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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16 触龙说赵太后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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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这个故事大约发生在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孝成王继承王位，因为年纪轻，故由太后执政。赵太后即赫赫有名的赵威后。当时的赵国，虽有廉颇、蔺相如、平原君等人辅佐，但国势已大不如前。而秦国看到赵国正在新旧交替之际，国内动荡不安，孝成王又年少无知，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派遣兵将“急攻之”，一举攻占了赵国的三座城池，赵国危在旦夕，太后不得不请求与赵国关系密切的齐国增援。齐王虽然答应出兵，但提出赵国必须派太后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作人质。
文中的赵太后曾是一位青史留美名的人物，在《战国策 齐策》里，有一段“赵威后问齐使”的佳话。她先问收成，后问百姓，最后才问候君王，致使齐使不悦，说她是“先贱而后尊贵”。赵威后据理以对，道出“苟无岁，何有民？尚无民，何有君”的千古名言。但在这篇文章中，她溺爱少子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简直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全不像一个开明君主的样子，这才引出了触龙说赵太后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君和居高位的执政者应该让自己的子女去为国家建功立业，以取得人民的拥戴，决不能使子女安享由父母的权势而得到的尊位、高薪和宝器。安富尊荣，坐享其成，不仅业无继者，就连已有的财富也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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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说谏
郗晓波
西方有演讲的传统，所以演讲家多。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中国有说谏的传统，所以说客、谏臣多。苏秦、张仪是最有名的说客，甚至孔子、孟子也是一辈子游说于各国君之间；比干、魏征大概算最有名的谏臣了。所以，先秦散文中优美的篇章，常为说客、谏臣的说谏之辞。高一第四单元的四篇文章《烛之武退秦师》《勾践灭吴》《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都以说辞有特点而负盛名。说谏不同于演讲，演讲的听众是群众，它具有公开性；而说谏是在两人之间进行，听众基本是一个国君，它不具有公开性。但说谏并非随便可以向国君提意见、上建议。要知道，意见和建议在理论上可以区分开，但在国君耳朵听来，基本上是一回事，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谏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危在旦夕，君王不得不问。秦晋围郑，攻势逼人，郑伯才不得不问烛之武；越军败退会稽山上，勾践才不得不问文种。从烛之武“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推辞和文种“今君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的婉讽中，可以听出他们其实是很有情绪的，那多半是国家安宁时他们或别人也曾提过意见之类的，但未被采纳，甚至也许因此而受了训、挨了批。
可见，没有几个国君愿意居安而思危，甚至危险就在眼前，说谏也未必奏效。赵太后就是典型。面对“秦急攻之”的危急和邻国“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的苛刻条件，大臣劝谏的结果是要受“唾面”之辱。比较好的大概要算齐威王了，但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的推断来看，齐国的政治也比较腐败。“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的热闹场面正说明腐败的积弊“甚”矣，大概也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了。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说谏的。说谏者必须具有两种重要的气质：能言善辩和必要时不计安危的孤注一掷。这可以说是商人的本领与赌徒的心理的结合。心要特细而胆要特大，话要特厉而机要特巧，既要有商人的头脑，讲利害，讲实际；又要有赌徒的心理，敢冒险，敢玩命。后者甚至更重要一些。郑伯手下能言善辩、年轻力壮的大臣肯定不少，但没人敢去见秦王，偏推荐风烛残年的烛之武去，大概正是因为有生命危险所以不敢去，像旧战国时唐雎与秦王定盟，蔺相如与秦王渑池会见，都是采用置生死于度外的拼命方式，而不是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对方。而比干的死谏，海瑞自备棺材去进谏，也都是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的。
说谏是一门艺术，要想说谏成功，说谏者起码要具备以下几点：首先是审势。说谏者要深知天下大势，唯纵横天下大势，才具有说谏的资格。苏秦、张仪自不必说。单看烛之武在游说秦王的时候，就深知天下大势，了解秦晋的矛盾。其次是需要察需。因为说谏的对象是最高当权者，所以要在审势的基础上了解对方的实际需要，了解他的切身利益，而这种需要不但是合于对方的利益，而且还是尚未被对方所认识的，而要由说谏者通过观察、分析以说服对方，这是说谏者展示才智的最主要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对症下药，说谏成功。烛之武摸准了秦王想扩大实力、成为霸主的心理，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力陈灭郑对秦的种种弊端，存郑对秦的种种益处，从利益上打动了秦王。又不失时机地列举晋君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事实，挑拨秦晋之间的关系，又从利害上打动了秦王。使秦军撤围，不但撤围，还留下军队协助郑国防守。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看来，说谏者言之以理，未必如言之以利。这理未必是真理，而利却一定是真利。对贪婪之君，真理不如真利能打动其心。当然，审势、察需还要了解对方与自己的关系，以掌握说谏的分寸，交浅言深也要失败。
其三，说谏还需要善导。就是要善于建立感情，建立信任，了解对方的心理。目的在于诱导对方产生听取自己意见的愿望，使自己能把话说完。这需要在言辞中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与体谅，不当面使对方难堪；若挫伤其自尊心，恼羞成怒，感情上就筑起了一道墙，你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触龙像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他懂得太后的需求，所以先从饮食行走上关切太后的身体，体谅太后的难处，对太后的处境充满同情；而且，他摸透了太后的心理，懂得妇女溺爱幼子的情感，更懂得如何才能击破这种偏见。托子中隐隐画出长安君的影子，然后举太后对女儿考虑长远一事，对比今日“为长安君计短也”，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分析赵国及诸侯国侯位绝嗣的原因，既言之以利，更动之以情，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化剑拔弩张的局面为一片平静。
由于国君握有绝对的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他有更高的优越感，有更强的支配欲，老子天下第一，岂容他人指手画脚。尤其春秋战国暴君居多，直言劝说，话不投机，很可能触怒他们发脾气而打人而杀人。所以，说谏就特别讲究说话的技巧。孟子就说过：“予其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故而说谏还要巧比。邹忌劝说齐威王时以自己的亲身事情来作类比，联系到齐国治国安邦的大事，说理含蓄委婉但又真心诚意地指出齐国政治上有阿谀奉承之风，使齐王听了之后，能心情愉快地接受意见并立即改正。即使像勾践这样处于困境中的国君，文种劝说时，也是以商人未雨而绸缪的事情作类比，含蓄地责备勾践平日没有培养谋臣武士以备用。
我们从古代科举考试到今日的高考，都是“以文取士”的路子，重书面表达而轻口头表达；现在对语文读说听写这四项能力的考查中，重头戏是读写，初中稍加了一点听力的内容，唯有“说”还悬在空中。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口语交际的频率很高，了解别人，推荐自己，谈判求职，合作共事，都需要较高的口语表达能力。新编教材增加了“口语表达”的学习内容，就是从学生的实际和社会的需要出发的。所以，赏析这些说辞，不但让人赞赏的是烛之武、触龙、文种等人国家有难、挺身而出的勇气，而且可以体会种种说话的技巧，以借鉴于今日，提高学生适应社会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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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文亦史《战国策》
安徽 蒋新
通常人们把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大类。历史散文有《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其中《战国策》被认为是文学成就相当高的。但《战国策》的性质从它问世起，似乎就有分歧。那么多的别名就是证明。既叫《国策》。又叫《短长》；既《国事》，又叫《事语》。字面不同，所指当然也就有差异。即使按照刘向的理解，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将它定名为《战国策》，也未必就一定是史书，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子书？它不像《左传》那样比较纯粹地记载历史，也不像《国语》那样以记言来记史，只是它附带记录了一些历史事实，《汉书·艺文志》便最先将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类，也就是史书一类。后人大多沿袭这一分类。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十一有感于《战国策》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认为它“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所以将它归入子部纵横家之列，并且得到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认同。可见，《战国策》是史书还是子书，古来就有争议。
从内容上来看，《战国策》已经表现出远离《左传》《国语》等史书而靠近《庄子》《孟子》等子书的倾向。作为史书，最重要的是真实可靠地记载历史事件，在此前提下才可以谈其他技巧。而《战国策》的重点既不在于历史事件，真实性又大可怀疑。它的重点在于记载那些纵横家的活动，也就是战国游士之策谋，其性质应该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相似，它的可信度较低，史学价值有限。有人指出，在《魏策》唐且与秦王有关天子之怒与布衣之怒的著名较量中，唐且“挺剑而起”的举动，就不符合史实。失真的还不仅是“秦兵不出函谷关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这种细节上的信口开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是真伪参半。那么多的寓言和故事，已经大大超出一般史书中的比重，使得它不像史书，反而接近诸子散文。近人胡怀琛甚至说：“《战国策》原为史类之一书，由今观之，吾人可云，其书大半是小说。”我们今天读起来，那么轻松畅快，趣味盎然，也可以印证它不是严肃的史书。
从写法上来看，史书的基本笔法是记实，而《战国策》最常用的手法是夸饰。章学诚说“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其恢奇焉”（《文史通义·诗教上》），也就是改变本来的真实面目以便耸人听闻。如苏秦游说齐宣王，称“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帷成幕，挥汗成雨。家高而富，志高而扬”，张仪为秦破纵连法，称秦国“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措辞用语都很相似，夸夸其谈，逞一时之快意，充分凸显语言的巨大力量。即使记载那些娓妮道来的寓言教事，其处理方式也与一般史书不同。入选中学教材的《触龙说赵大后》、《邹忌讽齐王纳谏》就是典型的例子。前者的核心是触龙说服赵大后派长安君去齐国作人质这一事件。后者的核心是邹忌说服齐威王纳谏这一事件。按照史书的写法，只要将两者的道理概括地说清楚就行了。而《战国策》则不惜笔墨，从很远处的闲话说起，说了将近一半或者大半的闲话，然后才转到正题。这种以很大的篇幅写中心事件外围的陪衬，以较少的篇幅写中心事件的写法，如果以史书的标准来衡量，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但
这恰恰体现出《战国策》由历史向文学的大幅度倾斜。
史书的文学性目的是为史书锦上添花，不管文学性多强。也不应该改变史书的历史性质。如《史记》尽管被称为“无韵之《离骚》”，但它仍然是“史家之绝唱”。《战国策》的文学性虽然尚不足以使它成为纯粹的文学作品，却足以使它远离历史，使它介于史书与子书之间，更接近于子书。与先秦其他子书不同的是，其他子书基本上是以人相称，一子一书，而《战国策》出于众多游士或纵横家之手，表现众多纵横家的计谋策略，实际上是《战国纵横家书》之类的“诸子之书”。如果刘向当初将它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那么它的子书性质也就无可争议的。这或许就是名不正之过吧？
选自《学语文》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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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编纂者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该书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引日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战国策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著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
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出，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其理由是：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
书》(“ ”即长)，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起，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土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罗氏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选自《中国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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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齐献书赵王
为齐献书赵王，使臣与复丑曰：“臣一见，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宝。而臣窃怪王之不试见臣，而穷臣也。群臣必多以臣为不能者，故王重见臣也。以臣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则知不足者也；非然，则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于王者也。臣以齐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韩、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为齐致尊名于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于王?臣以齐为王求名于燕及韩、魏，孰敢辞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见也已。齐先重王，故天下尽重王；无齐，天下必尽轻王也。秦之疆，以无齐之故重王，燕、魏自以无齐故重王。今王无齐独安得无重天下?故劝王无齐者，非知不足也，则不忠者也。非然，则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则欲轻王以天下之重，取引于王者也；非然，则位尊而能卑者也。愿王之熟虑无齐之利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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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对本文的评价
左师悟太后，句句闲话，步步闲情。又妙在从妇人情性体贴出来。便借燕后反衬长安君，危词警动，便尔易入。老臣一片苦心，诚则生巧。至今读之，犹觉天花满目，又何怪当日太后之欣然听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