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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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悲剧性

　　窦娥是一个善良女子——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人物所要求的那种善良性格。她有封建社会下层少女可能遭遇的命运：做童养媳。我们一开始就看见她和父亲生别——也就是永别。父亲哭道：“儿呵，我这一去了呵，几时再得相见也？”直逼第四出。我们在对话中，还知道这个用来抵债的小女孩三岁就死了母亲。剧作者不给这不懂事的七岁小女孩语言，她不开口，更收可哀的效果。只在父亲辞出时，她才哭闹，也就够了。这里不需要成年演员扮演，那样一来，意味就不真纯了。

　　这是基础。情形已经够惨了。紧跟着是十年后，我们再见她时，不是新婚后的少妇，而是开始由成年演员扮演的年轻寡妇。原来她已经和丈夫死离了，——死离太惨，不宜明写。而且不足以成为悲剧。剧作者也不写那悠长的十年的童养媳生活。不重要吗？形式有限制，他放弃可能在生活上比较幸福的十年。她和未婚夫很可能就有青梅竹马的感情。蔡婆婆也不算坏人。这说明她为丈夫守节，不一定完全由于封建观点，还可能由于有较深的感情。这样一想，你会帮自己在开始就建立一种真纯的悲剧感情：这女孩子实在命运多舛。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这些苦难经历，由于女主人公只是消极承受，不能形成震撼人心的悲剧作用。但是有过这一连串的苦难经历，我们明白，她的性格将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性格。我们将发现她对命运之神永不低头。她可能迷信，还可能头脑封建：这是封建社会一般的妇女的精神生活。她的性格中真正属于她自己的那一部分，却是刚直。她认为对的时候，一定说到做到。她劝说婆婆。她大骂张驴儿。她说话不会拐弯儿，做事不会拐弯儿。她是那种坚强的性格。这是性格的一面。剧作者鞭辟入里，写她的烈性，又写她的孝心。她怕婆婆受刑，招成死罪；怕婆婆看见她赴法场就刑，哀求刽子手绕道后街。直到做了鬼，她还一再要父亲照管孤苦无依的婆婆。

　　忠厚还表现在她不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对地痞父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对老实的婆媳的尴尬处境。悲剧为她们结束了这种可耻的生活。张驴儿的父亲错吃羊肚汤，毒发身死。嫁张驴儿？还是上公堂？她相信自己清白。她对统治机构存着幻想。她以为封建社会和它的统治机构是上天为她这种苦命人设立并服务的。

　　说明剧作者的反抗思想的，就是这里并不出现什么传奇。他把一个信任官府的善良少妇如实写成官府把她活活儿屈死。不信任统治机构的反叛者，被统治机构处死，有动人心处，但决不如信任者被处死的控诉力量那样“感天动地”。

　　从三大愿起，关汉卿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它的可能性包含在他赋予少妇的斗争到底的灵魂中。没有人为她昭雪，她为自己昭雪。她为自己昭雪，岂不加强人间暗无天日的暗示？

　　最后父亲以廉访使的身份为女儿昭雪，岂不加强人间暗无天日的暗示？

　　换一个清官为窦娥雪冤又怎么样？可以。但是悲剧意味淡薄了。十三年前说“几时再得相见也”的父亲，富贵荣华及身，多年寻访女儿不见，而今只有梦中相会，她不仅是死鬼，而且还是屈死鬼。他迈进统治机构，发现它屈杀了他的独养女，怎么能不失声痛哭：“白头亲苦痛哀哉，屈杀了青春幼女孩儿也！”清官没有这种凄厉的哭声。他雪冤，然而他救不活他屈死的女儿的性命。观众面对着伤心的老人，又流下了眼泪。

　　《窦娥冤》的悲剧性，单纯有力，像钉子一样，越敲越深，又像阶梯一样，越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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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杂感

　　元人杂剧中《窦娥冤》可算是最出色的一出。中学语文课本曾收录其中窦娥赴刑场一节，其指天斥地一段令人感动尤深，今次有机会从头至尾通读一边，却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首先这个故事开始得非常蹊跷，仅仅因为张驴儿父子无意中搭救蔡婆婆一命，便要强行入赘到蔡婆婆家。张驴儿固然流氓，如此不由分说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而事情居然成立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元朝时代的中国民风民俗如何，今人只能遥想而已。不过关汉卿实在也太粗枝大叶，整个过程缺乏铺垫，没有充分的起承转合直接就到了命案一节。推敲起来，杂剧据我理解委实有一点象现代街头的活爆剧。形式，技巧，内容上都非常简单。从其中的各种动作来看（科），似乎当时连道具都没有。象后来戏园子里的那种精致的戏剧当时应该还没有出现。

　　窦娥冤的语言最为人称道，元代时期的市井俚语，粗鄙言辞跃然纸上，加上文人时的唱词混合成一种奇特的文本。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演出的情况。我也从未看过现代的演出，而流传下来的文本本身就成了戏剧的全部。我敢肯定，元代时只有剧作而无导演的概念，表演甚至也不受重视，是一个只有剧作家的时代，还是一个戏剧的萌芽时代。

　　我忍不住将其和莎剧相比，哈姆雷特中也有鬼魂述说冤情的相似情节。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在《窦娥冤》中不仅推动情节前进更成为情节本身。据某位宿儒评论：中国人无宗教的生活却有宗教的精神。窦娥所许的三个愿一一应验，在西方看来正是天谴无二，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报应。将是非曲直诉诸天理，始终认为于一个高于尘世的天道，沉冤最终昭雪，恶人终得报应。对于这样的一种道德观念，或曰人生态度，我实在无法表达自己的复杂感觉。只能说中国无法产生出法律精神可见一斑。对于现世的麻木使中国人无法憧憬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合理的幸福。似乎最大的幸福永远就是永远只能在沉冤昭雪的一刻含笑九泉。而且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中国人并无社会发展的概念，就算是改朝换代也仅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永远象走马灯一样循环往复，简直和静态没有两样，在《窦娥冤》中大量出现的典故几成故事的一部分。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已经死亡的典故，想必在那个时代尽人皆知，这种叙述当中包含的潜台词就是现世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古代的再现，是古人事迹的又一次搬演。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观成为民族的潜意识，中国之无法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难想见。

　　一边是哈姆雷特对于命运的疑惑，对于人生的怀疑。一个无辜的被抛入历史当中的人在突然的变故中窥见生命的真相，最终也成为祭品之一。另一边是窦娥遭遇生活的颠沛流离，遇人不淑之后更成为黑暗的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在我看来莎氏是直击存在的本身，而关汉卿不过借窦娥的冤情昭示天理公道，并无真正的悲悯之情，窦娥死得真的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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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文学塑造人物的四个特点

　　 戏曲与其他一些样式的戏剧一样，都以塑造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为首要任务。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１．戏曲文学要求在刻画人物时，通过对周围客观景物的描述，来抒发剧中的感情，即所谓传情。同时戏曲文学对戏剧行动的把握，往往同对剧中人思想感情的揭示紧紧结合在一起。戏曲还通过对抒情的个性追求，进一步解决了抒情性与戏剧性的矛盾。

　　２．戏曲文学在塑造人物上的第二个特点是“传神”。传统戏曲与写实戏剧（如话剧）在塑造人物时都要追求神似，但是两者在对神、形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写实戏剧不仅要掌握戏剧人物的独特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还要掌握他的独特的声容笑貌和穿着风度，甚至他的独特生活习惯和职业习惯。这种形似讲究逼真，它是摹写真实，以形传神，形神并重。传统戏曲以神似作为先决条件，从思想感情方面着手，多侧面、多层次地揭示戏剧人物的精神面貌，并从戏剧人物的品格、气节、襟怀、气质、意志、气度等方面着眼，展开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的性格，追求神似，神形兼备，

　　３．戏曲往往以第三者的全知视角叙述、描写和抒情，形成剖析式的叙述模式，表现在戏曲剧本里是那大量的叙述性的独唱、独白、旁白、自报家门、上场引子、下场诗等。这与写实戏剧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戏曲作家不像写实戏剧作家那样，精心设置某种戏剧情境，让剧中人能够合情合理地自报家门。戏曲作家是通过最直接的方式，让读者知道这是谁，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戏曲剧中人的自我剖析与话剧的内心独白有相同的一面，都是剧中人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特定心理表白，都是剧作家设身处地的一件体验；但与话剧的内心独白又有不同的一面，它们不是剧中人出声的潜台词，不是剧中人心理活动的艺术体现，而是剧中人面向读者和观众所做的自我心理剖析。

　　４．戏曲文学在塑造人物上往往利用行当的作用。戏曲行当是一种人物类型，是一种刻画人物的程式体系和技术体系。不同的行当——生、旦、净、丑，各有自己的一套唱、念、打、扮的程式，这种刻画人物的特殊方法把程式与生活联结起来，使得不同行当的演员能够运用各自的程式和技术体系突出和强化人物的性格。

（据《戏曲名著汇粹·前言》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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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汉卿和他的杂剧创作

一、关汉卿的生平与个性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戏剧家的关汉卿，其生平情况，只能以现存的一些片断材料推知大概。《录鬼簿》说他是大都人，号已斋叟，曾任太医院尹。关于他的籍贯，此外还有祁州（今河北安国）、解州（今山西运城）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通常以《录鬼簿》为据；关于他的仕宦情况，由于元代太医院并无院尹官名，关汉卿叙及本人生活情况的散曲亦全无与此有关的痕迹，邾经《青楼集序》又说他入元后“不屑仕进”，所以我们觉得颇有些可疑，如果说这是指金代的官职，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

　　关汉卿的生卒年也很难推断。《青楼集序》把他和杜善夫、白朴都列为“金之遗民”《录鬼簿》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他由金入元当是可以肯定的。关汉卿传世有散曲《大德歌》，是以元成宗大德年号（始于1297）为题。假定他在1300年前后去世，也必须享寿达到九十左右，才有可能在金代已经做官。这在古代是很特别的情况，通常会在与他有关的资料中反映出来，但实际上却没有，所以我们认为说他仕于金也有难以解释的地方。大体上我们只能肯定他出生于金的晚期或末年，根据杨维桢称他为“士大夫”以及他所具有的文化修养来看，其家庭在金代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入元后很可能是并未出仕，而仅是以一个剧作家兼艺人的身份活跃于大都的戏剧界。

　　关汉卿是元代最早从事剧本创作的作家之一，他和同时代的杂剧名家王和卿、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等有较密切的交往，常在一起商酌文辞，评改作品；他长期生活于勾栏瓦肆，与一些著名艺人也相当熟悉，今尚存有他赠珠帘秀的套数。

　　元统一全国后，关汉卿曾到过杭州，在《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套数中描绘了这座南方城市的秀丽风光和繁华生活。

　　关于关汉卿的为人和个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对此，他本人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数中有更透彻的自白。他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在结尾一段，更狂傲倔强地表示：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曲中所描绘的生活，按照士大夫的传统人生取向标准来看，分明是“堕入下流”，但关汉卿却欣喜于在这种生活中得以解脱了功名利禄的“锦套头”而获得自由与快乐；他的如数家珍的罗列炫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双调乔牌儿·无题》），同时（特别是在他的戏剧作品里）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二、关汉卿的杂剧作品

　　关汉卿见于载录的杂剧共六十六种，现存十八种：《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调风月》、《救风尘》、《金线池》、《切脍旦》、《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双赴梦》、《玉镜台》、《裴度还带》、《陈母教子》、《单鞭夺槊》、《五侯宴》、《鲁斋郎》，其中个别作品是否关汉卿作，尚有争议。另外还有几种有残文传世。对于上述现存的十八种剧本，按照习惯，可以分为公案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三类。

　　《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三剧，为公案剧的代表，也有人把这几种归类为“社会剧”。确实，这些剧作通过公案故事，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黑暗的政治势力和邪恶的社会势力对弱小者的残酷压迫，表现了广大民众对于公平的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生活的向往。

　　《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它确实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王国维认为，将它放在世界伟大的悲剧中，也毫不逊色（《宋元戏曲史》）。作品的素材，源于《汉书·于定国传》和由此演化出来的干宝《搜神记》中“东海孝妇”的故事。但毫无疑问，关汉卿在写作这部剧本时，渗透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体验，所以它完全没有历史传说故事的气息，而给人以活生生的感受。

　　《窦娥冤》的核心问题，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作者从两方面加以强化，使这一点显得极其尖锐：一方面，是主人公窦娥的弱小、善良、毫无过失：她是个孤女，因父亲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被卖给蔡家作童养媳，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尽心尽力地侍候着同是寡妇的婆婆；在公堂上，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在这些情节中，也突出了窦娥的“贞节”和“孝道”，但它在剧本中的主要意义，却在于通过表现窦娥具有社会所赞同的一切德行，来强调她的善良无辜。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造成她一重又一重的不幸。从孤儿到童养媳到寡妇，她的悲惨遭遇已经令人十分同情，却偏偏又遇上地痞恶棍张驴儿父子的胁迫与诬害；当她自信清白大胆走上公堂时，等在那里的是一个昏聩愚蠢、视人命如虫蚁的太守。实际上，整个剧本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窦娥的父亲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窦娥无穷的不幸，而地痞恶棍加上昏庸贪婪的官僚，最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结果彻底颠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恶各有所报的法则，无论在剧情本身还是在观众心理 上，都已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涛，而最终从窦娥愤怒的呼喊中喷泄而出：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更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滚绣球》）

　　这是带普遍意义的控诉，是受压迫者对黑暗的世间究竟有无公道可言的根本怀疑；只要类似的不公正还存在，它就永远是惊心动魄的。

　　剧本在这以后写窦娥的冤屈终于感动上天，使其临死前的三桩誓愿一一实现，最后并由她的经科举做了官的父亲平反冤枉，使得剧中的激情和尖锐的矛盾冲突平息下去，这是对观众欣赏趣味的有意无意的投合。毕竟，一般市民阶层的观众，需要在看完一场戏以后仍能够保持心理的平衡。但这样一来，戏中原本异常强烈的悲剧色彩未免被冲淡了。

　　揭示苦难，最终又通过多少是令人快意的结局使剧中的苦难有所消解，让观众既宣泄了内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不满，又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和满足，这种结构方法在包公戏《鲁斋郎》和《蝴蝶梦》中显得更为特出。二剧通过“权豪势要”对平民甚至小官吏的肆意压迫描绘出一幅昏乱黑暗、无法无天、全然没有公道和秩序可言的社会景象。站在黑暗现实对面的，是刚正不阿的“清官”包拯。但他也只能用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计策，惩除凶顽，保护弱者。包拯的形象，表现着受迫害的民众对封建“王法”所承诺的社会公正的期望，是他们于黑暗中挣扎时所能够看到的一丝光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汉卿的创作代表了人民的理想。

　　同爱情、婚姻有关的题材在关汉卿剧作中占了较大的比重。其中像《救风尘》、《切脍旦》（又称《望江亭》）同时也反映了弱者对社会中邪恶势力的反抗，带有“社会剧”的意味。《切脍旦》写谭记儿面临杨衙内企图杀害她丈夫、强娶她为妾的险境，机智地利用酒色将他愚弄，使之沦为阶下囚的故事。《救风尘》由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恰好地配合成一场喜剧：同是风尘女子的宋引章和赵盼儿，前者天真轻信、贪慕虚荣，后者饱经风霜、世情练达；而另一角色周舍，则是个轻薄浮浪又狡诈凶狠的恶棍。宋引章被周舍所骗，赵盼儿利用周舍好色的习性，以身相诱，将她救出火坑。这两种剧本的特点，都是把恶势力的代表放在被愚弄的地位上；他们虽然貌似强大，却由于自身的卑劣品格而受到引诱、欺骗，终于大倒其霉，这无疑给普通观众带来很大的快感。在这里，通常为社会道德所不赞同的色相欺骗，成为代表正义一方的必要和合理的报复手段，这显然反映出市民社会的道德观念，剧情也因此变得十分活跃。

　　《拜月亭》和《调风月》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婚姻剧。

　　《拜月亭》写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流离中与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来被父亲强硬拆散。相隔多年，王尚书招进新科状元为女婿，却正是蒋世隆，夫妻终得团圆。《调风月》写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作“小夫人”的小千户，又被迫代小千户向一位贵族小姐莺莺说媒，恼恨之余，大闹婚礼，使得小千户不得不实践诺言。这两个剧本突出反映并肯定了女性对于婚姻的自主选择。如王瑞兰被父亲逼迫回家，心中却咒骂父亲为“猛虎狞狼，蝮蝎顽蛇”，为了自己的满足而弃“孝道”于不顾。燕燕所追求的地位虽说仍是低下的，但为了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她同样作出了不顾一切的努力。另外，《金线池》和《谢天香》都是写士子与妓女的爱情，这是以前的其他类型文学中经常涉及的题材。但在关汉卿的笔下，那种彼此天涯沦落、相互怜惜的意味要更为浓厚，这同元代文人的现实处境及关汉卿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尤其是剧中对杜蕊娘、谢天香两个妓女的心理和性格，描写得真实而细致，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理解。

　　在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双赴梦》、《哭存孝》中，在反映民间心理的同时，比其他剧作更多地表现了作者个人的人生情怀，带有较浓厚的文人化的气息。像《双赴梦》写英雄无敌的关羽、张飞丧身于不足挂齿的小人叛臣之手，阴魂不散，双赴西蜀，托刘备为他们报仇；《哭存孝》隐去史实中李存孝因反叛李克用而被杀的情节，写他始终忠于李克用，却被小人构陷，含冤而死，都充满了悲凉的气氛。我们应当注意到：关汉卿本人的性格无疑是很高傲的，当他着意描绘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不幸遭遇，写他们如何在命运的巨大压迫下被粉碎时，实际上也宣泄了自己在那特殊的时代中所感受到的内心深处的悲凉。至于《单刀会》，更有一种抒情诗剧的特点。它的剧情很简单：鲁肃设宴约关羽过江，企图强迫他交出荆州，关羽明知其意，却不肯示弱，单刀赴会，怒斥鲁肃，智退伏兵，安然归去。剧中通过描绘关羽的英雄业绩、慷慨豪情，突出了英雄主义的主题。同时，作品也突出地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对人生的深沉感慨。如关羽过江时那一段脍炙人口的唱词，对于剧情并不重要，实是作者借剧中人物来抒情：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驻马听》）

　　历史的行程是惨烈的，而惨烈的历史转首成空，这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地方；但是，即使如此，英雄也不能放弃他们在历史中的行动，而必须在历史中建树自己的业绩，这是令人感到亢奋的地方。所以，这一段唱词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总括关汉卿杂剧的题材、内容，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是涉及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层面和人物，并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二是集中反映了社会中受压迫的弱者的生活遭遇和生活理想，热情赞美他们的美好品格；三是在反映社会对弱者的压迫以及命运对个人的压迫的同时，始终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对于美好人生的执着追求。这既与关汉卿的个性相关，同时也与市民社会积极乐观、注重现实的情绪有关。以上三个特点，融汇和发展了传统的文人文学和市民文学中最富有生气的成分，展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面目。

　　但是，在关汉卿杂剧中也有若干陈腐的东西。譬如在《裴度还带》和《陈母教子》中，就颇有孔孟道统、三纲五常之类的说教。再有，关汉卿在剧本中还常常表现出对商贾的轻视，赞美攻读诗书、应试中举而得以“立国安邦”、“青史标名”的人生道路。这表明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在当时社会中仍有相当的势力，也从反面反映出元初知识阶层失落的心态。

三、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关汉卿的杂剧具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

　　作为一个向戏曲舞台提供演出剧本的“书会才人”、专业作家，关汉卿很少为文人的传统习性所囿，很少在炫耀辞采、驰骋才情上花费心血；他的剧本，无论是选材与剧情安排，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都很重视舞台演出效果，适应观众的欣赏心理，以生气勃勃的艺术活力，表现出新鲜的社会意识与人生追求。实际上，关汉卿之所以能够成为元杂剧的奠基人，写作年代早与作品数量多还在其次，充分地发挥戏剧这一新兴文艺样式的长处，才是最重要的。

　　从题材的选择来说，关汉卿的许多杂剧，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正义这一人类生活中的严峻问题。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他所揭露的社会黑暗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反映，这样说并不错。但同时需要看到，社会对于弱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并不是到了元代才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既表现了作家的良知，也是正在发展着的市民阶层通过作家所发出的呼吁。尽管，对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关汉卿常常不得不诉诸幻想，期待“王法”的真正施行，但这终究体现着改善社会秩序的愿望。更何况，关汉卿也赞同并描绘了弱者通过自己的机智斗争来获得社会正义。而这一类题材通过戏剧这一种最具有煽动性的文艺形式来表现，其效果也格外强烈。

　　在戏剧结构方面，关汉卿也善于布置情节，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营造戏剧氛围，并使舞台演出富于动作性。本来，元杂剧四折的体制比较短小，很容易写得单薄，而关汉卿常以适当的剪裁、布置、使之能容纳较丰富的内容。如《拜月亭》一剧，以王瑞兰夫妇的离合为主线，蒋瑞莲夫妇的姻缘为副线，两条线索相互交错，共同演进；《鲁斋郎》一剧，李四和张珪的妻子先后被鲁斋郎霸占，两家人的命运彼此纠结。

　　这两种剧本的故事都颇为错综复杂，但都能以清晰的步调展开。还有些故事线索比较单纯的剧本，因为用了细致的手法来处理、同样给人以丰富的感受。如《救风尘》写赵盼儿欺骗周舍的过程，步步设下机关，剧情因此而变化多姿。当然，作为早期的戏剧，关汉卿的作品仍属于比较单纯明快的，并不以结构的复杂精巧见长。

　　关汉卿的杂剧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大家闺秀到风尘女子，从英雄烈士到市井小民，从权豪势要到地痞恶棍，大多写得富于生气，表现出鲜明的性格。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关汉卿笔下的人物很少是概念化的产物，因而具有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多面性。如《窦娥冤》中的蔡婆婆，原是个放高利贷的，窦娥实际是她的债权的抵押品，但她和窦娥之间，却确有一种相依为命的真感情。又如《鲁斋郎》中作为小官吏的张珪，一开始很有些威风体面和想要伸张正义的气概，但在鲁斋郎的淫威下，他显得极为怯懦软弱，而作者写出这一点的同时仍对他抱有相当的同情。另一点是作者对人性往往表现出比较宽泛的认可。特别是对社会下层人物在其特殊处境中的所作所为，绝不从传统道德的立场上加以丑化和诋毁。如《金线池》中杜蕊娘的一段唱词：

　　无钱的可要亲近，则除是驴生戟角瓮生根。佛留下四百八门衣饭，俺占着七十二位凶神。才定脚谢馆接迎新子弟，转回头霸陵谁识旧将军。投奔我的都是些矜爷害娘、冻妻饿子、折屋卖田、提瓦罐爻槌运。那些个慈悲为本，多则是板障为门。（《混江龙》）

　　还有《救风尘》中赵盼儿对周舍指责她违背咒誓时的回答：

　　“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在作者看来，妓女们既然不被社会所尊重，那么，她们对一般寻花问柳之徒唯利是图、送旧迎新、花言巧语，都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用色相诱骗来作为反抗恶徒的手段，更是值得赞美。这显然不是统治者的道德、士大夫的道德，而是市民社会的道德。而这一种思想观念，使得作者能够写出活生生的、勇敢泼辣的人物。

　　有些人物，关汉卿是用了漫画式的笔法来写的，如《窦娥冤》中见了告状人首先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的太守桃杌，《切脍旦》中粗陋可笑的杨衙内等。这既有借科诨调节剧场气氛的作用，同时也通过漫画式的夸张使这类人物成为黑暗邪恶势力的象征。

　　在语言方面，关汉卿被认为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

　　这种语言较少文饰，既切合剧中人物的身份与个性，也贴近当时社会活生生的口头语言，更能把观众感情引入到剧情和戏剧人物的命运中。而另一方面，所谓“本色”的语言，又不是简单搬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而是经过艺术的锤炼。关汉卿才华横溢，具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这使他在戏曲语言方面显示出不凡的功力，王国维谓之“一空倚傍，自铸伟词”（《宋元戏曲史》），并非过誉。他能够把质朴浅俗的口语锤炼得委曲细致，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时对婆婆的一段唱：

　　念窦娥葫芦提当罪愆，念窦娥身首不完全，念窦娥从前已往干家缘，婆婆也，你只看窦娥少爷无娘面。

（《快活三》）

　　三个“念窦娥”相叠，第四句通过一声呼唤，变换句式，朴实自然中有一种流转跌宕的节奏；他也能够把古典诗词的意境、语汇浑然无迹地熔铸在自己的创作中，像前面引过的《单刀会》中关羽的一段唱词，就是化用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并以熟语写出新意；他能够维妙维肖地表现出各色人物的口吻、语气，像前面引过的《金线池》中杜蕊娘和《救风尘》中赵盼儿的唱词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也能够根据剧情和主人公身份、性格的差异，在不同剧作中变化其语言风格。总的说来，炼俗为雅，化雅为俗，雅俗兼收，串合无痕，而始终新鲜活泼，生气蓬勃，不失本色，是关汉卿戏剧语言最显著的特点。元杂剧的语言在中国文学中别开生面，从根本上影响了后代许多人对于文学创作原则的认识，而关汉卿作为元杂剧的奠基人和典范作家，他的贡献是值得歌颂的。

扩展资料

中国的悲剧作品

胡星斗

　　醍醐子曰：在混乱而漫长（历时55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当时诸侯连年征伐，人民涂炭流血，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也出现了诸如商鞅之死、吴起之死、伍子胥之死、屈原投江、赵氏孤儿、申包胥哭秦廷、长平之战、聂政行刺、荆柯刺秦王等著名的悲剧性事件，产生了诸如《哀郢》、《国殇》等悲伤的歌辞，但没有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悲剧。那时演出的仍然是大型歌舞，祭祀娱乐、歌功颂德的歌曲，即使偶尔出现“悲歌”，但被当作“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很快便趋于湮灭。

　　中国人的耳朵不愿听到哀伤、消极、悲观、逆耳、暴露黑暗面的声音。

　　而在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辟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特别是在帕里克利斯执政时，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雅典的文化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求通过集体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戏剧正得其运。当时，人们对观剧趋之若鹜，社会各界每年都要举行戏剧比赛，政府颁发“观剧津贴”，并修建了能容纳一万多人的露天剧场。索福克勒斯写出悲剧《俄狄浦斯》，讲述提弗国王杀父娶母的故事；他的《安提戈涅》讲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双双战死，妹妹安提戈涅以自己的死换得哥哥的被葬的故事。埃斯库罗斯写出著名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人类恩人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历程。欧里辟得斯写出《特洛伊妇女》一剧，影射了雅典人的残忍，描述了特洛伊人的悲惨；他的《美狄亚》一剧，讲述美狄亚为报复遗弃自己的丈夫而杀死两个亲生子和新妇的故事；他的另一剧《希波吕托斯》写国王的后妻向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到拒绝而自杀，留下遗书，诬告希波吕托斯侮辱她的故事；《埃勒克特拉》则写克吕泰墨特拉伙同姘夫杀死丈夫阿伽梅农，篡夺权力，而儿子 回国后杀死母亲和姘夫为父报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悲剧性都十分强，撼人心魄，让无数的雅典人为之流泪！

　　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宋末仍然没有出现象样的悲剧。尽管汉时有悲歌《箜篌行》、《昭君怨》，有悲剧性长诗《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有悲歌《秋胡行》、《东门行》；唐时有《离别难》、《雨淋零》等悲歌，还有歌唱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的变文；宋时民间说书、唱戏大规模发展，温州出现“南戏”，可能为“中国式的悲剧”之开始，但流行全国的作品几乎没有。

　　元时由于民族压迫，儒家知识分子失去地位，散落民间，于是他们拿起笔杆，写出了大量的类于悲剧的作品，如元人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明清时特别是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于是出现了汤显祖、高明、李玉、冯梦龙、洪升、孔尚任、方成培等著名的“悲剧”作家。

　　可是，中国的“悲剧”基本上都有完满的结局，属于悲喜相间的混合剧，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实际上，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悲剧”一词，更没有出现悲剧理论。

　　例如，《窦娥冤》写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太守等人的迫害下蒙冤受屈，含恨而死，最后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所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这是一个对皇帝、清官充满幻想的喜剧结尾。

　　《赵氏孤儿》写朝廷忠奸、家族矛盾，刻划了屠岸贾的残忍，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侠义；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以及屠岸贾为灭赵氏孤儿，竟然要杀掉全国的婴儿，程婴毅然献出自己的幼子而保住了孤儿，等等，这些本来是大悲剧的素材，然而剧本最后又写成了感谢君恩浩荡、孤儿终于复仇的圆满结局。

　　《琵琶记》写蔡伯喈进京，入赘牛府，享尽荣华富贵，而糟糠之妻赵五娘含辛茹苦，侍奉双亲，后来行乞寻夫，终于一家团圆；而当初反对蔡伯喈辞婚的牛丞相也从霸道的重臣一下子变成和蔼可亲的长者，甘愿让自己的女儿位居侧室，并上表“一门旌奖”，最后“共设华诞会，四景常欢聚”。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悲剧都以三种形式结束。一是明君、清官出现，为民伸冤，如《窦娥冤》、《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等剧即是；二是受害者的后代报仇雪恨，光宗耀祖，团圆会面，如《赵氏孤儿》、《雷峰塔》等剧即是；三是主人公在梦境或仙境中相会、如愿，如《长生殿》、《汉宫秋》、《梧桐雨》、《娇红记》等剧即是。
胡适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读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味，不能引人入胜。

　　醍醐子曰：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另外，中华民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因果报应，在人们的心中，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咽不下这口气，故而作家也就必须顺应人民的这种情感了。人民心中的好人往往就是明君、青天、百姓特别是妇女，因此，他们最后必须取得胜利。还有，封建统治者不会允许大悲大痛的结局，如果明君惩治不了暴官、青天不能主持正义，那么，皇帝还是无限英明的吗？朝廷、官府还能保持无限神圣的形象吗？不能。所以，人治社会都不会欢迎真正的悲剧。

　　而法治社会却不一样。现代西方可谓是太平盛世，但歌功颂德的文学却不流行，相反，出现了悲观主义、抨击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异化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表现荒诞、梦幻、非理性；精神分析流派表现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人们的压抑；黑色幽默以喜剧处理悲剧，寓庄于谐，寓哭于笑，成为“大祸临头”的幽默或“绞刑架下的幽默”；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荒诞派戏剧反映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荒诞……。

　　表现主义者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随着虫性的侵蚀，人的尊严和特性的丧失，没有失去人的思想的萨姆沙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早就不喜欢他的父亲对他咬牙切齿，母亲在丑陋可怕的虫子面前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直照料他的妹妹慢慢地也厌弃了他。萨姆沙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

　　荒诞派的贝克特有著名的悲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每天百无聊赖地在大树旁等待一个并不认识的名叫戈多的人，戈多迟迟不来，他们想上吊，可裤腰带又不结实；来了一个主人和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奴隶“幸运儿”，幸运儿还背着满是沙土的沉重的袋子；后来主人瞎了，幸运儿哑巴了，他们四人先后倒下，象虫子一样爬来爬去，象白痴一样胡言乱语。

　　荒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奈斯库写有《秃头歌女》，可剧中既无歌女，更无秃头歌女。剧情开始时，大挂钟乱敲了17下，可时间为9点；史密斯夫妇正在家中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谈，突然马丁夫妇来访，而马丁与夫人竟然不认识，攀谈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共有一个女儿！史密斯夫妇也忘了事先约好的吃饭的事；闲聊中，门铃响起，可屡次开门也没见有人进来，直到第五次开门，才进来一个消防队长；因完不成灭火任务，他来打听史密斯家中是非会起火。他应邀讲了一些怪诞的故事，如小公牛生了一头大母牛；接着女仆玛丽上场，也要消防队长讲故事，很久，消防队长才发现玛丽原来是正在热恋的情人。

　　荒诞派的阿尔比写有著名悲剧《动物园的故事》：彼得于星期天来到公园的长凳上看书，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杰利过来与他攀谈。杰利先迫使他承认生活不如意，后又讲动物园的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由栅栏彼此隔离着，无法交流。他建议彼得为保住自己在长凳上的地位而搏斗，他把匕首递给彼得，自己扑上去，让匕首刺穿胸膛，满意地死去了。

　　与西方悲剧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足：一、人物单调、程式化。正面人物“高大全”，没有缺点，反面人物皆形容丑陋，无恶不作。二、道德因素浓重，剧情善恶分明，是非昭彰。三、或写弱女，或写英雄，多数只表现冤屈或忠奸的内容。四、大团圆结束，正义一方总是获胜。五、歌颂明君、清官，不忘歌功颂德。六、没有直接呼吁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的剧本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