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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瓜分中国的狂潮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28 18:31:55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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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的签订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和谢·尤·维特、阿·彼·洛巴诺夫分别代表清政府和俄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
  1894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等人主张,在中国东北“借地筑路”,从赤塔以东入满洲里,斜穿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这样俄国既在经济上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而且军事上,在“满洲”的地位得到保证。
  沙俄政府一面派人潜入我国东北地区勘查路线,一面与清朝总理衙门和驻俄公使进行“借地筑路”的试探,均遭拒绝。
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仪式。清政府决定派遣沙俄指名邀请的  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俄国。 李鸿章在300万卢布分3期付清的大笔酬金的诱惑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896年6月3日,在由俄方一手炮制的《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签字。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是:
  “日本如侵略俄国、中国,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尽行派出,相互援助……今俄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筑路之事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
  这样沙俄政府通过《中俄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从而使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一段(即中东铁路),到达海参崴,为把中国东北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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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法占夺海港和强划势力范围

  到了1897年底,帝国主义开始以武力强占中国沿海港口,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阶段。
  11月4日,德国借口山东曹州巨野县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德教士,派遣海军占领胶州湾。德国在中日战争后,一直蓄意夺取中国港口,在它计划中考虑过的有大鹏湾、厦门、舟山和胶州湾等处。1896年,李鸿章从俄国对西欧游历,德国外交部就向他流露过这个意思。这个权奸提出交换条件,希望德国允许增加中国关税以提高他个人在清统治集团中已经没落的政治地位。1896年底,德国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公然索取胶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应允德国要求。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对德国侵占胶州之后德帝国主义悍然向胶州下手。清政府下令不许山东将士进行抵抗。德国照会俄国,承认它“不仅把朝鲜而且把华北全部包括北京与黄海部划在内的独占势力范围”,并且声明支持俄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于是俄国一面表示支持德国的侵占行为,一面于12月14日突将舰队驶入旅顺口,开始了对旅大地区的侵占。德国外交部向俄国表示热烈支持,并以“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华帝国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而表示决意。瓜分危机确是“迫在眉睫”了。
  清政府投靠沙俄的想法破产了。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实即“租借地”)条约》,租期九十九年。三星期后(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等又同俄国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期限二十五年,可以延长。中国在这些“租借地”的行政权和驻军权都被剥夺。德国还取得从胶州经潍县、济南直至“山东边境”和从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线的独占权,并且垄断沿线两旁各三十华里以内的破产。德国不久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山东全省成为德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包括一部分殖民地。俄国在“租约”中,还取得直达旅大的中东铁路支线(包括后来所谓“南满铁路”)及其经过地方铁路利益的独占权。东北全部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再过十四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国提出的滇、桂、粤三省“不割让”,广州湾“租借”九十九年和全国邮政管理权的要求。于是俄、德、法三国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

摘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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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激烈争抢卢汉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贯穿中国心脏地区的卢汉(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线,争夺尤为激烈。张之洞原是这条铁路的倡议者。早在1889年,他从两广总督任被调到湖广(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为了主持修路事宜。但是,1890年,李鸿章主张将该路经费移建京奉铁路。189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招殷实华商承办卢汉路,但问津者都是以外商资金冒名影射的买办商人们,其中包括工部尚书许应骙(广东番禺人)的堂弟许应锵。真正华商吃过洋务派“官督商办”的亏,不敢再来尝试。到了8月间,由于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衔上奏,请借外债,并设立“铁路公司”,还推荐盛宣怀任督办。于是帝国主义各国展开争夺。首先俄法集团由法国公使施阿兰(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办。继之,和盛宣怀勾结的美国垄断资本洛克菲勒、哈里曼集团的“华美合兴公司”派遣前参议员华上宾(W.D.Washburn)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动,要求“包办全工,事权独揽”。最后,英、德两国资本家提出联合要求,并要承办粤汉铁路。这些豺狼面目如此明显,争抢又如此激烈,清政府就一概不敢答应。于是1897年5月,在法国迫使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之后两个 月,张之洞决定向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的银行团借款,并决定用比国工程师监修铁路,以免这条干线落入欧洲强手里。7月27日,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签订。但是比利时银行团实际上却是法、比金融资本的联合组织,结果这条铁路依然被俄、法集团控制。于是英国向东北展开攻势,和山海关到奉天(沈阳)线铁路督办、亲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美国人金达(Kinder)为技师长。10月18日,俄同警告英国说,“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界接壤的中国各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

摘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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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瓜分狂潮中对铁路权的争夺

张晓华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第一中学 江苏南京 210044)

  19世纪末,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垄断组织要求加快资本输出,重新分割世界,在这一背景下,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以做中国债主,夺取路权、矿权和开办工厂等方式,在中国投资,扩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与此同时,他们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为了各自的利益,列强间出现激烈的争夺,以至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中,对铁路权的抢夺尤为激烈。
  首先,从铁路权争夺的背景看。
  铁路事业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铁路运输能够促进生产规模原材料供应范围和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加速区域开发,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19世纪中期列强来到中国后,限于条件,他们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轮船,但轮船运输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倾销产品、掠夺原料的需要,于是列强在中国筹修铁路。
  早在1874年,英国即已筹建吴淞铁路(吴淞到上海),这是外国人擅自在中国修筑和经营的第一条铁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各国为了替垄断资本找到投资的场所和有利的投资条件,开始抢夺路权,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   1885年的《中法新约》中,法国首先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甲午战争后,各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夺铁路权(修筑权、经营权、借款权)。1896年,法国争得修筑由越南境内至广西的铁路权利。同年秋,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可以修筑连接境内、横贯西伯利亚,再通过中国境内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俄国还从中攫取了铁路沿线的行政权。采矿权和减免商税的特权。接着,列强争夺路权的斗争更加激烈,截至止1898年11月,列强在中国争得的铁路投资权达6420公里,其中英国多达2800公里,俄国多达1530公里。
  其次,从争夺的目的看。
  修筑铁路需要大量投资,这符合垄断资本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需要;同时,可以夺得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和资源,进一步把贸易深入到中国内地,扩大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日本的《朝日新闻》曾经鼓吹说:“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他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之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俎上之肉。”这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因此甲午战争后十余年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抢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
  再次,从争夺的情况看(以俄、英为例)。
  三国干涉还辽后,慈禧和李鸿章等人对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主张“一意联络俄人”。俄国也利用这一点,寻机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1897年,沙俄乘德国侵占胶州湾的机会,出兵强占旅顺、大连,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出入太平洋上常年不冻港的权利。1898年3月又迫使清政府正式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租期为25年,“但经双方同意得延长之”,实际上取得了长期占领的特权。此外,还取得了东清铁路支线(从哈尔滨到大连)的修筑权,以及要求清政府承认俄国在满洲和蒙古地方有铁路和工矿的独占权。这样,就把中国东北及蒙古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并形成了南下的态势。
  与此同时,法国也以干涉还辽有功,把云南、两广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并企图从越南经滇桂北上。这样,俄、法就形成了对英国在中国侵略地位的一种钳形攻势,于是英与俄、法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98年,英国在南方租“新界”,在北方租威海卫,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且向中国南北两翼伸展触角。
  沙俄为了南下侵入长江流域,支使比利时银行团取得该路的借款。承造和经营权(清朝以比利时是“远国、小国”“别无他志”,而与比国银行团签订了合同)。而比利时根本没有力量,它需要依靠俄、法的支持。当英国洞悉此事后,立即向清政府提出修筑5条铁路(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的要求。另一方面,竭力要求京奉铁路(北京至奉天,即北京至沈阳)的投资权。英国的用意就是把已夺得的长江流域和华北连成一片,以巩固在这个地区的优势地位,阻止沙俄势力向南扩张,并通过京奉铁路把势力伸入东北,打破沙俄在东北的独占权益。这样的明争暗斗有所缓和是因为在1899年英法达成互相妥协的协议。下面就是摘自《中外条约》的英俄换文协议的内容:
  一、“不在中国长城以北为他自己或英国臣民或其他人谋求任何铁路让与权。”
  二、“不在长江流域为他自己或俄国臣民或其他人谋求任何铁路让与权。”
这一换约的实质是英、俄双方互相承认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特权,矛盾暂时缓和的前提是牺牲中国的利益。
  到1911年前后,中国已有铁路九千六百余公里,其中由中国自己控制的不超过7%,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的铁路占46%,贷款建筑的铁路占40%,中国人自建的占14%。这些铁路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影响是:
  (一)便于列强侵略。铁路伸到哪里,列强便可以最大限度地掠夺那里的资源,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变其地为它的“势力范围”,巩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所以列强特别热衷于路权的争夺,铁路投资一直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最大项目。
  (二)客观上加快中国旧生产方式的解体,加强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联系,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铁路权利的丧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如《国闻报》的文章所言:“通中国之铁路,均属西人之铁路,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
正是由于铁路权利的丧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20世纪初,在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动中,收回铁路权利的斗争尤为激烈,而保路运动的高涨正造成了武昌起义的大好时机。因此,教学中在讲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方式时,应该重点突出列强在路权争夺方面的情况。

摘录自《历史教学》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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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第三次大借款权

  半世纪以来在中国维持着最优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国主义,加紧要求增强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中国的控制,企图永久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它积极扩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侵略势力,阴谋进一步伸入华北。事后企图把自己粉饰为热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英帝国主义,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积极参加了势力范围的争夺,而且提出了最广泛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要求。1897年秋,英国先由一个公司出面,与盛宣怀签订第三次大借款1,600万英镑的草合同,然后由英公使窦纳乐(C.M.MacDonald)向总理衙门要求粤汉、沪宁、宁汉三条铁路机,作为交换条件。交涉延至胶州、旅大被侵之后,英国就提出更恶毒的要求,包括对中国重要税收(海关、厘金、盐课、常关)的管理权和从缅甸修铁路到长江流域的权利,同时要求开放大连和进一步保证它永远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于是俄国以李鸿章为内应,来进行对第三次借款的竞争。1898年1月15日,俄国以“绝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绝英国开放大连的要求。亲英派张荫桓等占上风的总理衙门,也不敢接受英国贷款及其附带条件,而于2月10日向英国保证凡当英国对华贸易“超过他国”时由英人充当总税务司;又于次 日照会英国,“扬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义让予他国”。这个广大地区竟然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了。清政府在英、俄之间,左右为难,一度想不举行第三次借款而筹办国内公债,因此发行了“昭信股票”。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扫地,民间应者寥寥。结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签订由赫德阴谋撮合的汇丰、德华两银行的l,600万镑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时期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鄂、皖盐厘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帝国主义贷款的高利贷性质一次超过一次;英国不但控制中国海关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国的厘金、盐课了。
英国在南方借口抵制法国的势力范围,在6月间,强划九龙深圳湾到大鹏湾为定期九十九年的“租借地”,只许中国保留九龙城内地面和从九龙通至新安的陆路以及附近的一个码头。在北方,它又借口抵制沙俄势力,将军舰集中威海卫,于7月1日和庆亲王奕劻等订立专条;把刘公岛和威海湾内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英里地面强“租”二十五年。对于长江流域,英国竟然提出五条铁路干线的要求,包括天津镇江线,晋、像到长江线,广州九龙线,浦口信阳线和苏杭宁波线。总理衙门在9月6日居然照复接受除津、镇一线外这一在中国腹地的庞大铁路系统的侵略要求。英国又于10月间,迫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和从山海关到营口两条铁路线的所谓《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为了夺取津镇这条重要铁路权,英国和德国谈判划分铁路投资的范围(1898年9月英德协定),并加强英德金融资本的合作,终于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银行团订立草合同,规定津镇铁路北段归德国建筑,南段归英国建筑。1899年4月,英俄缔结协议,互相承认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英国实际上达到了在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中进行投资的目的。
  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

摘自《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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