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虎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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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简介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生性直爽，喜游山水。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翌年考进士落第，回乡与因公归里的胞兄宗道朝夕切磋学问。万历二十年中进士。万历二十三年出任吴县县令，不到两年，"一县大治"，"吴民大悦"。但他厌恶官场陋习，曾七次上书辞职。宰相申时行赞叹"二百年来，无此令矣!"获准离任后，遍游东南名胜，写下《虎丘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名篇。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次入京，先后任京兆校官、礼部仪制司主事。又作《满井游记》、《徐文长传》等名篇。胞兄袁宗道辞世，他悲痛不已，告假归里建"柳浪馆"，栽花种柳、吟诗著文、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入京任礼部仪曹主事，两年后调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致力整顿吏治。著名的《摘发巨奸疏》就作于这时。万历三十七年，被派往陕西任主考官，次年春天获假南归，同年九月初六因病去世。其文学主张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强调文学要表现个性，道出真情，"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随着时 代前进，文学应不断创新。传世的有诗歌1700多首，游记、书札、序跋、碑记、传状、日记、杂文等近600篇。成就最大的是山水游记，清新秀俊，自成一家。后人将其全部诗文编为《袁中郎全集》行世，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袁宏道集笺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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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简介

　　虎丘原名海涌山，位于苏州市西北，素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誉，是我国现有城市园林中最早的名胜园林，乃闻名中外的风景旅游胜地。

　　春秋时虎丘为吴王行宫，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传说葬后3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另有说法是山丘之形似虎而得名。晋代司徒王旬和弟司空王珉在此建别墅，后舍宅为“虎丘山寺”。唐时因避太祖“李虎”讳，曾改名“武丘”。宋时改称“云岩禅寺”。清康熙时改为“虎阜禅寺”。唐代白居易任苏州郡守时，筑堤凿渠直达山前，人称“白公堤”，即今山塘街。以后又凿山麓，引水环山，风景更美。宋代诗人苏东坡曾说；“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是憾事”。

　　过山塘桥向东折北，就到虎丘的头山门，山门面对山塘河，对岸照壁上有“海涌流辉”四个大字。进门过海涌桥，即为二山门，也称断梁殿。系元代建筑，正梁分两段接合，结构特殊，且斗拱雄健，庄重而优美，乃虎丘山重要文物。出断梁殿上山，路西侧有“憨憨泉”，此井泉脉极佳，至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路东侧有一巨石中开如截，传为吴王阖闾的试剑石，事实上是典型的凝灰岩，沿着裂隙风化而成。再前路左是“枕头石”，相传晋时高僧生公倚此石读经，曾枕石而眠。路右侧为“贞娘墓”。有亭覆于其上，贞娘为唐代名妓，不甘污辱而自尽，与杭州西湖苏小小墓齐名。真娘墓东面土丘有“孙武子亭”，春秋时孙武曾在此演习兵法，操练娘子军。

　　上山大路尽头有巨石，平坦如砥，气势雄壮。相传阖闾墓筑成，吴王夫差怕泄漏秘密，把千余工匠杀死于此，遂称“千人石”。另一说生公在此说法，其下有千人列坐听经而得名。石旁有白莲池，池中有“点头石”，成语“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就源于此。附近石壁上“生公讲台”四字，为唐李阳冰篆书。“千人坐”三字为明胡缵宗书。千人坐北有“二仙亭”，乃纪念吕纯阳、陈抟两人，相传二仙曾在此下棋消遣。亭西石壁上有石刻两方，上书“虎丘剑池”四个大字，相传是唐颜真卿所书，但岁久剥蚀，“虎丘”二字为后人摹补。因此有“假虎丘，真剑池”之说。千人坐后“别有洞天”圆洞门之内即为剑池，史载：“阖闾葬其下，以扁诸、鱼肠等剑三千殉葬，故以剑池名”。池呈长方形，水深约6米，终年不涸，两岸峭壁如削，藤萝斜挂，上跨飞桥，险峻奇丽，实为虎丘景色之最。剑池东崖壁刻“风壑云泉”，笔法圆润，相传为北宋米芾所书。西崖篆刻“剑池”二字宛转古拙，相传为王羲之墨迹。

　　从剑池循石级而上经“可中亭”，过“解脱门”，折向西便是“双吊桶”，即横跨于剑池上方峭壁间的石拱桥桥面上的两个井口，原为山最水所用。过桥西行便是“虎丘云岩寺塔”。俗称虎丘塔。原是晋王旬琴台故址。塔高48.2米，始建于五代周显德六年（959年），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它是苏州现存古塔中最早建造的仿楼阁式砖塔，雄浑古朴，有“江南第一古塔”之称。近300年来，此塔不断向西北倾斜，塔顶向北偏移2.34米，倾斜角为3°59'，它是著名的中国斜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建400余年。近年经过多次加固修缮，塔身不均匀沉降得到了控制。塔院仙有御碑亭，亭北壁镌有康熙帝御诗。

　　虎丘塔西南，山顶最高处建有“致爽阁”，此处高阁幽雅，平台旷朗，远眺西南诸山，有“狮子回头望虎丘”之景观。致爽阁东南铁华岩下有“第三泉”，原名陆羽井，唐代茶圣陆羽评品为天下第三。泉旁建有茶室，供游人品茗，三泉水冲泡碧螺春茶也可谓“双绝”。泉南建有冷香阁，四周有梅树数百株，每值春寒料峭，暗香浮动，故名。阁南拥翠山庄依山而筑，园内有抱瓮轩、阁泉亭、月驾轩、灵澜精舍等建筑，大门前壁上嵌有“龙、虎、豹、熊”四个大字，清代陶茂森书。

　　虎丘白莲池东有石级53阶，俗称“五十三参”。取佛经“五十三参，参参见佛”之意。至顶到“云岩禅寺”正殿，内供释迦牟尼佛。大殿东是“五贤堂，再东为”“小吴轩”，轩处山的东南隅，飞驾出崖外，势极险峻，五十三参东有“仙人洞”，春秋时，越国战败后，越王勾践夫妇曾栖身于此，也称“勾践洞”。

　　虎丘山西南麓有“南社”发起组织者陈去病墓。东南麓有苏州独一无二的盆景园“万景山庄”，苏州盆景多以树桩为主，以古拙、清秀、淡雅自然的风格自成一派。
虎丘山后山恬静幽深，近年修复了“通幽轩”、“玉兰山房”，整修了“小武当”、“十八折”、“一百零八级”等景观。四周生态环境保护良好，丛林茂密，从1983年以来常有大群苍鹭飞至栖息，安度冬季，增添了“千万苍鹭聚虎丘”的奇观。

　　虎丘东首1公里许，山塘街青山绿水桥畔还有五人之墓，葛贤墓及明代《重修白公堤记》石幢等名胜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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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丘游记阅读

虎丘中秋夜

张岱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莖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游虎丘小记

李流芳

　　虎丘，中秋游者尤盛。士女倾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遂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予初十日到郡，连夜游虎丘，月色甚美，游人尚稀，风亭月榭间，以红粉笙歌一两队点缀，亦复不恶。然终不若山空人静，独往会心。尝秋夜与弱生坐钓月矶，昏黑无往来，时闻风铎，及佛灯隐观林抄而已。又今年春中，与无际舍侄偕访促和于此。夜半月出无人，相与跌坐石台，不复饮酒，亦不复谈，以静意对之，觉悠然欲与清景俱往也。生平过虎丘才两度，见虎丘本以色耳。友人徐声远诗云：“独有岁寒好，仿宜夜半游。”真知言哉！

　　作者简介：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一字茂宰，号香海、泡庵、慎娱居士，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万历举人。值阉党乱政，遂绝意仕进，读书养母，毕其余年。诗文多写景酬赠之作，风格较清新自然。擅绘山水，笔墨峻爽，得力于吴镇为多。亦工书法、篆刻。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著有（檀园集）、《西湖卧游图题跋》等。黄宗羲云："长蘅无他大文，其题画册，萧洒数言，便使读之者如身出其间，真是文中有画也。"正道出李流芳小品的特点。

《虎阜志》节选

陈·顾野王《虎丘山寺》

　　夫少室作镇，以峻极而标奇；太华神掌，以削成而称贵。若兹山者，高不抗云，深无藏影；卑非培塿，浅异棘林。秀壁数寻，被兰杜于苔藓；椿枝千仞，挂藤葛与悬萝。曲涧潺，修篁荫映。路若绝而复通，石将颓而更缀。抑巨丽之名山，信大吴之胜壤。若乃九功六义之兴，依永和声之制。志繇兴作，情以词宣。形言谐于《韶夏》，成文畅于钟律。繇来尚已！未有登高能赋，而韬斐丽之章；入谷忘归，而忽锵之节。故总辔齐镳，竞雕虫于山水；云合雾集，争歌颂于林泉。于时风清邃谷，景丽修峦，兰佩堪纫，胡绳可索。林花翻洒，下飘飏于兰皋；山禽转响，时弄声于乔木。斑草班荆，坐磻石之上；濯缨濯足，就沧浪之水。倾缥瓷而酌旨酒，剪绿华而新诗。肃尔若与三径齐踪，锵然似共九成偕韵。盛矣哉！聊述时事，寄之翰墨。

拥翠山庄记

清·杨

　　出郭北行不数里,曰“虎丘”。丘不隆而迤,若俯若注,若蹲若侧卧。嘉木芙草，披拂夷洒,不能殚状。案志，丘有泉，曰“憨泉”。梁憨憨尊者凿,岁久恝弃。光绪甲申春,朱君修廷陟丘访焉，丘之人无知者。属怡贤亲王祠僧云闲大索，获于试剑石右，井干无毁，巨石戴其上,汲而饮,甘冽逾中泠。时洪君文卿、彭君南屏、文君小坡同游，皆大喜踊跃，谋所以旌之，匄众，众诺，集金钱若千万，于泉旁笼隙地亘短垣，逐地势高偓，错屋十馀楹，面泉曰“抱瓮轩”，磴而上曰“问泉亭”，最上曰“灵澜精舍”，又东曰“送青簃”，而总其目于垣之楣，曰“拥翠山庄”。杂植梅柳蕉竹数百本，风来摇飏，戛响空寂，日色正午，入景皆绿。凭垣而眺，四山滃蔚，大河激驶，遥青近白，列贮垣下，相与酾酒称快。今夫天下之大元气之所流灌，足以馨吾志、悦吾精，宁止兹泉？然而不遇谐赏，或百年不一雠其奇，是故无用之用，宜不为轾轩。或曰譬于人，虽甚龊龊，傥大人先生祓晦而振嵽，与星汉争光可也。是说也，吾喟焉。士有邂辟穷谷，捐明即黯，坚忍谻踣，肌色焦然，岂尽挢亢不情与？毋亦无烙灼者与？吾故为泉幸也。且夫泉不积恝弃，无以异也，犹人日般旋耳目间，攘攘焉耳矣，秘久而出 ，而名益荣，虽干万泉莫适争也。则信乎泉之幸，泉之自诡也。

　　乙酉春正月，归安杨显撰并书。唐仁斋双钩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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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的文学理论

　　晚明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他们是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是这一派的领袖。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不喜做官，动辄请假、辞职，总共在吴县令、吏部郎中等任上做了五、六年，大多数时间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但他做官时也做得很认真，有很好的声誉，只是觉得官场的生活压抑得人太苦，所以宁可赋闲。有《袁中郎全集》。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官至右庶子。袁氏三兄弟中，他年居长而才气较弱，性格也比较平和。不过，公安派反对拟古的文学观，最初是由他提出的。有《白苏斋集》。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号凫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博士、南京礼部郎中等职。他中进士时已四十六岁，久有怀才不遇之慨。年轻时以豪侠自命，任情放浪，喜游历。所作诗文（尤其散文）富于才气和个性。有《珂雪斋集》。另外，陶望龄、江盈科等，都是与三袁关系密切的文人。

　　在整个晚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实际是李贽。关于他的情况已在本编《概说》中作大略的介绍，不再重复。袁氏三兄弟均与李贽有密切交往，李贽也曾对袁宏道极表赞赏。公安派的文学观主要是从李贽的思想学说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基点不在于诗文的语言技巧，而在于个性解放的精神。袁宏道在无意中读到徐渭的诗集时惊喜莫名，对这位几乎湮没无闻的前辈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也正是因为徐渭的身上表现了狂傲而不可羁勒的个性。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袁宏道《叙小修诗》称其弟之作：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又江盈科在《敝箧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话说：

　　诗何必唐，又何必初与盛？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耳。夫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是之谓真诗。

　　“性灵”原不是新鲜的辞语，南北朝时就颇为习用。如庾信称“含吐性灵，抑扬词气”（《赵国公集序》），颜之推称“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颜氏家训》），其意义大致与“性情”相近。明代中后期，六朝文风重新受到重视，“性灵”一词在王世懋、屠隆等人的诗文评中又使用得多起来。

　　袁中郎进一步在这里面加入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的艺术要求，使之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文学口号。首先，袁中郎的“性灵说”是出于李贽的“童心说”，它和“理”，和“闻见知识”——即社会既存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中郎看来，“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声伎之满足，“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也是一种“趣”；恰恰是讲学问做大官的人，“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同样，稚子“叫跳反掷”、醉人“嬉笑怒骂”，因为“理无所托”，所以“自然之韵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和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在封建教条压抑下形成的虚伪的高尚要好。其次，袁中郎在强调“性灵”时，明确地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他在《叙小修诗》中说，较之文人诗篇，“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的价值，因这些歌谣“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在向来的正统文学观中，诗文的首要义务是载道明志，有益于教化，虽不反对抒情，却要求保持所发之情的纯正无邪，不越出“礼义”的范围。而中郎以自由地抒发“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为“可喜”的“真声”，正是要打破对于文学所加的种种道德束缚，伸张新鲜真实的生活情感与欲望在文学中的权利。再有，袁中郎所说的“ 性灵”，还意味着独特的个性表现。他在《徐文长传》中说，文长的诗“虽具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事人者所敢望也”。换言之，诗不妨有疵病，却不能没有强有力的人格精神。在前引《叙小修诗》中，他更明确地说，小修诗“佳者”未必令他喜欢，因为不免有蹈袭前人的痕迹，而“疵处”却因“多本色独造语”而令他“极喜”。如此，在评价标准上，他把诗的个性放在了诗的完美之上。要求诗不托于“理”、不托于“闻见知识”，而发之于真实的情性，要求诗自由地抒发人的生活欲望（这里面包含着未必与封建道德合拍的内容），要求诗表现出个人的独特创造，这三者构成袁中郎“性灵说”的主要内涵，而与前人所说的“性灵”形成区别。

　　标举“性灵”，也是同流行的拟古诗风的强烈对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常简单地将公安派视为前后七子的对立面，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袁中郎对李梦阳、何景明有相当高的评价，如《答李子髯》诗云：“草昧推何李（谓诗界草昧之际，首推何李开辟之功），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在追求“真诗”、宣称“真诗在民间”的观点上，他更是与李梦阳一脉相承。对于后七子尤其李攀龙，袁中郎批评较严，但对王世贞却也不无好评。另一方面，袁中郎并不把“复古”和“拟古”等同看待，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前后七子倡导“复古”，具有隔断宋代理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恢复文学的抒情特征的意义，对此他也是赞同的。《雪涛阁集序》提出“夫复古是已”，但不应“以剿袭为复古”，对二者作出了明白的区分。总之，公安派的理论，在强调真情，反对宋人“以文为诗，流而为理学”（同上）等基本方面承续了李梦阳以来的文学观点，但他们并不主张着力摹仿古人的“格调”、“法度”，在这一点上与前后七子都不同。他们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自己的特性，互不相袭；每个时代的语言也在不断变化，“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 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

　　（袁宗道《论文》上）所以作家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不必谈什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在后七子宗派主义作风下形成的以拟古为复古，“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一唱亿和，优人驺子，皆谈雅道”（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诗坛风气。特别是对后七子诗派末流的粗滥而毫无性情的假古董，攻击尤烈。袁中郎常指斥这一流作者为“钝贼”，甚至刻薄地骂为“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张幼于》）。

　　因为文坛上的宗派势力和剿袭作风，已经成为自由地抒发性灵的新文学的极大阻碍。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的社会思潮在文学领域中的直接反映。李贽反对以儒家经典规范现实社会与人生，袁宏道等反对以前代的文学典范约制当代的文学创作，而提倡一种具有时代性、个人性、真实性，能够表现内在生活情感与欲望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都意味着对旧的精神传统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公安派的理论也存在显著的局限和前后矛盾。从人生态度来说，袁宏道等人并不具有李贽那样公然以“异端”自居的反叛精神，他们对于守旧的政治与社会势力既抱有强烈的厌憎，又抱有很大的畏惧。还在李贽遭迫害前几年，袁宏道就已感觉他的见解“尚欠稳实”——实即太过偏激（见袁中道为他写的行状），并忧念“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答黄无净祠部》）。至李贽死后，他们以之为戒的畏祸之心更重（见袁中道《李温陵传》、陶望龄《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等）。所以公安派的文学理论虽以个性解放的精神为底蕴，但“独抒性灵”必然会遭到的个人与群体的正面抗争，则是他们较少涉及的。袁宏道解释“性灵”文学所提及的实例， 大多具有虽有违于传统文化精神却并不直接与社会激烈冲突的特点。从前后变化来说，袁宏道早期诗论，对“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风格很表赞赏（《叙小修诗》），后来却提出：“凡物酿之则甘，炙之则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人真性灵也。”（《叙咼氏家绳集》）已经对“性灵”加上了一道限制，似乎以前他所表彰的那种劲质、峭急的诗风不能算是“真性灵”了。这根本上也不是艺术趣味的变化，而是人生态度一步步退缩的必然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终究是一种艺术创造，对于艺术性的推究是不可缺少的。就此而言，前后七子重视“格调”、“法度”，主张向古人学习，也是合情合理的。公安派为了强调“独抒性灵”，打破模拟的风气，有些观点虽有矫枉过正的意义，但其偏激的一面（如袁宏道认为袁中道的诗疵处比佳处可爱），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隐患。特别是讲究形式的诗歌，容易因此而流于率易。钱谦益一方面肯定“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同时也指出其影响的消极面：

　　“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撇开其立论的基点不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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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安派到竟陵派的诗歌

　　袁中道自论其诗，尝言：“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大致说，写诗冲口而出，浅易率直，宁取俚俗，不取陈套，是袁家三兄弟共同的特点。因此在语言风格上，他们也很自然地倾向于白居易、苏轼等人。但三人才情、个性有异，诗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长兄袁宗道性格平和，其诗中少有特别强烈的情绪，也不大有特别警醒的字眼，明白、浅显，语言时有罗嗦，有些像白居易后期的随意之作，感染力较弱。小弟袁中道的诗感情强烈，其入仕前的作品，常表述失意之愤和任侠之情，如《风雨舟中示李谪星、崔晦之，时方下第》中“早知穷欲死，恨不曲如钩”，愤激的情绪溢于言表，那种大胆的自白，也令人震惊。另如《感怀诗》之五：

　　少时有雄气，落落凌千秋。何以酬知己？腰下双吴钩。时兮不我与，大笑入皇州。长兄官禁苑，中兄宰吴丘。小弟虽无官，往来长者游。燕中多豪贵，白马紫貂裘。君卿喉舌利，子云笔礼优。十日索不得，高卧酒家楼。一言不相合，大骂龙额侯。长啸拂衣去，飘泊任沧洲。

　　这诗颇有李白式的狂傲，下笔随意，却也淋漓痛快。但小修的诗常写得过于轻率，而缺乏诗味。如《感怀诗》之二，有“一峰绿油油，忽出青蓝外”之句，近乎打油诗了。袁宏道的诗优于其兄弟。他主张“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张幼于》），不讲规矩，用语不避俗，不求雅，不喜说大话，不做大场面，但每有奇思异想，表现出敏锐的感受。如《东阿道中晚望》：

　　东风吹绽红亭树，独上高原愁日暮。可怜骊马蹄下尘，吹作游人眼中雾。青山渐高日渐低，荒园冻雀一声啼。三归台畔古碑没，项羽坟头石马嘶。

　　“游人”之眼迷于富贵者所乘之马扬起的灰尘，这是大众生活的隐喻。而荒园冻雀一声凄厉的啼叫，便是袁宏道这样的智者欲以打破这昏沉世界的呼喊吧？它是尖锐的又是无力的。然而在精神上，诗人更愿意像项羽墓前的石马，永远保持着不甘雌伏的神态，于无声中作惊世的长嘶。在这首诗中，兀傲与自卑的意识相混杂，深刻地表现了独醒者内心绝望的挣扎。

　　再如《灵隐路上》：

　　细鸟伤心叫，闲花作意飞。芳蹊红茜雨，古涧绿沉衣。艳女逢僧拜，游人缓骑归。幸随真实友，无复可忘机。

　　这好像是古诗中很常见的纪游之作，但却给人以新鲜和异常的感觉。诗中不平静与平静的意象反复对映，显示着诗人心灵的躁动。第五句写艳色女子与僧人见礼，把俗世的诱惑与出世的选择组成同一画面，尤其显得怪特。由于语言不合规范（如首句过于俚俗），情绪无法一致，画面缺乏平衡，古诗中习惯的意境完全被破坏了。

　　在涉及社会生活内容方面，袁宏道的诗也多有新鲜成分。

　　他常常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如《湖上别同方公子赋》之二，以“曷为近汤火，为他羊与鸡”责难岳飞的忠节，是少见的大胆议论。在《秋胡行》中，写了一个大声宣布自己死情不死节的妇女形象，也具有很明显的反抗传统道德观的意义，而民歌风调的《江南子》：

　　鹦鹉梦残晓鸦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长，回身自约青鸾尾。不道别人看断肠，镜前每自销魂死。锦衣白马阿谁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则写出一个已婚的美丽女子不满于自己的丈夫，为那不相识的“锦衣白马”人怦然心动的情绪。在诗人看来，这心情无可非议，所以他把这一瞬间描绘得美丽而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诗中多表现沉湎于山水酒色、庄学佛旨的闲逸之情，似乎他是不关怀社会政治的，但实际并不如此。他也有一部分表现对于国事的忧虑和愤懑的作品，而这一类作品之所以为数不多，一则由于他感觉得晚明政治的腐败不可为，自身与官场的不合拍，同时也由于他感觉得历来政治诗中包含了太多的做作与虚假。《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之二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形象。

　　袁中郎诗的缺陷，也在于词语缺乏锻炼，有时写得过于流易轻率，如“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病中见中秋连日雨，柬江进之》）之类。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拟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势而起。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场不利，天启七年（1634）

　　始举于乡，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复合集》。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这诗不大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朕兆（见《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