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最后一课

作者都德简介

　　作者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840年5月12日，都德生在法国南部普鲁旺斯省的尼姆地方。他的父亲是个商人，母亲对于文学有特殊的爱好，酷爱读书，不善于料理生活。都德自幼聪颖过人。他很小的时候就练习写诗，而且注意观察生活。在里昂中学读书时，他经常到书店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扩大了知识视野。1855年，父亲破产，家道中落，他被迫辍学自谋生路。他15岁就到阿雷小学校任自习辅导员。两年之后，由于哥哥的帮助，到了巴黎，在贫困的境遇中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活。1860年，都德任莫尼公爵的秘书。这使他有机会观察巴黎社会各种各样的人，使他能多次到富于诗情画意的普鲁旺斯旅行，从家乡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中汲取创作营养。25岁时，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描写了法国南方的自然风光和生活习俗。两年后出版了一部带有半自传体性的长篇小说《小东西》，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冷漠的人际关系，一举成名。普法战争爆发，都德应征入伍。他以这次战争为背景，写了一组具有深刻爱国主义内容和卓越艺术技巧的短篇小说，结为《月曜日的故事》。其中，《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因艺术的典型化和构思的新颖别致，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名篇。都德一生写了 13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和诗作。他善于用简洁的笔触描绘复杂的政治事件，其柔和幽默的风格、嘲讽现实的眼光和亲切动人的艺术力量为不少读者所喜爱。“他的创作，真实与诗情，欢笑与泪痕，怒焰与悲苦，交流并泻，构成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独特风格。”

　　阿尔封斯·都德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特色的小说家，是“五人聚餐会”的成员之一（其他四位是福楼拜、屠格涅夫、左拉、爱蒙特·龚古尔）。

　　

最后一课（老舍）

　　铃声，对于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好听，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这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外走，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动着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的竖直了背，扬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像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把泪在脸上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使他们或者能够得着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讲台。大家的眼失望的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坎，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像是偷手摸脚的那样往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像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

　　（节选自《四世同堂》）

　　

最后一课（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免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按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上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吸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选自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