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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9 阿Q正传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30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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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形象分析
苏雪林
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用不着我再来介绍。关于他作品的批评，虽不说汗牛充栋，着实也出过几本册子，更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不过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说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
《阿Ｑ正传》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究竟是什么缘故？说是为了它描写一个乡下无赖汉写得太像了么，这样文字现在也有，何以偏让它出名？说是文笔轻松滑稽，令人发笑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笑林广记》，偏偏爱读《阿Ｑ正传》？告诉你理由吧，《阿Ｑ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Ｑ正传》也不单单教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 《阿Ｑ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论者已多，但从没有具体的介绍。因为这篇文字涵义深广，譬喻灵活，指实一端而遗其余固不可，刻舟胶柱将活的变成死的尤其不可。所以无人愿意尝试。但这篇文字如此脍炙人口，到今没有具体的解释，究竟有些闷人。这就是我现在不揣冒昧写这一篇《〈阿Ｑ正传〉讲义》的动机。
我认为《阿Ｑ正传》所影射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种类虽多，荦荦大端，则有下列数种：
一、卑怯
阿Ｑ是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Ｄ，则揎拳掳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保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以自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
二、精神胜利法
阿Ｑ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
三、善于投机
阿Ｑ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Ｑ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Ｑ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国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
阿Ｑ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Ｑ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邦，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 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Ｑ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节选）原载《国闻周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５日，第１１卷第４４期
"阿Ｑ相"
茅盾
想来读过《阿Ｑ正传》的人永远不能忘记阿Ｑ的思想意识罢？《阿Ｑ正传》的精髓就在这种"阿Ｑ相"的有力的揭发。
"阿Ｑ相"的要点，约可撮举如下：
事实上失败或屈伏的时候，便有"精神上的胜利"聊自安慰，于是"反败为胜"，睡觉也酣甜了。阿Ｑ的名言，所谓“被儿子打"，所谓"我的祖宗比你强"，就是他"精神胜利"的哲学。
赵太爷或赵秀才的大棍子打将来时，照例是不敢抵抗；假洋人的小手杖打将来时，也是无抵抗；但在阿Ｑ视为平辈或低一辈的王胡小Ｄ之类像朋友似的走近阿Ｑ的时候，阿Ｑ便要拿身份，甚至想建立他的威权了，虽然结果常常只有
“精神的胜利"，可是阿Ｑ的"壮志"永远不会销沉。
这便是所谓"阿Ｑ相"，也就是身受数千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教育的中华国民的普遍相！
《阿Ｑ正传》出世以后，"阿Ｑ相"很受人讥笑了；但是讥笑尽管讥笑，"阿Ｑ相"依然流露在芸芸大千的社会现象中。特别在"九一八"国难以后，"阿Ｑ相"的"精神胜利"和"不抵抗"总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那么"阿Ｑ相"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性罢？此又未必然！因为同是黄脸孔的中国人不尽是那样乏。不见东北义勇军过去一年来的浴血苦战么？这原因大概就在那些投身义勇军的东北老百姓们没有受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嫡传的心法。
在这一点上，"阿Ｑ相"的别名也就可以称为"圣贤相"或"大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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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是不是农民
贺仲明
本文的问题在拙文《阿Q为什么是农民》（载《读书》2001年第
1期）中其实已经有所隐含：即由于阿Q形象被强烈地文化意图化，他身上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的农民本质必然会有所丧失，从而影响到他作为农民形象的真切性和典型性。
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农村中完全找不到像阿Q这样的农民，但毫无疑问，作为农民形象，他不是典型而真切的。首先，从他的外在生存情况来看，他居无定所（甚至“不能说是未庄人”），以不规则的打短工生活为业，又是孤身一人，完全没有亲属和朋友。这种情况，与一直依土而居、特别强调血缘和亲族关系的典型中国农民生活，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其次，阿Q的外貌、住所行止以及所从事工作，在作品中，都表现得相当简略而抽象，他的惰与猾的基本精神气质，更非典型的中国农民性格。与之相应，作品没有提供出人物生活的细致切实的乡村生活图景（这一点，《阿Q正传》远逊于作者的另两部作品《风波》和《故乡》）。阿Q所生活的条在，虽然名为乡村社会，但其中并无具体的乡村劳作和生活场面表现……凡此种种，都表现出阿Q形象的非农民性，显示出这一形写的塑造基础是其文化定位而非其真实的自我——换句话表示，阿Q与其说是个真实典型的农民形象，还不如说更是某种文化理念的代表着。
对于阿Q形象性的不足，作者鲁迅也许早就有所体会，他之所以再三地为阿Q作说明、加衣帽，或许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地小说没能将形象表现得很充分，缺乏充足得自信心，才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予以补充——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鲁迅对自己的其他作品很少有类似的举措。
应该说，一个文学形象的成熟与否是很普通的事，对于作者鲁迅来说，也许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是他本身所在的知识分子领域，他对乡村的关切情感和所思考的深度，要远胜于他对于乡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所以，他在乡村生活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表现得不够真切典型，是不足奇怪的。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塑造的阿Q这个不充分的农民形象，近一个世纪以来却一直被当作中国农民最成功和最具经典性的典型来理解，得到众人一致的认可和歌赞（只是
50年代，文学家冯文炳指出过《阿 Q正传》和阿 Q的非农民性。尽管他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于《阿Q正传》的褒扬基础上的，但依然迅遭到封杀），而且，它还影响和造就了中国新文学一个悠久的传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近亲形象体系。
这其中的原由是复杂的。作为作者来说，除了他对于农民生活的不够熟悉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创作的初衷并不在于成功地塑造某一个农民形象，不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真实的乡村世界，而是想“画出国人的魂灵”。与鲁迅的创作思想一样，知识分子在对作品的解读中，所希望找到的，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形象，不是具体细致的农民生活场景，而是一个需要启蒙的、代表着“国人的魂灵”的人物和地域，一个能借以体现出知识分子启蒙指导者地位和价值的被启蒙者。可以说，阿Q形象的被典型和经典化，与鲁迅将它定位为农民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将自我启蒙转移为他者启蒙的文化表现和精神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也产生了作用，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传统——它虽属文学内部事物，但实质上与启蒙文化传统同属一体。中国新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附属物产生，也一直以文化批判为最高目的。这决定了它的文学批评也一直不是以文学本身，而是以文化为主要标准（后来是政治。而从文化到政治标准的转换，正体现了这种非自我主体批评的脆弱，也体现了匮乏自我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的脆弱）。作为文学作品的最主要功能和价值体现。
正是在作者和阅读者相契合的文化心态的合作下，在以文化为主导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观照下，阿Q形象才会有如此的塑造，也才会有如此的典型化理解——在这里，作者所赋予阿Q身上的文化性格——国民性，掩盖和忽略了其农民本质的不足和形象的非真切性，于是，阿Q形象就显得如此的典型而完美。
这种“典型”的完成是要付出巨大的艺术美的代价的。作为作品本身来说，作者以文化观念主导人物的思想和行为，显然伤害了形象和作品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阿Q正传》所真正具有的文学意义，并不是在于作者所预设的阿Q农民形象和他所代表的“国民性”上，而在于其表现出的更普泛的人类生存困境思索上（阿Q被压迫和愚弄的困境是对于人类弱者遭遇和性格弱点的夸张性写照）。作品对乡村生活和人物形象表现得不够真切，人物形象过强的先导文化色彩，严重损害了作品思想意义的真切表达，影响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作品的解读也是一样。应该说，作品的解读史，其实也是对于作品的经典性进行不断强化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强力书写，持续反复的文化暗示和思想教导，使作品的文学缺失被进一步忽略，文化意义被进一步突现。可以说，对《阿Q正传》和阿Q形象的阅读历史，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文学被文化和政治异化的根本特征。同时，文化先导的阅读和批评方式，也决定了对作品的解读中必然会存在着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读，这些误读为预设的文化批评服务，却进一步损伤了作品的文学性。
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阿Q被判死刑后画圈事件的解读，其实完全是一种文化意留下的有意误读。阿
Q为圈画得是否圆而忧虑其实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无知的前提之上的，他在画圈的时候并不知道画圈的行为是他对自我被杀害的认可，在这个前提上，他才会有闲心考虑圈画得圆与不圆的问题。设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表现绝对不会如此的“阿Q化”。对于这一简单的事实真相，我们的阅读者往往有意无意地予以忽略，乐于以之作为阿Q精神不觉醒的典型事例来看待。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乐人们对阿Q命运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存一样，是始终处在社会的压制和蒙蔽之下的。这种理解，在客观上影响了阿Q行象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也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阿Q形象经典化标准的影响下，鲁迅以降的中国新文学史，遍布着阿Q式的农民形象（与之相媲美的是政治化的农民）和未庄式的乡村图景。外在的政治和文化拯救需求，构成作家们对农民乡村描写的基础。期待着这种拯救的孱弱者，和迎合着这种拯救反抗者，构成着中国新文学农民形象塑造的基本原型。而真正的具体的农民形象和真实的农民生活，却完全被作家们所忽略和淡漠，农民的自我文化个性被彻底遮蔽和掩盖。可以这样认定，20世的中国乡村文学史，基本上是对农民进行文化批判和政治拯救的历史，而非真实农民生活的表现史。
这一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使即使偶尔出现对农民形象和命运的真实表现者，也往往摆脱不了这种影响，习惯于从政治上或文化上给形象定位。典型的如80年代的高晓声，这位曾在乡村度过了二十几年的“右派”生涯的“农民作家”，与乡村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情感维系。正是在这一感受和情感的驱使下，他在刚刚平反回城后写下真实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真切地塑造了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政治愚弄和压榨的农民李顺大和陈奂生形象。但是，他的这种创作却没有得到很好地继续，甚至在同一篇作品的创作谈中就已经开始对人物进行“阿Q式”的处理，强给农民主人公根本不可能担负也不应该担负的文化重负：“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雨花》1980年第1期。）在此后的创作中，他更完全改弦易辙，自觉以《陈奂生上城》等作品重新回归，承继“阿Q”形象塑造的衣钵。由此可见，阿Q形象的传统确实是深入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塑造阿Q式的农民形象已经成为许多作家不知不觉的心理定式。
当然，这一影响绝对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在文学之外的思想文化中，阿Q 形象经典化的不断强化和反复书写，其实是在不断增强和掩盖着知识分子们的虚弱，使他们尽管一方面在承担着思想不断退化、精神不断萎缩（由启蒙到被启蒙的错位）的事实，另一方面却还要扮演着虚假的救世主角色，以虚弱的精神对他人进行启蒙。阿Q形象的经典化和书写历史，事实上，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忘记自我真实生存状况和远离对自我精神重建的掩饰面具，它折射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扭曲的事实真相——或者说，他们其实更承担着阿Q的精神历史。
所以，如果说以农民身份的阿Q为国民性的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缺陷，那么，不是农民（至少不是典型的农民）的阿Q被作为农民代表列于中国文学史神坛之上受人膜拜，则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摘自《书与人》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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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
——读鲁迅的《阿Ｑ正传》
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Ｑ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Ｑ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Ｑ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Ｑ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Ｑ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Ｑ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Ｑ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Ｑ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Ｑ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Ｑ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Ｑ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Ｑ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Ｑ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Ｑ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Ｑ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Ｑ”，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Ｑ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Ｑ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Ｑ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Ｑ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Ｑ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Ｑ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Ｑ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Ｑ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Ｑ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Ｑ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Ｑ正传》中，对阿Ｑ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Ｑ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Ｑ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Ｑ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Ｄ，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
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Ｑ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Ｑ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Ｄ和阿Ｑ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是用写实的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可在《阿Ｑ正传》中，他却大量使用了这种大幅度的夸张的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把阿Ｑ和未庄当作愚昧的中国人和封建农村的象征来描写的。
一九八四年五月上海
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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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木刻似的
——鲁迅小说艺术形象的造型特色及其成因
顾晓梅
内容提要
鲁迅小说形象具有黑白木刻似的造型特征，这一点被许多评论者所忽略。而这一特征却是构成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的重要因素。黑白木刻似的造型特点的形成与鲁迅浓烈的黑白木刻情结密切相关。黑白木刻情结产生自鲁迅全部的人生感悟和艺术追求。
正文
长期以来，无数的专家学者对鲁迅小说艺术形象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总结了许多的特点。但是，人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那便是鲁迅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分明地带着浓郁的黑白木刻的神韵。读鲁迅的小说，眼前会显现黑白对比分明，线条清晰有力，注重勾勒而淡于敷彩的造型简括的形象，如同鲁迅先生刻画祥林嫂最后形象时所说的———仿佛是木刻似的。黑白木刻似的造型效果构成着鲁迅所塑造的小说形象系列的显著特色，形成着鲁迅小说形象特有的风格。
在赞誉鲁迅艺术手法高明时，人们常断言他是高明的画家，这是不错的。鲁迅原本就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术鉴赏家、收藏家、理论家，而且自己也能画几笔。问题是这个高明的画家在以文字为笔墨描绘形象时具备什么特点呢？换句话说，他是以什么画种，什么方式来塑造形象的呢？我们只要对绘画稍加了解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是一位黑白木刻大师，那些入木三分的小说形象就是大师以犀利的文笔为雕刀刻画出来的黑白木刻作品。
绘画艺术最基本的语言是色彩和线条。但是黑白木刻版画的色彩与线条的运用比起一般的绘画具有显著的特点。在色彩方面，它抛开一切有彩色，只选择最单纯的黑白二色，利用黑与白强烈的明暗对比衬托或黑与白的协调过渡来暗示大千世界的缤纷色彩；在线条的运用方面，它以刀为笔刻出的富有金石之味的各种粗线、细线、直线、曲线来勾勒形象，建构既抽象又具有表现力的空间。这种表现方式使黑白木刻不以模拟周围世界为能事，而将表现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与思考为己任，以简洁、概括、富有张力的形象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启迪人们无穷的回味与想象。正是在这些特点上，鲁迅的小说形象与黑白木刻有着异曲同工之美。“刻画”二字用来解说鲁迅对小说形象的塑造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有学者在分析鲁迅塑造的文学形象的艺术特色时候，提出了“色彩美”，认为鲁迅在艺术创作中以色彩铺陈弥补白描技法的局限，并认为鲁迅的艺术追求是用特定的色彩词准确地描绘现实生活图画，增强作品的形象性，造成人们的美感愉悦，并列举了一些例子。的确，鲁迅小说中有时会出现某些特定的色彩词，像《故乡》《社戏》等作品的局部还以重彩敷衍出了色彩斑斓的场景。但是，统观鲁迅全部小说却只得到这样的印象：作为艺术大师，鲁迅利用颜色塑造形象时，最擅长而且最成功的是对黑与白的调度和运用，他那摄入魂魄的艺术世界是由自然界最单纯却又蕴着最丰富内涵的黑与白对比调和而成。
在鲁迅的小说中，《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祝福》《风波》《伤逝》《孤独者》《药》《铸剑》等作品最为人称道，其中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这些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艺术形象以及他们活动的背景，几乎全由黑白二色构成。《狂人日记》作为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重轻。小说通过“狂人”的独特感知描绘出一幅“吃人”社会的时代画面，阴冷的世界溢出如磐的黑暗与邪恶。小说正文的一开头便突兀地来了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这是令人叫绝的一笔，现实世界的一切在很好的月光笼罩之下消褪了原有的色彩，变成了黑、白以及黑白调和而成的灰。作者借助月光抢先渲染了一种惨淡诡秘的氛围，这是狂人特有的视觉心理感受，也是作者基于自己对那个世界深切的感知和理解而作的色彩归纳。整篇小说就沉浸在这样一种色调之中：基调是黑，“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活动于其中的人物的脸色也一概是青的、铁青的，真的是黑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片漆黑的基调之上又醒目地跳着白，除了有使黑暗更加阴晦凄厉的惨淡月光，还有“白厉厉地排着”的“吃人”的家伙的牙齿，“白而且硬”的黄鱼的眼睛。漆黑 的背景上，这些白的面积极小，却因对比强烈而特别的刺激，令人触目惊心。黑白对比产生的强烈的表情性，使小说在对黑暗社会的吃人特质的深刻揭示方面产生了独特的效果。
与《狂人日记》相比，小说《药》涉及的色彩较丰富一些。有兵卒号衣上镶边的暗红，丁字街头破匾上的金，荷叶的碧绿，人血馒头的鲜红，破灯笼的红红白白以及人物绰号“红眼睛”的红等等。这些色彩词的出现，有的是叙述的需要，有的是小点缀，有的则是画龙时所点之睛。你看，黑暗中“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的描写，有多么强的视觉震撼力，如同重音敲击人们的心灵，让人在颤栗中深思。但是，多种色彩词的出现并没有使《药》成为重彩画，《药》的整个色调仍是黑与白。小说从“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这样黑沉沉的情景开始，在一个分外寒冷，天明未久的清明时节昏暗的墓地中结束，建构了天地昏暗，黑得令人窒息的时空框架，各色人物就如鬼魅似的活动在这阴森森的背景中，有如在活的地狱里。
所以，从整体上来看，鲁迅的小说的色彩基调是黑与白，阿Ｑ、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子君、魏连殳、眉间尺等，都是从黑白背景中凸现出的黑白分明的艺术形象。子君在涓生的回忆里永远是“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那个魏连殳，“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尽管死后被装裹了带着金闪闪肩章，嵌着很宽红条的的黄军衣，然而，骨瘦如柴灰黑的脸衬在白色的孝帷之中是那样的阴沉，是一个永远的阴影似的孤独者。
黑白木刻版画除了对黑白关系精心构思调度，对线的运用也有很高的要求。因为只有那刻出的各种线才可能实现强烈的黑白效果，才有充满意味的形象。木刻的线，有着其它绘画作品所不具备的力度。用雕刀在木料上刻出的线没有以毛笔画出的线条的流畅却有顿挫转折的金石之味，所构造之形洗练简括，形式感和表现性极强，具有与一般绘画不同的张力。鲁迅深谙黑白木刻之三昧，在刻画人物时他运笔如刀，放刀直干，充分张扬线的造型能力，所造形象简洁明了，颇具黑白木刻运线之力之美。
鲁迅谈及小说创作时认为应该用“白描”的手法。“白描”就是运线造型。鲁迅很懂得线的艺术魅力。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鲜明地显现着对线的表现力的把握与运用。他笔下的形象都如同是简笔勾勒出来后又用刀刻出来的，勾勒准确传神，刀法凝重老到。大名鼎鼎的阿Ｑ，其形貌只用了极少的几笔，“阿Ｑ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还有常常被人揪住的“黄辫子”，就是这么寥寥几笔，阿Ｑ的基本轮廓就地凸现了出来，随着作者给他的各种“行、状”，这一轮廓有了生命，活动了起来，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表现阿Ｑ的“行、状”时，鲁迅也充分调动了线的表现力。阿Ｑ“中兴”回到未庄，“腰间还挂着一个大褡裢，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这条弧线将阿Ｑ的洋洋得意之态跃然纸上。其实，单单就鲁迅先生给阿Ｑ起的名字已足以令人叫绝了，一个椭圆形与一条小曲线构成的Ｑ，不正是人物最传神的写照吗？
孔乙己的形象刻画鲁迅是多花了些笔墨的，但形象的基本特点仍是几笔勾勒而成。“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就是这样一个青白脸色又穿着脏乎乎的长衫的高个子，偏站在酒店曲尺形的大柜台外边喝酒。当这个高个子“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变得柜台里的小伙计要站起来往外望才能看到的矮了半截的人时，他那复杂的性格，他那悲惨的一生，就在这曲尺形柜台前一高一低的线条变化中得到了显示，令人过目不忘。鲁迅小说人物几乎都是这样像刀刻线构成。满脸皱纹的老年润土；双脚分开如一瘦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忧愁地坐在门槛上吸象牙嘴六尺多长湘妃竹烟管的七斤等等，都是概括性强，轮廓鲜明的线刻人物。尤其是生命行将结束的祥林嫂，那花白的头发，瘦削不堪的黄中带黑的脸，手中的竹篮破碗，下端开裂的高于她的长竿，特别是眼珠间或一轮活画了她的神态。这不分明是一幅只有高明的黑白木刻家才能刻画出的人物肖像吗？人物一生的悲惨际遇，人物的期望与绝望全都凝缩定格———仿 佛是木刻似的。
人物形象是如此，鲁迅小说的场景描绘也散发着浓浓的线刻意味。《药》的最后，阴森森的墓地的中间有一条歪歪斜斜的细路，宛如高明而又大胆的画家在画面中心划了一条曲线将画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层层迭迭馒头似的丛冢形成圆弧充满画面；枯草如铜丝支支直立；一株没有叶的树枝干笔直，上面铁铸一般站着一只乌鸦。就在这直线与曲线构成的背景里，两位母亲来祭奠各自的儿子，在路的左右两边。瑜的坟上，突兀的出现了一个圆圆的有红白花的一圈，成为夺人视线的画面中心。多么道地的一幅黑白木刻版画！精心的构图和娴熟的刀法将线条与黑白的魅力恰到好处地发挥出来。小说所要揭示的意蕴和所欲渲染的气氛在这生动的刻画中得到充分展现。
当然，文学作品与黑白木刻版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说鲁迅的小说形象是黑白木刻带有修辞色彩。但是，如果你有欣赏黑白木刻版画的审美经验是不难体味到那些文学形象散发着的浓郁黑白木刻意味的。鲁迅小说问世以来，为其作品插图或者根据其作品改编创作的绘画作品大多数采用黑白木刻的形式，这绝非偶然，那些文学形象与黑白木刻形象在造型上有一脉相通之处。
鲁迅小说艺术形象的浓郁的黑白木刻韵味，会令人自然地联想到鲁迅对黑白木刻版画的喜爱。
鲁迅自幼热爱美术。留学日本时为实现疗救国人精神疾病的理想，他弃学医而治文学与美术，在美术上下了不亚于文学的工夫，尤其对新潮的西方各种美术流派有着较深入的涉猎和了解。回国后任当时教育部主管图书、博物和美术的官员，更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今中外的美术作品。他一生不倦地收集画册，收藏了大量各画种、各流派的作品。鲁迅对美术可谓知之甚深。在所有的美术作品里，他最青睐版画，特别是对黑白木刻版画倍加偏爱。他收藏的美术作品以版画为最多，整理出版了的和准备出版的美术作品也以版画、黑白木刻为主。鲁迅先生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公认的导师。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提倡、扶持、培养新兴的木刻艺术和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是他于文学之外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鲁迅为何如此钟爱版画，尤其是黑白木刻版画呢？一般而言，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中木刻艺术反映生活、表现人民抗争的便捷性和易于复制流传的普及性因而大力提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不应成为问题全部的解释。鲁迅对黑白木刻的钟爱有其更深层次的属于他所特有的原因，是这一缘由使他对黑白木刻倍加青睐，也使他创作的文学形 象具有黑白木刻的造型效果。
童年接受的艺术滋养对一个人审美趣味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鲁迅对黑白木刻的喜爱与他早年受到的美术熏陶有渊源的关系。像所有的儿童一样，儿时的鲁迅喜欢看画也喜欢画画。只不过，他似乎要比一般的孩子对画儿更为敏感，更为着迷。最早进入这个敏感的孩子的视野的绘画作品是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的木版年画，这些年画给了鲁迅以难以磨灭的印象，成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着约６岁时窗前贴着的“花纸”上的内容。后来，木版书籍的插图又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当保姆为他寻找到让他心里痒痒了好久的绘图本《山海经》时他激动得“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①。黑白木刻版画给童年鲁迅的审美刺激竟然如此强烈。在强烈的震动中鲁迅开始了他一生再也未曾中断的画册收藏活动。除了欣赏和收集，童年以至少年时的鲁迅还十分投入地动手描摹一些书籍中的绣像插图。他描了很多，集了厚厚的几大本。同时，鲁迅还经常到绍兴城里的木刻作坊、印纸作坊去观看木刻作品雕版刻印的工艺过程，加深对木刻版画的了解。就这样，传统的木刻版画像雨露一样滋润着少年鲁迅的心田，给了他最初的也是最深入的美术教育，赐予了他对黑白木刻版画的感知、理解和把握的能力
。那黑与白的对比与调和，那线的律动和韵味，都深深地印在了少年鲁迅的心里，成为他终生不渝的黑白木刻情结。
一种真正的艺术上的审美趣味实质上是一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体现，鲁迅对黑白木刻版画的喜爱基于他童年时形成的爱好，更是他全部人生感悟和气质精神的必然的选择。在木刻作品中，鲁迅最为欣赏的是珂勒惠支②等人的新兴创作木刻。他珍藏着梅斐尔德为小说《士敏土》所作的十幅木刻版画插图的原拓，他收藏的珂勒惠支的版画在远东堪称第一。他为当时的木刻青年们提供的艺术参考也主要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这些版画以黑与白的鲜明对比和率直有力的刀法制造着强烈的视觉效果和精神的冲击力，如同在困境中不甘灭亡的猛兽高声呐喊一样，将生活于充满矛盾、混乱的社会，遭受着战争阴影威胁的人民的苦难、绝望、彷徨与抗争赤裸裸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这里没有绚丽的色彩粉饰，没有娇柔造作的姿态，有的是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愤怒之情的淋漓宣泄。画面上充满着凛冽的气质、批判的精神，也流露着一种无奈的悲凉。这些恰恰与鲁迅的精神气质相通。鲁迅是一位敢于直面现实的冷峻率真的人，他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间与空间弥漫着无际涯的黑暗。许多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但是鲁迅对黑暗的感受要比别的人来得更加强烈和深刻。他自小遭家庭变故，在从小康到困顿的衰
落中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敏感而倔强的心灵从此蒙上终生难以除却的悲凉与孤寂的阴影。他一生求索奋斗，却常常受到各方面的明枪暗箭的打击，险恶的环境使他运交华盖，四处碰壁。他痛感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窗子的铁屋子，暗无天日；像一个黑色的大染缸，什么东西放进去都黑了。“风雨如磐暗故园”，“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如磐夜气压重楼”，“万家墨面没蒿莱”，这是何等样凝重、悲苦的感觉。令人窒息的黑暗，有的人习惯了，麻木了，甚或融入其中且欣欣然，却促使着鲁迅对黑暗社会本质的深切思考，激发着他决不屈服、绝不宽容的彻底反抗精神。他说：“我常常觉得惟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偏要向这些绝望作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③于是，他拿起如椽的笔与那黑暗抗争。他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选取创作题材，表现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他一边大声呐喊，一边又排遣不掉心中那团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孤独与彷徨。如此的人生体验，如此的心境，恰与在地球另一面的珂勒惠支等现代木刻家们共鸣共振。这是些同样真诚敏感，同样关心人类命运，同样热爱人民的艺术家。他们心中郁积着相同的心理能量———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对人民不幸的同情。显然，这样的心理场中是难以开
放出色彩缤纷，千娇百媚的艺术花朵，只能产生由粗砺、直硬、扭曲的线条构成的黑白色调的粗犷、悲怆、凄冷的艺术形象。所以虽然鲁迅与珂勒惠支等版画家艺术创作的手段不同，但是，因着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再由于鲁迅早年就形成的对黑白木刻的倾心喜爱，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就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先生特别喜欢黑白创作木刻，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精神气质上的同声相求。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同构，使得鲁迅的小说形象与珂勒惠支等人的创作木刻形象同形。他们的异曲同工是由于他们在同一个大的时代层面上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与审美选择。
鲁迅是一位艺术家，他对黑白创作木刻的钟爱也是他在艺术上取舍追求的必然。鲁迅与当时许多文艺家一样，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深谙中华艺术的精髓，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深受西方艺术的影响，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艺术主张。他看重简洁、明快、刚健、质朴的文风，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将意思传给别人宁可什么也没有。他追求极概括极俭省极传神地表现对象而不去逼真到摹写对象。黑白木刻正是具有鲁迅所欣赏的艺术品格的一种艺术。黑白木刻最为简洁含蓄，它只有黑白二色，单纯之极，简洁之极，却决不单调，它把一个原本色彩绚丽的世界抽象、升华，以黑白变化去暗示那无限丰富的色彩，并由此拉开艺术与生活的距离。黑与白以比彩色更强的表现力演示出更深邃的艺术空间。而造成黑白的各种线更具有明快概括的表现力。曲直、粗细、长短、刚柔等各具韵律的线条，既勾勒着物象，又直接抒发情感，具有艺术表现的高度自由。看似单纯的艺术以最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表现着无限丰富的人类生活。这些独特的表现方法使黑白木刻能很好地贴近生活又不拘泥于现实的表象，创造出容量更大，精神力量更强的艺术世界。黑白木刻具有的这
些艺术特色与鲁迅小说中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特点比照，不是如出自一辙吗？应该说，黑白木刻艺术的造型特点非常符合鲁迅的艺术主张，鲁迅偏爱它们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对黑白木刻的喜爱是一种源于个人爱好之上的富有理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体现着他的个性气质和艺术追求，也辉映着时代的要求。这是我们理解鲁迅先生何以对黑白木刻特别钟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的小说中艺术形象造型富有鲜明的黑白木刻特征的原因。这对于认识和理解鲁迅小说“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有着重要意义。
〔注〕
①鲁迅：《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②珂勒惠支（1867-1954），德国女版画家、雕塑家。毕生为人类进步事业斗争，全力关注穷苦无告的人们的问题和遭遇。版画作品吸收了表现派艺术的技巧，充分发挥黑白、线条和构图的作用，有很强的形式感和艺术性。版画作品最早由鲁迅介绍到中国。
③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
摘自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扩展资料
《阿Q正传》简介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
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
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