃惊，非常欣赏称赞，慌忙改口说：“有才如此，能作这样的诗真是难得，那就在长安居易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德宗贞元十六年（799）考中进士。十八年应吏部拔萃科考试，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拜左拾遣。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是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时，他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的政府态度，为民请命，勇敢战斗。曾提出“尊贤能以澄清吏治，薄税敛以安民生，罢兵革以苏民困”等主张。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的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有李绛（监察御史，直言敢谏，尤疾宦官专横）救助，才免于罪处。自元和三年至五年的三年谏官任内，是白居易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为了实现自己政治主张而进行勇猛战斗的时代，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时代。他的最富于斗争精神的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的讽谕诗就是这时写的，其中《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等诗，锋芒尖锐，象连弩一样射向黑暗势力，使“权豪贵近者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同上）。元和八年改任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专门陪太子伴读的闲官，不符合他的志愿，他在给李绅的诗 中曾流露出不满情绪：“一种共君官职冷，不如犹得入高眠。”至元和十年宰相吴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他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的权贵即以越职言事罪，将他贬为江州刺史，更有中书舍人王涯奏其“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白居易贬到浔阳之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消极，开始揉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保和”和佛家的出世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抵湓城不久，即于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建一草堂。这个草堂，前有奇松数十株、修竹千余竿，青罗为墙板，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詹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旧唐书、白居易传》），真是贬官闲居的好地方。所以他准备“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就平生之志。”（《九江史话》）至于被贬为司马之心情，他说：“州民康、非司马之功；郡政坏，非司马之罪，无言责，无事忧。”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江州司马厅记》）“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泳，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攸（修）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些年，他往往是春游东林寺，秋登浔阳楼，或访陶渊明故宅，或观石门涧瀑布，或攀香炉峰顶，或闻鸟语泉鸣于遗爱寺，或乘风踏浪晚归彭蠡湖，尽览浔阳诸胜，留下诗文一百余篇。其中以《与元稹书》 和《琵琶行》最为著名。《琵琶行》是借一个被抛弃的歌女形象，抒发自己沦落之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诗中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漂零憔悴、流落江湖的长江歌妓，一个是遭谗受贬的诗人自己。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不平，却有相同的感受。在浔阳江头，琵琶声里，他们的哀怨和激愤组成了一支凄苦的歌，唱出了他们的不幸，倾诉了社会的不平。从对被压迫、被蹂躏的弱女子的同情，揭露封建社会对才人、志士的打击和迫害。居易离江州不久，有人在浔阳江头送客处，建一亭阁曰：“琵琶亭”，以诗名亭，以资纪念。千余年来，历经兴废，地址数迁。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江市人民政府重建于长江大桥的东侧，占地面积3300平方米，为一仿唐园林式建筑。主体建筑琵琶亭，坐落在两丈多高的花岗岩石基上。亭六角双层，碧瓦红柱，翘角重檐，周围护以白石栏杆。金光灿灿“琵琶亭”三个大字的巨幅匾额，由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书写。楹柱上有清代文人董云岩的集句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天半入吴”。台内展出白居易诗文及其他江州的行踪图片。亭台前面的巨大石碑上，雕刻着毛泽东手书的《琵琶行》长诗。台院正中有白居易汉白玉塑像。两侧建有碑廊，镶嵌着历代诗人、书法家 题咏和书写的五十六块碑刻，供游人欣赏。
　　白居易于元和十三年冬离开江州，前往四川任忠州刺史（今忠县）。元和十四年冬，穆宗即位，召回长安，拜司门员外郎，第二年，转主客郎中，知制造，加朝散大夫。他目赌宦官擅政，朋党倾轧，一般朝士，各有攀援，不愿卷入旋涡，自请外任，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以诗酒咏佛为事。大中元年（846年）卒，终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江州人为之立祠。
　　在文学创作上，白居易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而别无寄托的作品。《与元稹书》是他的诗论纲领，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的讽喻诗，是他提倡用诗歌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实践，其中有不少是同情当代人民痛苦，揭露统治者腐朽与残酷的作品。但是，到了后期，尤其是晚年，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代替了早期的讽喻诗，他的诗歌也丧失了战斗性和光芒。他的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妇皆能听懂。他和元稹友谊甚笃，世称“元白”。著有《白乐天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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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诗《溪村》插图 选自明代万历集雅斋刻本《六言唐诗画谱》
　　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①“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②“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③“事□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④“体顺而肆”，文字流畅， 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
　　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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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文学创作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
　　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 ），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讽谕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分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伤诗写一时感触，而往往有深沉的寄托。其中如著名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歌咏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婚姻爱情故事，情绪感伤,寄托深微。诗中既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导致昏庸误国，讽意明显；更写“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陈鸿说，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琵琶行》则有遭际之感。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说明这两首诗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所以清人赵翼指出，白居易“即无全集，而二诗已自不朽”（《瓯北诗话》卷四）。感伤诗中还有不少亲朋间酬赠的篇什，如《别舍弟后月夜》、《江南遇天宝乐叟》、《画竹歌》、《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等，也都写得情真意切，朴挚动人。这类诗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感伤色彩，如“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自觉》 二首）等；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的是 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问刘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而一部分铺陈故实、排比声韵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艳情风月的小碎篇章，颇为时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诗歌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浅切，明畅通俗。平易，是指用寻常的话，写寻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够领略。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刘禹锡《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就是对于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赵翼《瓯北诗话》也认为“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诗的平易，又是同叙写情事的直切畅达联系在一起的,意到笔随,挥洒自如，“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王若虚《滹南诗话》），有很大的感染力。这样的平易,是提炼的结果。赵翼又说：“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宋代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叙白居易作诗令老妪都解的传说，虽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浅显，少用典故和古奥的词句，便于广大读者接受，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还喜欢提炼民间俗语入诗，增添诗歌的神趣。《 唐音癸签》引《阅耕余录》说：“白太傅诗：‘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吴中以水涨船动为船活,采入诗中,便成佳句。”龚颐正《芥隐笔记》也说：“诗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赢垂、温暾，皆乐天语。”
　　白居易诗歌的创作风格，后世颇有訾议。有人说他“俗”，说他“浅”，甚至说他“力□而气孱”（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这些批评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贵，吟弄风情，存在着格调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语，千篇一律”（《诗源辩体》引王世贞语）,“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叶燮《原诗》)。在艺术上他也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语太露，缺少蕴藉含蓄的韵味和抑扬顿挫的气势。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浅而思深，意微而词显”（薛雪《一瓢诗话》），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蕴含深远的思想情趣，有力地显示着白诗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容的深刻和风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特别广。他在世时，他的诗歌已广泛传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元氏长庆集序》）。他与元稹两人唱和的所谓“元和体”，“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旧唐书·元稹传》）。白居易的名声远播国外。当时有朝鲜商人来求索白诗，带回去卖给该国宰 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苏州南禅寺抄得一部白集带回国，后陆续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当于宋、元时的三种抄本各一卷，视为国宝。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稱、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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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居易诗

　　香山才情，照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按香山《题浔阳楼》称渊明曰：“文思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沈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按《复堂日记补录》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云①：“阅乐天诗，老妪解，我不解”；则语尤峻矣。西人好之，当是乐其浅近易解，凡近易译，足以自便耳。（195页）
　　①《复堂日记》：八卷，清谭献撰。
　　这一则论白居易诗。白居易晚号香山居士，故称香山。白居易《与元九书》：“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钱先生称“香山才情，昭映古今”，就指他的杂律诗及《长恨歌》《琵琶行》等诗。也指出他的诗有不足处，如他有的乐府诗，他在《新乐府序》里说：“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诗是文学，只求达意不求文，不够正确。诗要求卒章显其志，对“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了。他有的诗不免“词沓意尽，调俗气靡”。苏轼《祭柳子玉文》称为“元轻白俗”。钱先生把他学陶渊明的诗，与陶诗比，一高玄，一琐直。如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举第四首看：
　　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暮读一卷书，会意如嘉话。欣然有所遇，夜深犹独坐。又得琴上趣，安弦有余暇。复多诗中狂，下笔不能罢。唯兹三四事，持用度昼夜。所以阴雨中，经旬不出舍。始悟独往人，心安时亦过。
　　这首诗写他退居渭上，过着饮酒、读书、弹琴、作诗的闲适生活，即所谓“琐直”。再看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第四首：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写失群之鸟悲哀时，还在找孤生松来栖托，表达出“千载不相违”的志节，即所谓高玄。
　　再看白居易的写实诗，如《官牛》：
　　官牛官牛驾官车，浐水岸边般载沙。一石沙，几斤重？朝载暮载将何用？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荫下铺沙堤。昨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途污马蹄。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官牛领穿亦无妨。
　　这样的诗跟杜甫的三吏三别比，不是一沉挚，一铺张吗？
选自《谈艺录》读本（六）论白居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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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白居易诗筒传韵

　　元稹和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世称“元白”。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两人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而在史册上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在长庆二年到长庆四年(822～824)间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时，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的内心。其中不少内容飘溢着酒的芳香，反映了他们诗酒为乐的生活。如：元稹《酬乐天喜邻郡》诗末二句：“老大那能更争况，任君投募醉乡人。”白居易在《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中云：“醉乡虽咫尺，乐事亦须臾”。从此，越州以“醉乡”之名传颂遐迩。在《醉封诗寄微之》诗中更表述了他们醉书、醉寄的情景：“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川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 ”元稹更以酒醉之乐招唤友人：“安得故人生羽翼，飞来相伴醉如泥。”白居易在《代郡斋神答乐天》诗中更说：“为报何人偿酒债，引看墙上使君诗。”元稹在越州一住就是7年，纵酒自娱， 甚至连小孩也学会了饮酒：“羞看稚子先拈酒，怅望平生旧采薇”(《酬复言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可见他确实是沉浸在醉乡的欢乐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