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长亭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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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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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故事梗概及其来源

　　《西厢记》故事梗概：

　　唐贞元年间，前朝崔相国病逝，夫人郑氏带女儿莺莺、侍女红娘和小童欢郎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暂住。此时，河南洛阳书生张(名珙，字君瑞)赴长安赶考，路过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马将军，顺便游览普救寺时与莺莺相遇，产生了爱慕之情。张生为追求莺莺，在寺中借厢住下。

　　张生的住所与莺莺所住的西厢只一墙之隔。一天晚上，莺莺同红娘在园烧香祷告，张生隔墙高声吟诗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莺莺立即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莺莺的才情进一步打动张生。

　　在为崔相国做超生道场时，张生、莺莺再次相遇。这时，守桥叛将孙飞虎带兵围住寺院，要抢莺莺为妻，崔夫人四处求救无援，许愿说：“谁有退兵计策，就把莺莺嫁给谁。”张生挺身而出，写信给白马将军杜确。杜确救兵赶到，孙飞虎兵败被擒。

　　不料崔夫人言而无信，不肯把莺莺嫁与张生，要二人兄妹相称。张生因此生病。红娘为张生出谋，让他月下弹琴，莺莺听后十分感动，让红娘前去看望张生。张生托红娘传书，表达想与莺莺月下相会之意，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跳墙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假装生气，训斥张生莽撞，张生从此一病不起。莺莺放心不下，托红娘问汤药，传情诗。是夜，莺莺来到张生书斋，与张生订了终身。这件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拒理相争，巧妙地说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她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考试，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儿嫁给他。

　　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头名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摇说，张生已作了卫尚书女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就在这时，张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马将军的帮助下，揭穿了郑恒的阴谋，与莺莺结为连理。

　　《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唐贞元年间寄居蒲州普救寺的少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恋爱、终被遗弃的悲剧故事。莺莺的悲剧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受封建礼教约束和被轻薄少年遗弃的善良少女的共同命运。可是元稹却诬莺莺为“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而把张生对莺莺的始乱终弃说成是“善补过者”。这就未免颠倒黑白，文过饰非。

　　北宋苏轼曾在诗词里多次引用《莺莺传》的材料。秦观、毛滂都写过莺莺故事〔调笑转踏〕词。宋、金对峙时期，南戏里出现《张珙西厢记》，没有流传。北方出现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般称为《董西厢》（又称《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等方面，都已经越出了《莺莺传》的窠臼，为后来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董西厢》从根本上改变了元稹《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莺莺受张生引诱失身的悲剧故事改变为莺莺和张生为争取自愿结合的婚姻、共同向封建家长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喜剧。这一改变，赋予崔、张故事以新的主题思想，使它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董解元把轻薄文人张生改变为用情专一的青年；把深受封建礼教压抑的莺莺塑造成为能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少女；加上对正面人物如红娘、法聪、白马将军和反面人物如郑恒、孙飞虎、老夫人等的刻画，初步完成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改造。

　　《董西厢》是说唱艺术，它以六分之一篇幅叙述孙飞虎与法聪、白马将军的战斗,不免偏离篇末提出的“才子合配佳人”的主题。至于对张生、莺莺、老夫人等人物性格的塑造，虽已扭转了《莺莺传》的思想偏颇，但有些地方为了耸动听众迎合小市民的情趣，在着力描摹书中人物的情态时，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唱词说白的生动、泼辣,是说唱家的长技,但通俗有余,优雅不足,未能充分显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张生和莺莺的性格特征。这些地方，只有到了杰出戏曲作家王实甫手里才别出心裁，另辟蹊径，从而完成了崔张故事由说唱诸宫调到杂剧的重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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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西厢记》的主要人物

崔莺莺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回顾——觑末——下，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在明末，金圣叹改编《西厢记》，便删掉莺莺这一动作，改为让她主动提出：“红娘，我看母亲去。”还加上评注云：“写双文见客即走入者，此千金闺女自然之常理。”金圣叹的做法，不管是否恰当，却充分说明了他认识到这一动作的关键性作用。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然，“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着他下将休是这般”，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她以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张　生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也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的张生。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油葫芦〕，描述“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竟不答腔，单刀直入地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始而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委实令人喷饭。等到张生缓过气来，剧本写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哗啦哗啦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而无论写张生或是楞头楞脑，或是酸不溜秋，或是急得像热锅中的蚂蚁，都表明他对爱情的执著。爱情的力量，使这才子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

　　关于张生跳墙的行为，《会真记》的写法是：“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枝可逾。既望之夕，张生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果半开矣。”《西厢记诸宫调》的处理是：张生跳过墙后，才喊红娘：“快疾忙报与你姐姐，道门外玉人来也。”他们是在房里相会的。王实甫改变了元稹和董解元的写法，把崔、张会面的地点，改在后花园里，园里有墙，墙上有“角门儿”，两边可通，莺莺就在墙的一边“烧夜香”。在这里，王实甫将规定情景略略改变，不仅使这关目增加了新的情趣，而且在刻划张生性格方面有画龙点晴的作用。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小姐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他对诗的第一句没有解错，至于第二句“迎风户半开”的户，他知道指的是花园的“角门儿”，问题出在对第三、四句的解释，“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解作叫他跳墙，何况角门儿半开着，何必要跳过墙去！张生凭空脑海中生出“跳”字，这真是可笑的疏忽。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

　　为了强调张生解错了诗这一个很能表现性格的关目，王实甫在剧本中反复地铺垫、衬托，像当红娘问张生对诗简的解法有没有把握时，他回答：“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晚上，红娘在打开“角儿门”时碰见张生，再一次问他：“真个着你来哩？”张生依然很自信：“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后来莺莺翻脸，红娘就在旁边嘲笑张生：“猜诗谜的社家，拍了‘迎风户半开。’”在“闹简”和“赖简”，“猜诗谜的社家”猜错了诗这一个环节。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红　娘

　　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

　　有趣的是，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子。后来在“拷红”一场，这根棍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滴水不漏，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的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在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又赋予红娘新的面貌。他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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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西厢记》

　　《西厢记》说的是“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一个又俗又滥的故事：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而崔母出于家族利益和封建礼法的考虑百般阻挠，最后，在红娘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斗争，崔张终成眷属。作品表达了男女青年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愿望，显示出一种所谓反封建的主题。

　　今天，崔张们自由结合的障碍早就不复存在，造成他们当初离合悲欢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青年人为什么还要读《西厢记》呢？《西厢记》又凭什么去打动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两性结合空前自由的时代里的年轻人呢？

　　当然，《西厢记》的故事曲折生动，文辞优美华艳，写景写情写人写事无不妙笔生花，令人心旷神怡。我们读《西厢记》，的确应该细细潜玩元曲文采派最杰出的代表王实甫的如“花间美人”般的绚丽词章，但更应该充分调动自己的阅读经验和生活体验来揣摩体味曲词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这种揣摩体味又会反过来丰富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强化自己的生活体验。这样，阅读就同生活联系起来了，就同人生和生命联结起来了，阅读活动就在精神上、心灵上影响人、改变人。林黛玉读西厢时的所谓“词句警人，满口余香”不是仅就《西厢记》的作者融化百家、文采斑斓的语言艺术来说的，我的理解，“警人”者，乃是指它的思想意蕴，“余香”者则是情到浓时，氤氲飘香，熏陶渐染，怡情养性。

　　文学作品是写人的，写人之情、人之性，写人情之美、人性之真。《西厢记》写出了张生的钟情之美、莺莺的深情之美、红娘的热情之美，情之美基于性之真。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率性纵情，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势力必然是丑恶的。《西厢记》写出了这种美与丑的较量，写出了人性的被束缚和被压抑，更写出了人性终于冲破束缚如惊雷如春笋自由伸张的勃勃生机。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两性相悦，是世间最美好的感情，是最值得追求和珍视的感情，在她面前，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仕途经济，什么门第财产，什么父母之命，什么伦理道德，均不足挂齿不值一文，因为它们是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强加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上的东西。封建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摧残人性。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最大限度地摧毁人的自然本性？因为人性的本质是自由，自由的人性对封建秩序构成严重的威胁，动摇着封建大厦的根基。

　　我们来看看《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场。

　　“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的崔莺莺内心十分痛苦，历经苦辛刚刚获得的爱情又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这是一种什么“恨”呢？“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莺莺看来，有情人儿朝夕相处，耳鬓厮摩，举案齐眉，卿卿我我，缠绵悱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总之，“但得一个并头莲”，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她反复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休要说什么“金榜无名誓不归”！这是对爱情和幸福的热烈渴望和执著追求，这种追求突破了封建陈腐观念和传统道德的束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的颠覆，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

　　崔莺莺还有一层忧虑：张生一旦高中，会不会另攀高枝？“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所以郑重嘱咐张生：“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莺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那个时代，富易交，贵易妻不但是常事，甚至“始乱终弃”的流氓行为还被认为是“善补过”。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他们随时有被弃掷的危险，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莺莺对张生的告诫实在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声音。在莺莺看来，自己对张生的深情不应该被辜负和背弃，而要得到对等的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捍卫人格尊严和要求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对传统的不满和抗争，代表了当时广大妇女的心声。

　　《西厢记》的结尾未免落入俗套，但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和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法的束缚，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鄙弃名教纲常和利禄功名，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纵任性情的自由奔放，勇敢地爱起来了。他们从佛殿相遇、一见钟情，到月下吟诗、互通款曲，发展到传书递简、跳墙赴约，直至西厢幽会、两情缱绻，最后长亭送别、海誓山盟，这一系列情真意切、大胆热烈的行为，不知使多少卫道士咬牙切齿、胆战心惊，也不知使多少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青年男女为之击节，为之陶醉，为之神魂飞越。即使在今天，《西厢记》仍然让人心领神会、激动不已，让人认识到人性的美好和自由的可贵，认识到束缚心灵、摧残人性的势力是多么的可鄙和可憎，认识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辛万苦千难万阻还是值得活的，认识到幸福可以、应该和必须去争取——丢弃各种陈腐的观念，摆脱各种心灵的枷锁，为人性的解放和生命的尊严而斗争！

　　是的，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我们看到束缚人性的东西依然存在，人们在实现灵魂自由的路上更是举步维艰。今天，奴役我们的不只是崔母们，不只是更为严密的各种制度，还有科技神话和不断丰富的物质。我们似乎享有比古人更多的自由，其实这只不过是假象和错觉，我们在疯狂地追求身体享受的同时已经抛弃了自己的灵魂。谁能告诉我，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为什么要读《西厢记》？为什么要读《牡丹亭》？为什么要读《红楼梦》？我不知道。其实，不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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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甫与《西厢记》

　　如果以单部作品而论，《西厢记》可以说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它以五本的宏大规模来敷演一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不仅题材引人喜爱，而且人物能刻画得更丰满细致，情节能够表现得更曲折动人，再配以与浪漫的内容相称的秀丽优雅而又活泼的语言，自然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有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的说法，也有说关作王续的，现在一般的看法是五本均出于王实甫。但第五本有一折中数人对唱的情况，这明显不合元杂剧的体例，且为前四本所无，它与前四本的关系乃至出现的年代，恐怕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王实甫，大都人，《录鬼簿》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而位于关汉卿之后，据此推断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或稍后。天一阁本《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其他可靠的生平资料就很少。

　　从贾仲明对他的吊词来看，他似乎是混迹于教坊勾栏的一个风流落拓的文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王实甫的剧作，见于载录的有十三种。现存的除《西厢记》外，尚有《丽春堂》，写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仕途沉浮的故事；《破窑记》，写吕蒙正始贫终富过程中与刘月娥的曲折的婚姻，成就都不大。另外，《贩茶船》和《芙蓉亭》二剧各存一折曲文。他可以说是以一部《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所作吊词）。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故事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前者肯定张生抛弃莺莺的“忍情”变成了后者对张生和莺莺争取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赞美。而且诸宫调中的故事已经形成了很强的戏剧性，很适宜用戏剧形式来表演。但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西厢记诸宫调》仍有不少显得粗糙的地方。它的情节不够紧凑，有些枝节铺衍过甚；它的人物形象也时有暧昧之处，如张生忽而因为得不到莺莺痛苦得要自杀，但在见到与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时，忽然又觉得自己同他“争一妇人，似涉非礼”，这一类情节对故事的爱情主题造成一定的破坏。

　　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西厢记》的语言是非常优美的，它把剧中的爱情故事描述得风光旖旎，情调缠绵，声口灵动，彼此相得益彰。剧中的宾白，基本上都是鲜活的口语，能够传达各个人物的性格和生动的神态。如老夫人赖婚的一节：

　　老夫人 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

　　张生（背云） 呀，声息不好了也！

　　莺莺 呀，俺娘变了卦也！

　　红娘 这相思又索害也！

　　很简单的几句话，分别显出老夫人的虚伪、张生的惊恐、莺莺的意外、红娘的同情，戏剧效果很强。而剧中的曲词，则和关汉卿杂剧以本色为主、朴素流畅不同，它明显地偏向于华美，形成一种诗剧的风格。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近于本色的段落，但一般也写得比较精巧；更有许多曲词，广泛融入唐诗、宋词的语汇、意象，运用骈偶句式，以高度的语言技巧造成浓郁的抒情气氛。像“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两段唱词：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己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叨叨令》）

　　第一支曲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句，既写秋天之景，又写离人之情，情景交融，臻于化境，遂成千古绝唱。第二支曲用经过锤炼的口语，一泻无余地倾诉了别离的愁闷。相同句式的排比，既加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又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

　　《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西厢记》杂剧这三部叙述同一故事的作品，展示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而《西厢记》杂剧的艺术成就尤为杰出，它在相当长的年代中持续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进步乃至人们的生活观念。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