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共同纲领》诞生记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顺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适时地诞生了。40年后的今天，人们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对它感到陌生。这是因为，它在建国初期作为根本大法，卓有成效地推动和保证了新中国国民经济和恢复与发展以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的开展。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到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必败、革命必胜已成定局，鼓舞了全国人民尤其是进步人士的斗志，各民主党派重新组合、积极行动起来。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为中心内容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达此目的，制订旨在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一致遵守的共同纲领，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为此，5月1日，毛泽东在致李济深、沈雁冰电中指出，制订这样一个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倡议，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马上作出反应。5月5日，他们在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并通电海内外，认为中共“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之本旨”，表示要“共同策进，完成大业”。自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云集华北解放区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和东北解放区中共东北中央局所在地哈尔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协商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面开展包括以制订共同纲领为主要的内容的各项筹备工作。

　　10月初，周恩来开始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草案的工作。8日，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并中共东北中央局电，指示东北局领导人在同第一批到达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市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就商谈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时，征询他们对共同纲领主要内容的意见，并指出：共同纳领问题和如何建立新中国中央政府问题，是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两项重要问题”。11月3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高岗、李富春的指示电中再次指出，“共同纲领已在起草中，俟草好后，当不待筹备会召开，先送到哈各单位代表传阅并交换意见”，同时说明，“任何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

　　1949年初，已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二次初稿）》。2月27日，周恩来批示将《纲领草案（第二次初稿）》和有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4个文件汇集在一起，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这两次稿，重心都放在团结和更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努力发展生产，用更多的人力、物力供给前线，全面地推进全国解放战争，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上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内容十分突出。

　　正在这个时候，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的时间比原来所估计的时间，大大提前了。鉴于这一形势，3月5日至12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并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原来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第二次初稿）》显然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必须重新起草。新起草的共同纲领必须把重点转移到更广泛地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医治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的恢复上面，并在此基础上有步骤地进行国家的各项改革和建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制订一个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时机，业已成熟。

　　5月，周恩来、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同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频繁接触，商议通过成立新政协筹备会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的问题。经各方充分协商，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宣告成立，提出了起草以建设新中国为主题的共同纲领的任务。16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阐明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新政协筹备会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和第三小组即起草共同纳领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18日，起草共同纲领小组成立。周恩来在小组第一次会议研究布置共同纲领的起草问题时指出：由我们小组负责起草的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这项任务很繁重，很紧迫，我们“必须加紧工作”。这次会议决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共同纲领的草拟工作。随即小组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5个分组，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

　　6月下旬，周恩来亲自动手，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毛泽东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成为起草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共同纲领草案稿五易其稿后，于8月22日前夕形成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铅印稿。8月22日深夜，周恩来将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

　　《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分为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部分。这个草案初稿已经把重点放到国家建设方面，而且具备了在宪法颁布前作为新中国的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至此，共同纲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是，从行文的形式来看，有必要按照法规行文的一般要求，使纲领更加明确、简练、规范和条款化。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胡乔木等立即对《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进行技术性的结构调整与修改工作。经过10余天的紧张工作，9月5日，形成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此后，中共中央将这个《纲领（草案）》初稿正式提出，并由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召开了7次会议，其中3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2次政协代表会议和2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又先后对《纲领（草案）》初稿进行若干次修改。9月10日晚9时，周恩来等在毛泽东处讨论修改《纲领（草案）》初稿至次日晨7时。

　　经过以上充分的民主协商，沟通思想，反复讨论修改，使《纲领（草案）》日臻完善。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3个文件，并决定将它们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共同纲领（草案）》既明确地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又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关于经济政策的规定上，《共同纲领》阐明：新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即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在国营、合作化、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5种经济成分的构成中，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并逐步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上，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即将诞生的《共同纲领》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例如，在21日这天，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发言中指出，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10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坚固的政治基础”。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一起，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并“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为《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在发言中指出，将要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中国今天应做的，要做的和能够做的，这个纲领都一一标举出来了。中国将来应做的，要做的，但今日事实上还不能够做的，这个纲领就暂时保留而不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表示，要“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 的责任”。

　　22日，周恩来向全体代表报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并对其特点即《共同纲领（草案）》所涉及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总纲为什么不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前途、政权制度和经济制度等8个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阐释和说明。

　　29日，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至此，在庆祝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欢歌声中，《共同纲领》光荣地诞生了！

五星红旗是如何戏剧性诞生

作者：白芷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三十岁以上的人都熟悉这首歌。假如不是田汉、张治中等人坚持，你就得唱“金星黄杠红旗迎风飘扬……”

　　1949年的8月中旬，北平饭店的413房间里是一片繁忙的景象，这里被辟成了临时选阅室，陈列着3012幅应征的国旗图案，供所有与会的政协委员们进行初步评选。

　　初选结果委员们一致看好的是三幅图案，这三幅图案一律都是红底黄色。

　　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一条黄色的横杠；第二幅是上面一颗金色的大星，下面是两条横杠；第三幅是上面一颗大星，下面三条横杠。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金色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下面的第一条横杠代表黄河，第二条横杠代表长江，第三条横杠代表珠江。这三条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们代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委员们看好这三幅图案的共同理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在代表国家的旗上理应有所表现。尤其是第一幅，整个画面看上去色彩饱满，线条简洁。五星红旗的图案在第一轮的筛选中就被淘汰出局了！

　　为慎重起见，负责国旗征集的小组决定把代表们一致看好的这三幅图案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图案放在一起汇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所有代表，供大家再一次讨论，并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审阅。

　　在编印资料时，田汉走了进来，一进门就急着问：“今天还有稿件寄来吗？”

　　“没有，已经过截稿期了！”
田汉有点失望。“我们已经在准备汇编了！”“快让我看看！”田汉迫不及待地拿起了放在桌上准备汇编成册的资料认真地翻阅起来，翻着翻着他突然抬起头来奇怪地问：“咦，怎么没把那幅五颗星的图案收进去？”他记得他曾经特地把这幅图拿出来的。

　　“什么五颗星？”“就是……”田汉想解释，但想了一下打住了，一扭头走向了剩下来的那一堆设计图案，低头翻找起来。一会，他从最底下翻出了那张五星红旗的图案，把它高高举在了众人面前：“你们看，这个设计简洁大方，而且寓意也深，我看这幅图案不错，你们认为呢？”

　　大家面面相觑了好一会，谁也没说话。

　　田汉又仔细地看了看图案，说：“是不是把这张也编进去？”

　　“好吧！”反正不是最后的定稿，工作人员接过了田汉递过来的图案，在它的右上角写上了“32号”。

　　几天后，一共汇集了38幅图案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准时送到了毛泽东和代表们的手里。

　　在小组讨论中，有关国旗图案的选定和表决，出现了少有的激烈场面，两种意见不相上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第一张，也就是一颗大星一条横杠的图案上。

　　反对者中以军人出身的张治中发言最为直率，他坚决反对采用一颗大星一条杠的图案。他郑重其事地要求把他的发言送上去。他很认真地等待着。但小组讨论结束后就一直没有任何结果。

　　张治中坐不住了，因为他听说，朱德和郭沫若也都很看好这一幅图案，以他们的地位和声望，他们会不会给最后的选择施加影响呢？考虑再三，张治中决定找机会直接去跟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在这种时候，毛泽东的意见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他希望抢在定案之前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毛泽东。

　　9月23日这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们。张治中在被邀请之列。张治中决定利用这次机会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跟毛泽东谈谈。酒过三巡，张治中无心应酬，他一直注视着坐在不远处跟别人交谈的毛泽东，他在等待机会。终于，毛泽东的身边不再有人了。张治中连忙端着酒杯走了过去，趁着敬酒的间隙轻声地对毛泽东说：“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如果你不愿意公开让大家知道你的意见的话，我会为你保守秘密。”说完，张治中期待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表情，他不清楚张治中在这样一个场合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来，所以没有立即表态。张治中固执地端着酒杯站着。迟疑了好一会，毛泽东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你说吧！”

　　张治中迫不及待地说：“主席，我只是想问一下，你到底同意哪一张国旗的图案？”毛泽东愣了一下，显然，这问题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也许认为自己对选择国旗的意见并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隐瞒，所以就很直接地回答了张治中：“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一幅。”刚说完毛泽东就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把话锋一转：“你的意思呢？”

　　“我不同意！”张治中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据他所知，大多数的代表都看好这一幅。

　　 “你不是说过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吗，在国旗上画一道杠，有把国土一分为二的嫌疑！再讲，用一条杠子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张治中一口气说完了自己想说的话。

　　听完了张治中的话毛泽东忍俊不禁，边笑边点头：“这倒也是个问题！”张治中赶紧问：“那你同意不采用‘黄河’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沉吟了好一会，表情复又严肃起来：“不过，据我所知，有不少人很主张采用黄河的图案，并且也举了不少同意的理由。”

　　“那你的意思最后还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定局？”张治中紧张地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毛泽东举起了酒杯，又有人在向他们这边走来了：“你的话也有道理。这样，我再找时间约大家来研究研究吧！”

　　就在张治中找毛泽东陈述自己观点的同时，另一个人也为国旗图案找了毛泽东，他就是田汉。那一天，趁毛泽东有空，田汉把五星红旗的图案直接交到了毛泽东手里。田汉委婉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32号设计图，依我看，这个设计图不错，美丽大方，寓意也深。你看怎么样？”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只是拿过图案认真地看了起来。

　　凭直觉，田汉读懂了毛泽东的表情，毛泽东显然也喜欢上了这一幅。他正想接着说下去，突然，他发觉毛泽东把眼光定格在大星中的镰刀斧头上，并微微皱起了眉头。田汉立即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马上补充说：“这个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我认为是可以拿掉的，拿掉后并不妨碍整体的效果，而且这样看上去画面反而更简洁了，你看怎么样？”“这倒也是！”毛泽东的眉头舒展开了。

　　“主席，如果你认为这张好的话，是不是就不一定要那幅‘黄河’了？”田汉小心地追问了一句。毛泽东终于轻轻点了点头。田汉这才悄悄地松了口气，赶紧退出毛泽东的办公室。

　　最后决定的时刻到了。9月25日，张治中接到通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们一起去开一个座谈会，张治中立即前往。周恩来一坐下就宣布了座谈会的议题：今天主要讨论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和定都的问题。

　　所有的议题都很容易地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讨论到国旗时，会场上便再一次出现了原有的分歧。围绕着“黄河”图案是用还是不用的问题，两种意见依然不相上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就在大家僵持时，毛泽东拿起了“黄河”图案，举起来不紧不慢地说：“从刚才讨论的情况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这幅黄河的图案，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少数服从多数么！”

　　“即使‘黄河’通过了，但如果不是全票通过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完美？”毛泽东扫视了一下会场，最终把目光停在了张治中的身上。“张治中先生觉得这个图案有把国家一分为二的嫌疑，而且也容易使老百姓产生错觉，把这条横杠当成孙猴子的金箍棒而不是黄河。仔细想一下，好像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呢？”毛泽东环视着会场。

　　毛泽东又拿出了一幅“五星”的图案：“这是第３２号图案，大家看看，怎么样？”

　　“我看还是32号好！”张治中迫不及待，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也同意32号！”贺绿汀紧跟着响应。

　　随着这两人的表态，会场上的意见很快向这边倾斜了。掌声，持续了很久，是对毛泽东巧妙回答的赞赏，也是对32号图案的首肯。

　　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初步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但拿掉大星中的镰刀斧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作者：毛泽东

　　诸位代表先生们，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 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 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 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 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 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 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中共领导人为何选北平作为新中国首都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了。然而，你可知道中共领导人当年为何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据一些回忆录披露，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转战陕北历程的时候，已经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这时毛泽东正在组织平津战役，数十万解放军对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国民党华北司令傅作义率军起义，使千年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保全古城建筑和历史文物古迹，其中便有定都北平的考虑。同年五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在河北西柏坡定居下来，在这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其时进军南京、上海的淮海战役正在展开)。

　　从山西五台山转到河北西柏坡，毛泽东一路上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当时担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长的王稼祥来看望毛泽东。两人交情很深，无所不谈。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南京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为整理一下思路，就侃侃而说：“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的看法后，王稼祥又接着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优，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西安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在毛、王上述谈话不久，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便与傅作义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随即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不久，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徵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共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代表六百二十三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