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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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1．国民党右派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掌握了实权。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各地军阀改头换面混进国民军，进一步加强了右派的力量。帝国主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能够结成联合战线围剿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不成熟，斗争经验不足，人数较少，独立掌握的军队太少。工农运动虽有空前的发展，但不平衡、不普遍、不深入。工农武装缺乏严密的组织与训练。
　　2．陈独秀依据其“二次革命论”，放弃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错误地认为共产党人掌握了军队就会变为军阀，因此要求共产党员只能做政治工作。他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致使正确意见不能采纳，右倾错误不能纠正。
　　3．工农运动确有过火行为，刺激国民革命军的同路人过早地离开了统一战线。如“工资加到惊人的程度，自动缩小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随时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等。
　　农民运动出现过“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和吃大户、剪长衫之类“左”倾举动。
　　4．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严重失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而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苏联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大力支持国民党．却未能采取具体措施给共产党以实际援助，特别是没有帮助甚至不允许共产党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这导致国民党掌权而共产党无权，当国民党反共时，共产党没有与之对抗的力量。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因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中国党内的分裂，都与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
　　国民革命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是极其光辉的一章。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基础，在全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革命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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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运动特点

国民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有五个前所未有的特点：第一、国共两党合作，四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形成，是大革命的起点。是革命力量空前团结起来了。第二、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工人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新高潮，农村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此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没有这样好的群众基础。第三、有正规的新式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并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北伐战争。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进步，是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所不能相比的。第四、大革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消灭了封建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给帝国主义者沉重的打击，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取得一些被侵略的权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威震全国。第五、因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失败，中共主要领导人反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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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巨变，使在华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方针，被迫面临一个大的调整。在华列强此时都不冉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惟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
　　1．软硬兼施：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采取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出动炮舰，摆出了不惜用武力对付中国革命的架势，也制造了一些惨案，但同时他们已开始重视同国民政府的交涉，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有着明显的“软化”特征。
　　北伐开始后，列强在两湖首当其冲的是英国。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为摆脱被中国人民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不利地位，它在北伐开始后不久即决定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并以中国专家蓝普森替代钟情于北方军阀的原驻华公使麻克瑞。英国的目的用英国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中国革命，努力将其引上正路。”而这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英人的眼中，是交涉的对手，又是软化的重点对象。
　　2．分化瓦解：尽管列强对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左右两派的裂痕均已有所了解，也注意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代表的“温和派”立场。仅掌握程度有别，认识也不一，尤其在决策时，必有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过程，因而不能说所有列强对付南方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是“分化瓦解”的。在北伐高潮时，英、美两国对南方革命所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软化”是其主要特征．“分化”则是有意图之，并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因此，蒋与英、美的勾结也当然谈不上。（自然，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日益暴露，它们的分化瓦解政策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与英美不同，日本在拟定对付南方革命时则是一开始就倾心于“分化瓦解”之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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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

　　①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②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作辩护。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准备反革命政变之时，1927年5月4日，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帮助了蒋介石，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
　　③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武装。
　　④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操纵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通过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取消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对革命的领导权，是一个向汪精卫集团全面投降的纲领。
　　⑤教材提到三处即“中山舰事件” 后；蒋介石制造“整理党务”案时；陈汪“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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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中山舰事件”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必修）第146页写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员，主张给以坚决的反击。但是陈独秀等害怕这样会引起革命统一战线分裂以为只有继续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整理党务案”发生时，“陈独秀、张国焘等继续退让表示完全接受。”这种表述并不十分准确，陈独秀对这两个事件的处理并非是完全妥协退让，他为维护党的利益做了十分艰苦的努力，而结果却是因为苏联和共产国际以牺牲中共而与蒋介正搞政治交易，造成了妥协退让的事实。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际，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并不了解真相。当时处理“中山舰事件”的苏联政治局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对蒋介石让步，并在他经上海返回苏联途中向陈独秀灌输了他的看法。陈独秀一时听信了他的话，于1926年3月2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匆忙表态，认为蒋介五是因右派挑拨造成他极其错误的行动，对蒋介石的处理“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而不是简单的惩罚。但是，陈独秀为了了解“事件”真相，随即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以便独立作出判断，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教学参考书所说的派张去执行“陈独秀的妥协方针”。然而，张国焘去后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实情。同年4月中旬，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到上海向中央汇报了事情的详细经过。陈独秀立即主持了中共中央会议,作出了三点反击蒋介石的计划：“（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为了贯彻这一计划，党中央派彭述之赴广州。但是在彭来到广州前，鲍罗廷已接受了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并要求中共进一步接受“整理 党务案”。鲍罗廷的建议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拒绝。这一史实直到1975年彭述之才揭露出来。周恩来也证明，党中央曾派彭述之来指导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议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但是鲍罗廷已据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此案。中共中央的计划就这样被轻率地抹刹。陈独秀后来愤怒地说：“我们主张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共产国际代表面海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积极武装蒋介石”。
　　共产国际为了掩盖他们的指导造成中国大革命失败，把其责任强加给陈独秀，陈是他们的替罪羊。造成中共对蒋介石多次退让妥协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
　　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成功。故宁可牺牲中共而与蒋介石搞政治交易，以防中国出现反苏联的政权。共产国际、苏联的错误方针是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共产党力量不够强大，并且缺乏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还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地正确处理自己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