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聚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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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起源

关于城市的起源，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种叫防御说。《春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内城里住着皇帝高官，外城里住着平民百姓。建筑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这个说法把"城"字看得很重。
　　第二种叫集市说。这种说法把"市"字看得很重。它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集市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地方逐渐固定下来，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这是从经济意义上讲城市的起源。
　　第三种叫社会分工说。这种说法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一个民族内部出现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需要有个地方集中起来，进行生产、交换，所以，才有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城与市的功能、作用不断靠近，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到如今，城市终于成了"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并且日益发展成为"周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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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地理学

　　聚落地理学是研究聚落形成、发展和分布规律的学科，又称居民点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最早对聚落作较为系统的地理研究的是德国地理学家科尔，他于1841年发表《人类交通居住与地形的关系》一书。1906年施吕特尔发表《对聚落地理学的意见》，第一次提出“聚落地理”的概念。以后经拉采尔、以及法国的维达尔·白兰士、白吕纳、德芒戎、美国的鲍曼等人的推进，到20世纪30年代，聚落地理研究遍及全世界，并在发展较早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风格。德国以景观论为特色；法国重视社会经济史对聚落的影响；英国则对聚落的历史地理有较多的研究；美国的聚落研究从白人的拓荒和居住问题开始，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
　　由于聚落有乡村和城市之分，聚落地理学也分为乡村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学两大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地理学发展较快，形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而乡村聚落地理研究不仅数量少，而且理论和方法上发展很慢。尽管聚落地理学包含两大部分的概念没有消失，实际上不少地理学家把聚落地理学看作乡村聚落地理学的同义语。
　　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地区聚落的起源和发展；聚落所在地的地理条件；聚落的分布，揭示聚落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的特征并分析其产生的自然、历史、社会和经济原因；聚落的形态，这是聚落地理学中研究较多的方面，涉及的内容有聚落组成要素，聚落个体的平面形态，聚落的分布形态，聚落形态的演变，自然地理因素(主要是地形和气候)以及人文因素(包括历史、民族、人口、交通、产业)对聚落形态的影响。
　　在注重聚落景观研究的国家，还考察聚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建筑风格；聚落的内部结构，分析聚落经济活动对聚落内部结构的影响，具体研究在平原、山地、沿海、城郊等不同环境条件下聚落内部的组成要素和布局；聚落的分类。通常是按经济活动(或职能)和形态两大属性来划分聚落类型。
　　聚落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地调查，注意搜集与聚落发展有关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统计资料，充分利用大、中比例尺的地形图或航空像片。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聚落功能结构、规模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分析中，还引进了数量方法和行为理论。
　　聚落地理研究对于研究人类活动空间规律是不可缺少的。在实践上它对协调聚落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有直接的作用，例如村落员为适宜的布置形式、服务设施员为有效的设置地点、村落如何适应社会和经济变革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新特点等课题。
　　聚落地理学与人口地理学分别研究人类分布现象的两个侧面，即人口地理学着重研究人口分布，聚落地理学着重研究人口分布的具体形式——聚落(居民点)。聚落地理学与乡村社会学的研究都寻求改善村落的组织，不过前者着眼于改善功能结构和总体布局，后者着眼于社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协调。此外，乡村聚落地理也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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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长沙地区的人类活动历史可追踪至约20万年以前。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市内袁家岭、南郊高桥、东郊张公岭以及长沙城东约20公里的浏阳河的第二级、三级阶地，地层为亚粘土、网纹红土和砂砾石层组成，均属第四纪堆积物。石器器类主要为砍砸器和尖状器，均以地层中以石英或砂岩为主要成份的砾石为材，单面打击直接加工成工具，个体较大，一般重1000克左右，制作技术原始简单。根据石器出土的地层参考湖南其他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推断，这些石器的地质时代当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距今约10至20万年。
　　上述旧石器遗存，至目前为止仅发现石器，不见其他的人类活动的遗物或遗迹现象，因此尚无法确切的作出当时此地已有人类聚居的结论。目前，有准确可信的资料证明的是，长沙地区人类活动和居民聚落形成的时间，在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1985年，长沙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城南约20公里的长沙县南土乇 乡三兴村大塘组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采集的遗物判断，这是一处有独特文化内涵的遗存。遗址处于湘江东岸的河滩台地上，早年修筑湘江大堤时受到较严重的破坏，部分压于大堤之下，露出河滩的部分长年被江水冲刷，仅存一小台地。为抢救这一濒临毁灭的遗存，1986年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长沙市文物考古人员组织对遗存进行了发掘。遗址发掘面积80平方米，堆积物最厚处1.05米，堆积物底部的河滩为夹砂砾石的湿热风化淋沥层，形成于更新世晚期，年代距今约11000余年。遗存的堆积物内容十分丰富，出土了石器数十件，多为磨制，有斧、凿、刀、镰等，石镰和石刀磨制都十分精致，镰尾磨出绑柄的凹槽，石刀的一侧钻出穿绳抓手的小孔。另外，还有作装饰品的石管等。
　　南土乇 遗址遗物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陶器，不仅种类繁多，有釜、罐、碗、盘等，而且装饰极有特色，绝大多数器物表面有纹饰，形式有彩色绘画、戳印、刻划等多种，图案有太阳、飞鸟、房屋、水波、植物等。有一件绘有鸟纹的彩陶罐，陶质黄白，外施白色陶衣，以黑色彩绘4组图案于腹部，每组绘一高冠长尾之鸟，昂首面对一树，其构思和画技，使人难以相信是7000多年以前先民的作品。堆积物中还清出大量的红烧土，不少红烧土中有炭化了的稻壳，有的陶器胎质中也夹了炭化的稻壳。遗址出土的泥炭经过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6990（+或-）100年，如果经树轮校正，可达7300年。
　　从遗址的遗迹现象和出土物的分析，可以判断：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陶器制作工艺，有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农业，已经形成了聚居的群体，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艺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基本公认南土乇遗址古文化遗存为湘江流域较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的代表。
　　本地区晚于南土乇的原始聚落主要有长沙县腰塘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城东北约30公里的长沙县广福乡梅薮村，该处有一较大的水塘称为腰塘，遗址就在塘边的台地上，亦为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1988年进行了发掘。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14平方米，遗物堆积厚0.3-1.5米。出土遗物中石器有斧、石奔、铲、箭镞等工具，陶器有鼎、罐、盘、壶、碗、豆、钵等，陶质以夹砂红陶为主，也有黑陶和少量白陶。比较重要的是在遗迹现象中发现半地穴式房基1座，基坑深入地面1米，呈口大底小的椭圆形，底径为3.5×2.5米，口径为5.24×4米，坑口东侧边缘有直径为20厘米的柱洞2个，西侧边缘有直径为25厘米的柱洞3个。门道朝北偏西，宽1.25米，呈斜坡状，近地面处有二级台阶。房基底部平整，有一层似白膏泥的白灰面，白灰面上一层含有红烧土、陶片和黑灰土的堆积物，估计为房顶焚烧倒塌后所致。
　　腰塘遗址的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其与湘西北属屈家岭文化的澧县三元官、安乡划城岗，湘中的湘乡岱子坪，湘东的平江舵上平，以及江西修水山背，广西马坝的石峡等遗址的文化内涵都有相似之处，既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有龙山文化的特点，为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古代文化的汇合处。遗址的下层相当屈家岭文化晚期，年代距今4500年至5000年，遗址的上层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年代距今4000至多4500年。腰塘遗址中古文化汇合和叠压关系，对研究长沙地区古代人类聚落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腰塘遗址上层文化时期开始，长沙的原始居民聚落迅速发展。
　　根据历年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5-1987年全市的文物普查，长沙地区共发现相当于龙山时期的古文化遗址约40处，其中长沙、望城两县22处，现市区内2处，已经发掘的除腰塘遗址外，还有市区河西的黄家洲、长沙县的鹿芝岭月亮山、浏阳城关樟树潭、宁乡黄材等。另外，在长沙市内发掘的战国和汉代古墓中也经常出土有石斧、石奔等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以上所述各处时代距今4000至4500年的遗址。从调查的情况和采集、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考察，本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的特点是数量较以前大大境加，遗址面积也较大，但遗物堆积一般都不厚；出土的遗物中石器种类较以前丰富，队石斧、石奔、凿、刀等，较多的出现石箭镞，有三棱、四棱，有挺、有翼等多种形式，还出现不少石矛，以及陶、石的网坠。长沙鹿芝岭月亮山、双江赤马殿、浏阳樟树潭等处都有出土，其中双江赤马殿遗址出土的石矛磨制得十分精致。陶器中鼎的数量大大增加，形式多样，出现造型较为复杂的陶，还出现了石环、玉诀等装饰品。
　　从遗存的这些特点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人口大大增加，聚居地址变迁较大，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较以前发达，渔猎的手段较以前更强，石矛等武器的出现说明已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以考古学资料对照历史的传说众一般认为，龙山时期相当于夏（距今4100年）以前古史传说的炎帝和黄帝等神州人物活动时期。当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大大增加，自然界生长的食物已供不应求，炎帝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白虎通·号》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耒吕，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为了生存而发展，各部落之间发生了战争，传说中的炎黄之战， 尤（炎帝之后裔）和黄帝之战等都是激烈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最后炎帝和尤被战败退到南方，成为活动在包括长沙一带的南方地区的首领。今株洲炎陵县有炎帝陵，炎陵县即酃县，1211年（宋嘉定四年）由茶陵乡置。据晋皇甫泌《帝王世纪》：“（炎）帝葬于长沙”，这是关于炎帝殁葬最早的记载。又宋罗泌《路史》载：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无论是地下的文化遗物或者是地上的历史遗迹都证明了古史的传说并非无稽之谈。
　　商周时期，长沙地区的人类聚落较龙山时期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聚落遗存的数量进一步增加，面积更大。根据历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文物普查资料统计，全市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50多处，面积上万平方米的不少，浏阳高坪乡斑竹村黄泥岭遗址面积达10万平方米。在长沙现市区范围内已发现或发掘的商周遗址就有好几处，有位于岳麓山麓的槐树坪、湘江西岩边的黄家洲、城东现火车新站附近的杨家山等遗址。另外，还有长沙县的烟墩冲、接驾岭、鹿芝岭、金井，浏阳县的樟树潭，宁乡的黄材等遗址都进行了发掘。黄家洲遗址出土了不少窑的遗迹，接驾岭遗址还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子遗存。其次各遗存中出土的遗物较前更具有特色：陶器中出现了大量的印纹硬陶，陶器胎质坚硬，叩之有声，表面饰模印的云雷纹、叶脉纹、棱格纹等纹饰。更重要的是，大批的青铜器出现，有青礼器鼎、尊、觚、爵，乐器铙、兵器戈、矛、刀等。出土地点以长沙市为中心向外放射，四县皆有，其中以宁乡最多。初步统计长沙地区共出土商周青铜器约300件，其中重器约60件，其中仅宁乡出土最有特色的青铜大铙就有近30件。
　　在长沙地区商周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中，可以找到当时聚居在此地的先民们几方面的信息：一是人口的数量较以前进一步增加；二是生产技术更进步，陶器的烧制特别是青铜器具的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三是文化已相当发达，宁乡出土的青铜四羊尊、人面鼎、大铜铙等都堪称国宝；四是人们交往的增加。当时长沙地区的居民有两类：一是土生土长于本地的氏族，一般都认为是三苗，根据《史记》等记载，其活动范围当在今洞庭湖周围一带。三苗为炎帝神农氏的后裔亦即后来的古越族，他们是印纹硬陶文化的创造者。另一类是从中原南下的氏族，长沙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有不少和中原出土的一模一样，如宁乡出土的“戈”卣、“癸（举）”提梁卣、“巳（举）”分档鼎等，铭文的字体和器物风格都与中原完全相同，应是中原氏族南下携带而来。还有部分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在中原地区找不到类似的器物，如青铜大铙。宁乡出土的铜铙，不但数量多，且体积大，最大的高1米多，重达成221.5公斤，而在安阳殷墟仅出土过高12厘米的小铙，且为数极少。这些青铜大铙应该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本地民族铸造的。文化遗物中反映出来的这种中原与南方的关系，在历史典籍中也可找到株 丝马迹。据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西周成王时（前11世纪）各地向周天子贡献的方物中，有“长沙鳖”。说明在商周时期长沙已为中原朝廷的臣邦，有较为正规的交往。
　　人类居住点的不断密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相互交往的增加，预示着人类聚居的高级形式——城市即将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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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

　　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汉代史籍称之为“身毒”或“天竺”，至唐代始改译为“印度”。今天的南亚次大陆，除北部尼泊尔等国外，古代统称印度，但这地区在古代从未形成真正统一的国家。
　　南亚次大陆分为下述地理区域：喜马拉雅山脉和温德亚山脉之间的印度河、恒河流域平原，称为北印度；温德亚山脉以南称为南印度。温德亚山脉到克里希纳河之间是德干高原。古代北印度和外界的交往，主要通过西北连接阿富汗的几个山口。南北印度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次大陆南端和德干高原以及北部的联系也不容易。次大陆的东边有孟加拉湾，西有阿拉伯海，南面是印度洋。虽然海岸线短，良港不多，但海外交通的条件却比较好。
　　达罗毗荼人被认为是印度的主要的原始居民，其语言亦自有特色，现在南印度流行的某些民族的语言，便属于达罗毗荼语系。
　　印度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温德亚山脉以南地方。新石器遗址分布比较广泛，恒河流域也有发现。
　　近五十年来，在印度河流域发现很多城市文化遗址，称为哈拉帕文化。它的分布颇为广泛，东起德里附近，西到信德与伊朗接界地方，北抵西姆拉丘陵南麓，南达坎贝湾东岸，大小共有百数十处，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千万百年至一千五百年之间。遗址最大的是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两处。
　　哈拉帕文化的遗址表明，当时生产力巳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使用青铜制的锄、镰刀、武器和家庭用具。手工业除冶金外，还有纺棉、织布和制陶。陶器制造已使用陶轮，并饰以图案和动植物花纹。宝石和象牙等雕刻技术也很精巧。还发现一些石制印章，刻有图案和文字，但尚未能释读。
　　哈拉帕文化表明，当时农民主要种植小麦、大麦等作物，而植棉在世界史上以此为最早。在家畜中有牛、羊、猪、鸡等。在晚期的哈拉帕遗址中还发现有马骨，但当时是否已知役使马，无法确定。
　　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两处的城市遗址，规模都相当大，摩亨约·达罗城占地达二六○公顷。街道布局整齐，纵横相交，主要街道宽达十公尺。城内有很大的公共浴池，可能与宗教仪式有关。房屋一般用砖建造，有的包括大厅和许多房间，还有两层建筑，并有良好的排水设备。而另外一些小房则根本没有排水设备。这些情况说明，社会上已有财产的不平等和阶级的对立，已有强迫人民从事劳役的国家机器和依靠剥削养尊处优的统治者。
　　哈拉帕文化的城市分布范围东西一千五百多公里，南北一千一百公里，但城市规划格式大体一致，各地发现类似的尺子和砝码等，说明有统一的度量衡。大约各城市之间交通联系比较密切，甚至可能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权。坎贝湾东岸面临阿拉伯海的哈拉帕城市有码头遣址，发现的陶器有做成大型帆船形状。另外还发掘出与美索不达米亚相类似的印章等物。这些情况表明，哈拉帕时期的印度人，已有海外交通，并和西亚发生了联系。
　　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衰亡，但原因还不清楚。一般根据零乱骸骨的发现，推断可能是一些印欧语系的部落进入印度后进行大规模屠杀破坏，哈拉帕文化遂衰亡下去，以后古代印度的历史出现暂时倒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