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越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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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背景

　　这是一篇讽刺好诞者的杂文。当时作者看到“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这种社会现象，很是不理解。在游览吴越的时候，正好听人谈起“越巫”和“吴士”的事，便写成了《越巫》和《吴士》两篇文章，以此来警戒世人。

　　关于方孝孺之死

　　明惠帝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发动争夺皇位的战争。惠帝廷议讨伐，诏檄就是方孝孺写成的。朱棣夺得皇位以后，要他投降，并命令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字，被砍头示众，宗族亲友株连者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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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士

方孝孺

　　吴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谓举世莫及。尤善谈兵⑴，谈必推孙吴⑵。遇元季乱，张士诚称王姑苏⑶，与国朝争雄⑷。兵未决。士谒士诚曰：“吾观今天下形势莫便于姑苏，粟帛莫富于姑苏，甲兵莫利于姑苏；然而不霸者，将劣也。今大王之将，皆任贱丈夫，战而不知兵，此鼠斗耳⑸。王果能将吾⑹，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⑺”士诚以为然，俾为将⑻，听自募兵⑼，戒司粟吏勿与较嬴缩⑽。

　　士尝游钱塘，与无赖懦人交，遂募兵于钱塘，无赖士皆起从之，得官者数十人，月靡粟万计⑾。日相与讲击刺坐作之法⑿，暇则斩牲、具酒燕饮⒀。其所募士，实未尝能将兵也⒁。

　　李曹公破钱塘⒂，士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⒃。搜得，缚至辕门诛之。垂死犹曰：“吾善孙吴法。”

　　［注释］

　　⑴善，多。谈兵，谈论兵事。
　　⑵孙吴，即孙武、吴起。孙武，春秋末年齐国人，善用兵，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著有《孙子》十三篇。吴起，卫国人，战国初年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著有兵法书《吴起》，今佚。
　　⑶张士诚，元末人，1353年发动监民起义。
　　⑷国朝，本朝，这里指明朝。争雄，争胜。
　　⑸鼠斗，如鼠相斗。
　　⑹将吾，以我为将。
　　⑺何有，有何难。
　　⑻俾为将，使（他）为将领。
　　⑼募兵，招募士兵。
　　⑽嬴缩，嬴，有余；缩，不足。这句是说，命令主管粮食的官吏不要与他计较多少。嬴，一作赢。
　　⑾靡，浪费。
　　⑿击刺坐作，指兵士练武的动作。
　　⒀斩，杀。具，备。燕，同“宴”。
　　⒁将兵，带领军队。
　　⒂李曹公，即李文忠。
　　⒃格，同“挌”，搏斗。

方孝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思想

　　在哲学思想上，孝孺基本接受了张载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张载主张“太虚即气”，而气是物质实体，故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孝孺亦云：“大地亦大矣，其气运行无穷，道行其中亦无穷，物之生亦绵绵不息。”“天地有至神之气，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发声，霞云电火得之以流形，草木秀者得之以华实，鸟兽瑞者得之以为声音，毛质或骞而飞，或妥而行，或五色绚耀而八音和鸣，非是气孰能使之。”在《龟岩隐居记》中则说得更为明白：“山岳、川流、霞云、草木，流峙卷舒，荣顇之态，变化至无穷尽也，咸出天地自然之理。”

　　孝孺之学与程、朱理学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孝孺去其浮言而推行实学，以经世致用为要务。也就是说，他对于宋儒在哲学上的性理之辨、理气之辨、性命之辨等等，很少去继续纠缠，而是专心于“圣人之学”、“圣人之道”，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逊志斋集》的所有文章中，似乎没有一篇是专门在这些哲学命题上争辨其孰是熟非，孰先孰后的。如他在《上范先生》书中就曾指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谈性命则或入乎玄密，而不能措之事；攻文辞则或离乎实德，而滞于记问。”因此，他十分强调：“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其用王道也。”“圣贤之学，皆以用世。”“君子之学，积诸身，行于家，推之国，而及于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又云：“古学务实，体立用随，始诸身心，验于设施。”故学者必“以古为师，穷理正心，法尧为仁，法舜尽孝，视民如伤，文王是效。”对此，孝孺进一步伸论说：“盖圣人之大者，上莫过于尧、舜、禹、汤、文、武，下莫加于周公、孔子，而此八圣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经，故后之学圣人者，舍六经无以为也。”“苟能发明六经，大之于天下国家，小之于善一己，直易易耳。”基于此，孝孺把“学”看成是人生的第一等大事，一再强调说：“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 ……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学不亦大乎?”“人或可以不食也，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人于禽兽而不知也。与其禽兽也，宁死!”这是因为：“学以明之，与天地通，尧、舜之仁，颜、孟之智，圣贤盛德，学焉则至。”由此可见，在方孝孺的心目中，做人必须为学，而为学必宗三代孔盂，唯学才能明道，唯明道方可以治天下。虽然，孝孺主张学必崇古，但也强调学古必须知今，反对死学，反对学于古而泥于古，要学能致疑，学而能变，学而能化。

方孝孺后裔宗谱在北京被发现

　　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因忠于明皇朝建文帝而忤明燕王朱棣，最终遭灭门之灾，听说是灭十族(包括他的学生和朋友也一律问罪)。方孝孺有否留下直系后裔一直是个历史谜案。最近，笔者看到一本《上海著姓望族》和安徽庐江《方何宗谱》(28卷)后，终于揭开这一历史谜案。方孝孺在上海南汇和江西庐江都留下了后裔，不过南汇方氏曾改姓余，后复姓方，庐江方氏后裔现已改姓何氏，不姓方了。现将有关资料整理出来，供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和学者参考。其中《上海著姓望族》《南汇县方孝孺后裔方德宗家族(余氏家族)》记载：“据《松江府志》载，明初建文朝忠臣方孝孺遇难时，其幼子德宗被浙江海宁丞魏泽匿藏之。托余学夔携避松郡华亭俞允所。俞允者，方孝孺门人也。德宗遂冒俞姓，后欲入赘为婿，又改姓余。子姓繁衍，至万历17年(1609)己酉督学杨廷筠令复本姓，建‘正学书院’云云。及考明史，方孝孺传有异，又朱国桢《逊国名人传》载始末颇晰，未知熟是。余环，为方孝孺7世孙。其先避乱隐居松郡泖上。余环复迁南汇县十九保大凫泾南村。余采(环子，方孝孺8世孙)，字元高，号竹癯。余采刚毅不能容人，有志操，不妄取。尝与婺源士子同舟，后该士子卒，余采出资含殓还其丧。晚岁以明经教授江右、闽粤，多所造就。余采 子道南、道东，皆方孝孺9世孙，复方姓入学，重刻《逊志斋集》行世。”

　　另笔者在北京发现的安徽庐江《方何宗谱》(28卷)，清何盛财等修。何乘骧等纂。清光绪27年二友堂木活子本。该宗谱《处士通公像》的《序文》写道：“先生始来潜指邑为姓，卜居于县东里居宅兆咸在焉。余谬揣先生之意，以忠良孑遗托迹兹土，旭日之始升于东而冀其后之当午于庐也。”另对通公介绍说：“圣公长子，有歙县迁庐，因郡更氏，易方为何，遂为庐江何氏始祖。娶张氏，生三子：彦清、彦良梁、彦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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