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过秦论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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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简介

　　贾谊（前200—前168）汉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河南郡洛阳人。十八岁便以饱读《诗》《书》、善写文章名扬郡中，为郡守吴公召于门下，后荐于汉文帝，任博士，年仅二十余。参与朝政议论，见识超群，一年间越级升为太中大夫。因建议改定制度法令及命列侯就国，遭到守旧派周勃，灌婴等人谗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抑郁悲愤，写出著名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数年后召回长安，任梁怀王太傅。先后多次上疏，提出重农业、行仁政、削弱诸侯势力、制服匈奴侵扰等重要政见和具体措施。后梁怀王堕马死，谊忧伤哭泣年余，亦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在政治上有远见卓识，能洞察隐微，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抓住当前社会主要问题、预见未来隐患，作出精辟分析，提出有效对策。如《过秦论》《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名文都显示出他卓越的政治见解和对国家大事极其关切的激情。故刘向把他比为古之伊尹、管仲。在思想上，以儒家思想为主，主张国家应以民为本，施行仁政，重视礼乐，严明等级；同时也杂有法家运用法术势，力主中央集权，削弱诸侯权势和道家的貌似旷达实为消极等思想。这些反映到他的政治主张上是积极进步，富有进取精神的，而在对待个人不幸遭遇方面则表现为悲观失望。贾谊散文开两汉政论风气之先，扣紧时代脉搏，篇篇针砭时弊，说理透辟晓畅，深刻犀利，言词激切，理足气盛，如《论积贮疏》《治安策》等是；而《过秦论》更以铺张扬厉，排比渲染、词采绚丽见长。影响所及，非但两汉，下及唐宋奏议，骈文莫不受其遗泽。故鲁迅评为：“惟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贾谊政论见《新书》，原五十八篇，今本五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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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背景

　　战国时代，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各国竞相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功效卓著，秦国空前强大起来，于是以秦统一六国为主线的多年兼并战争开始了。如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最后秦终于兼并了六国。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百姓横征暴敛，滥施严刑苛法；对异族大肆兴伐。它的暴政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民怨沸腾，终于在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着人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也是历史上最短（16年）的王朝很快结束了。
　　贾谊生活在西汉初期，由于此前经过秦末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减少，所以他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曾多次上疏，评论时政。《过秦论》就是为宣传这种主张而写的，借说秦之过劝汉文帝“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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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评《过秦论》

　　(1)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仁义不施”一句便断尽，从前竟不说出。层次敲击，笔笔放松，正笔笔鞭紧，波澜层折、姿态横生，使读者有一唱三叹之致。
　　(2)章学诚：排比之文，欲使顿挫抑扬，得诗人一唱三叹之意。如贾长沙过秦之论，有何等深刻之意，而文有赋心，气如河海，诵读一过，而过秦讽汉之意，溢于言外。
　　(3)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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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其他较有影响的作家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着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余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为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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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政论文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并著文１２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２００－前１６８），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５８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甕牖绳枢之子”，“ 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并失，故不能长”。三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并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很有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选自《中国文学史》

21 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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