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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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0岁。

　　起用新人，推行新政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 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政维艰，元丰改制

　　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0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0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 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熙宁六年（10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元丰三年（1080）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0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0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0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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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宋代最有名的变法，乃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于神宗熙宁年间实施变法。新法的内容有：

　　1．财政方面(1)均输法：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物质需求，设发运使负责调查、购买、储存之任务。(2)青苗法：由政府将农粮或钱，货给农民，使其能顺利播种与修水利，秋收时，农民再加息奉还。(3)免役法：平民可缴纳“免役钱”或“助役钱”，由政府雇人代服劳役。(4)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土质好坏及面积大小决定税额，使农民负担公平。(5)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编制及审查政府的收支预算，以减少浪费。(6)农田水利法：由政府出钱修农田水利，人民出力合修。

　　2.军政方面(1)实施保甲法：将平民纳入保甲组织，并抽调壮丁受军事训练，作实行征兵制准备，以取代原来的募兵制。(2)实施保马法：为加强对辽夏的战力，令西北边区人民代养官马，政府给予免税优待。(3)置军器监：招募良工为匠师，监造并改良武器。(4)整军：实施精兵制，不能任禁军的，则降为地方厢军，不能任厢军的，则为平民，五十岁以上可自愿为民。再者加强军事训练，使兵将合一，分区训练防守。

　　3．教育方面(1)变科举：原有明经、进士二科，取消明经，进士则专试策论，不试诗赋。又设明法新科，试律令刑统大义，进士未考取者再考此科。(2)设太学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以次转升，上舍成绩优良者由政府授官职。(3)设学校：奖励地方政府兴办学校。

　　王安石虽有崇高理想，但王安石为人执拗，刚愎自用，重立法，轻人事，为贪污官史所乘，遭保守人士如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及对，他只好引用小人吕惠卿之辈，协别新法的推行。最后变法失败，反引起党争，他只得退隐江宁，失意而终。变法失败对北宋的衰亡造成影响，变法新党与旧党相互倾轧，民间怨声四起，政治大坏，四方盗贼蜂起，而引起金兵南下，京师不守。宋朝新、旧党常为一些小节闹意见,缺乏如唐朝一般恢宏的气度,大气磅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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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实行新政

　　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对官史一定要定期考核，按他们的政绩好坏提拔或者降职；

　　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靠父亲的关系得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

　　四、慎重选择任用地方长官。

　　还有几条是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等等。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

　　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路是宋朝行政区划的名称）担任监司（监察官）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路是北宋政区名称）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呆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是“担忧在天下人之前，享乐在天下人之后”）。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传诵，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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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要改革

　　中国古代的改革往往显示出其对国家宏观管理、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巨大作用。学习和借鉴古代改革中的积极因素，在今天改革不断深入的形势下，仍有现实意义。

　　(1)管仲改革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齐桓公为成就霸业，任用管仲为相，实行了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改革军制等措施，使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壮大，国势增强，首先确立了霸主地位。

　　（2）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日益壮大。他们要求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转正，各国纷纷掀起了变法运动。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最为著名。商鞅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实行县制等一系列措施，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确立了封建制度，秦国经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成为七个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政治改革。

　　（3）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孝文帝顺应民族融合的客观趋势，接受汉族地主的建议，顶住来自本民族贵族的各种阻力，进行了改革。通过向汉族学习，加速了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为北周统一北方和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4）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克服危机，巩固统治，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整军理财为核心进行变法。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限制了官僚地主的特权，使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但是，变法不能从根本上缓和阶级矛盾，又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强烈反对。变法中用人不当，出现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这些注定了变法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