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后的调侃：九大改革（选修一）

　　历史课后的调侃：九大改革（选修一）

　　1梭伦改革

　　（1）梭伦改革堪称九大改革中的经典之作，是一次最具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可以作为后世改革学习的一个范本，改革者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崇高的威望、与时俱进的改革内容、睿智的中庸策略，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他在改革中运用中庸原则协调平民与贵族矛盾，既改善了平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又保护了贵族的一些政治特权。可以说这是一次最为稳妥的渐进式的改革，他一边强力推行改革政策和措施，一边又极力让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在稳定中改革与发展。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可以说降到了最低程度，我们应该加大对梭伦改革的研究和运用，让咱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能像梭伦改革一样在中庸原则下落不明稳步前行。

　　（2）我们不能用现代价值观来理解梭伦改革中确立的财产等级制度（按照财产多少将全体公民分为四个等级，享受不同等级的权力分配），不要过多去谴责梭伦改革中按财产多少来分配权力的做法，它不是以一种新的不平等去替代旧的不平等，或批评他违背了人文主义精神。其实，对这项内容的理解，我们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它的进步意义。当时雅典社会状况是工商业发达，殖民扩张活跃，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崛起，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贵族世袭的政治特权，分享政治权力，按财产多少分配权力比世袭权力更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适价值，它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开通了道路，打破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和氏族制度残余，削弱了政治权力中的血缘关系，扩大了雅典奴隶制统治的基础。

　　（3）梭伦改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把雅典引上了民主发展的道路，更主要的是在于它的启发和影响雅典后世改革，梭伦改革所确立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管了几百年， 让克里斯梯尼的改革和伯里克利的改革都是在继续前者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梭伦向血缘政治发起了挑战，克里斯梯尼进一步削弱血缘政治，用十个地域部落取代了四个血缘部落，伯利克里取消高级官员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保障了平民中下层参政权利。梭伦让雅典走上了民主道路，克利斯梯尼让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伯利克里让其达到辉煌阶段。几代人的改革与努力，一脉相承，努力做着同一件事，成就了民主政治的典范。

　　（4）教材和资料上都认为：“中庸的原则使得改革不彻底，财产等级制度限制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民主仅是奴隶国家内部少数公民的民主，妇女、外邦人、奴隶没有公民权”。对于上述评价，我们不敢敬同，什么叫不彻底（或称局限性）？它的标准是什么？任何一件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只要完成了当时历史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就可以是完美结局，我们后人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或思维及价值观去苛求于他们。梭伦改革历史使命即是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格局，为工商业奴隶主参政创造机会和条件，为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础。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就没有什么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为了机械套用“一分为二”而去找玩弄历史，或者苛求于古人；更不能给历史使命强加现代意识和现代任务。中庸式的改革是最值得提倡的改革方式，是社会成本最少也是最稳妥的改革方式，它对当时乃至后世所产生的价值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能人为地设置一些让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不可能达到的历史局限性来挑刺一个好的改革手段与方式，这种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做法，是我们在学习历史中必须要克服的。以财产的多少分享政治权力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兴工商业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求，这就是梭伦改革应该要完成的任务和历史责任。至于要不要给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则不是梭伦改革的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做了，我们要肯定，他没有做，我们也不能去批评他，或说他有局限性。我们不能硬性要求他去完成一个不是他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即使给了平民参与高级管理的机会，也是等同于没有。因为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平民由于个人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多方面的原因，如果不是上级领导领导硬性规定或钦定的话，平民能真正通过激烈的竞选进入政权高级管理层的几乎没有先例。一个政权高级管理人可以是平民出身，但他本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一定不能平民化，只有当他成为不平凡的人时，他才有机会去竞选国家高级管理机会。即便是现代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虽然给了平民机会，但还没有一个真在的平民进入了国家度高级管理层，一个连现代民主都不能做到的东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两千多年前的梭伦做到呢？梭伦改革后伯利克里的改革取消了高级官职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让平民有机会并通过轮蕃而治和抽签的方式实现了参与国家高级管理。但它所造成的一些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多数人暴政也由此出现，在一个号称最民主和思想最自由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以思想罪处死了一个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悲剧。所以，我们不能把是否满足平民参与国家高级管理的要求来评判改革的是否具有局限性。

　　2商鞅变法

　　（1）法家是中国历代改革的理论渊源和指导思想，但法家推行改革的方法和手段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是在改革的速度上犯左倾错误，急燥冒进。喜欢一步到位，象孙中山一样毕其功于一役，缺乏水滴石穿和井冈山长期斗争精神，如同中学生早恋摘青苹果，味道只能是苦苦的、涩涩的、酸酸的。二是改革手段以严峻著称，动辄采用过激的流血手段，用血腥手段镇压反对改革的人，据史实记载，商鞅一天就曾有处死过反对变法七百多人的记录，人为地激化了改革中的矛盾与斗争，使改革与反对改革的斗争更加地你死我活化。三是为了改革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和牺牲式的改革精神不值得提倡，同归于尽很容易把大家都拖上了一条不归路，从改革的长远目标来看，这种不珍惜自己生命，不善于保护自己生命的改革者严格说来是对改革的不负责任。商鞅的残忍、王安石的三不精神都是如此。

　　（2）商鞅变法在时机选择上是非常成功的，当时秦帝国地处鸟不拉屎的西部地区，属于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当时周天子也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综合国力和GDP在诸侯国中排名倒数几位，许多诸侯国都看不起秦国。秦孝公感到十分郁闷，商鞅正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时机，适时向秦孝公提出了先富国强兵、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后向东方发展、以扬威于各诸侯国、成就帝王霸业的宏伟规划，这项计划深深打动了秦孝公，让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改革的胜利。

　　（3）商鞅变法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诚信，商鞅以信取悦于民，以信使民，为信行法。诚信从变法开始，以至后来诚信天下。赏金五十两搬木头去城南，虽然是那时最昂贵的运输费；但却是变法诚信的开端。诚信成了商鞅手中的品牌，太子和他的老师反对变法，同样受到处罚。至此，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规制度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客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能够取信于民，“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4）商鞅的车裂之死，让我们在悲愤之余不得不思考改革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改革者不仅要长于推进改革，而且还要善于保护自己的小命，珍爱上天给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改革需要义无反顾，但也不需要献身，生命诚可贵，国家价更高，若为改革故，两者不可抛。有效保护好自己的小命是推动改革继续前进的最佳动力，是对社会的倘大贡献。商鞅之死，在我们看来只是一种悲而不壮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一改革方式可以学习学习梭伦改革的中庸式方法，完全可以不用激进式。激进式的改革容易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很容易造成在弯道或转轨时由于车速太快而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其二是变法者本人不能为达到改革的目的而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甚至是极端的方式。有时候要机智地妥协和让步，或适当补偿；走渐进式的道路，过程不能快过当时人们心理承受的极限，从容易处入手（如同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一样），逐步深化。其三不要做一个谭嗣同式的改革傻蛋（中国改革要流血就从我开始吧），改革一定要触及雷区。但不一定要流血，不一定要以炸死或炸伤为代价。关键是我们要找一条绕行雷区的改革之路，既能有效推行改革措施，又能平缓各种矛盾，让改革者生命无忧。如果当年商鞅变法能先从重农抑商、除井田制等有利于生产的改革入手（即也从农村起步）、给有军功的人以奖励，以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对待贵族这个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时间的流逝来逐步取消他们的特权。倘若如此，商鞅也许就不会那么快就壮烈了，秦国的改革也许会持续更长时间，中国统一时间也有可能提早。

　　3北魏孝文帝改革

　　（1）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改革的策略上是非常成功的，他没有像后来王安石变法一样，不顾一切社会条件和人事条件去强制推行。而是大玩技巧和曲径通幽，迂回取直，在摆脱改革反对派的的围追堵截上来了个毛泽东一样的四渡赤水，非常巧妙地让反对派乖乖就范、别无选择地朝着改革预定的目标前进。当时孝文帝深知，要想北魏强大，就必须全盘汉化，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就必须把首都迁到汉文化的中心地带之一的洛阳，否则改革很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直接提出迁都要求必然会遭到保守派前所未有的强硬阻挠，于是，孝文帝运用了“二难”原理（如同我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牧师只能是一种回答可以），设置了一个在保守派看来比迁都更为可怕更为严重的事，并要求他们举家跟随孝文帝南征。时逢秋雨和冰冻灾害，一路上是疲乏困冻，前秦淝水之败言犹在耳，战争无异于让他们全家去送死，于是他们在途中再三阻谏孝文帝南征。孝文帝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假惺惺地说，不南征？我们又不可能再回老家，我们就近安置，在洛阳安定下来吧！一条妙计让孝文帝顺利完成了迁都的艰巨任务。孝文帝迁都一事有四点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一是预先估计到了做成这件事的难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二是当我们做事遇到巨大阻力时，特别要注意做事的策略，迂回取值，走弓背路线，注意时间和策略上的绝妙配合。三是设置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死胡同，并假力强制推行，让反对派去尽情反对，巧妙释放他们的反对情绪，转移他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在反对假想敌中耗个身心疲倦，最后让他们自己在两害相刑取其轻，走上改革者预先设定好的道路。四是利用“百步大王”这一人性的弱点，让反对派离开他们的根据地，通过外出参观学习和出国考察定居等方式把他们置于一个全新的环境，逐步消融反对的声音。

　　4王安石变法

　　（1）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国富民富，这是最理想的的社会状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此种类型。二是国富民穷，咱中国目前还处在这个阶段。三是国穷民富。四是国穷民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贫穷社会主义，以穷为荣。咱们要复习的王安石变法所处的宋朝就是第三种类型国穷民富的典型样本，因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为什么是富国强兵。

　　（2）宋太祖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开了一剂好中药，但同时也给宋代带来了较大的药物后遗症，即三冗两积和国穷兵弱。因为宋代自立国起，在经济上实行的是自由主义政策，不抑兼并，不反垄断，时人可以放量购买或兼并土地；为消除地方对中央、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分散权力、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成为宋太祖手里的绝招，原来一人能做的事现在分给好多人做了，科级及享受科级待遇的，部级及享受部级待遇的多不胜数，吃财政饭的官员将兵如同亿万蚂蚁啃一头牛，几分钟就可以啃得只剩骨头了。王安石变法正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如青苗法国家放贷受益、政府办贸易公司做生意的市易法，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来增加财政收入，变国穷民富为国富民富。可惜的是后来变法走了样，富国变成了夺民富以富国，如此，则国运不久矣！

　　（3）在一般情况下，历史上的文学家诗人都很难成为政治家，伟大的文学作品只需要一个人成天坐在那里想得美就可以生产出来，不需要与人合作，久而久之，写作能耐不断见长，而与人相处合作的能力却在日渐萎缩。耀眼的文学才华与政治才能的匮乏纠合有一起，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王安石等几乎无一例外。他们调动文字的能力很强，丰富想象、夸张比喻让他们在文字游戏中非常自如和十分了得。而面对纷繁复习的社会人际关系却显得非常稚嫩，以致于有些无所适从。让王安石辉耀在历史天空上的是他的文学才华与唐宋八大家的名号，而饱受争议的是他的改革，虽然列宁称他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让后人特别是当代对他的评价加了不少分。但历史地看待他，他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充其量可以称为一个改革战场上的鲁莽张飞。

　　（4）一场改革的成功，以下几个因素必不可少。一是改革应时而生，即符合历史潮流和社会要求，不能开历史的倒车。二是有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改革内容，既不能犯右倾错误，更不能左倾冒进，即改革内容和改革手段和策略必须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人民认识水平、社会环境、改革时机等几种因素相适应。三是要有恰当的的改革策略，过激或滞后都有可能让改革功亏一篑。四是改革既需要总设计师，也需要真正推行改革措施、并落实到位的优秀工程师，二者缺一不可，即使是绘好的改革蓝图，如果没有杰出的工程师去具体实施，也难成现实。五是要善于团结一切有利于改革因素，调动一切有利改革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争取大部分人对改革的支持，非常策略地扫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让改革来个众星捧月、轻装上阵。比对王安石变法是两合三不符，王安石变法顺时而动、改革内容也应势而生，符合上述第一条第二条标准。而在选任具体实施改革工程师上却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选拔了一些投机钻营分子，断送了改革；缺乏恰当的改革策略，特别不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构建一个改革统一战线，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谋求大多数人支持，一意孤行，最后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走向失败。

　　5欧洲宗教改革

　　（1）诚信的马丁· 路德。他出身于富足之家，完全有机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进身上流社会，但一个历史的偶然性改变他的人生。一年夏季，他在返乡探亲途中，突遇暴风雨，电光闪烁，火球落在他的脚前。他自念死期临到，仆倒在地，大呼：圣安娜救我！我愿意成为一位修士。瞬间雨过天晴，结果他平安归家。从此以后，他恪守誓言，不顾父亲断绝父子关的强烈反对，坚决投进奥古斯丁修会，专心侍奉神，严守戒律，在修道院从事最卑贱的工作，开关大门，敲钟扫地，清理房间，甚至在额富德城街上逐门逐户乞食，期望修道士的刻苦生活可以拯救他。为了追求神的真正旨意，路德还利用自己扎实的语言基础潜心精读和研究各个版本的《圣经》。 正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在后来敢于挑战教皇的权威，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

　　（2）《圣经》的草根化和平民化是宗教改革的基础条件之一。在15、16世纪，《圣经》还是教会的垄断产品，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路德在精研过程发现原版《圣经》的内容和当时教廷所宣扬的内容相去甚远。于是，他把拉丁文原版《圣经》译成德文，利用德国当时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印刷术是咱中国传入欧洲的哦），印制了大量的供平民阅读的原始版《圣经》和宗教改革的中各种宣传手册，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为后来教义中否定教皇权威和以《圣经》为权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原版《圣经》的普及与推广是德国宗教改革的社会基础。

　　（3）路德宗教改革主要是两大历史要求所促成的。一是当时的罗马已经从政治上失去了其在欧洲中心地位，现代欧洲的一些国家正在形成时期，如德国、瑞士等，这就需要从基础上建立一套脱离罗马的政治理论。二是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期正是当时欧洲的人文主义形成的时期，从中世纪开始主导欧洲的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完全不重视人的地位，这样必须有一套新的理论产生，来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需要一种为他们服务的新型宗教，当时资产阶级正处在创业时期，资金十分紧张，时间非常宝贵，而传统的天主教却让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严重影响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所以，后来路德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时间和金钱上（反对贩罪符、因信称义、简化宗教仪式等）大做文章。基督教的权威是《圣经》，而不是教皇，人们贩罪或从事其它教义活动，可以以《圣经》为权威，手里托着《圣经》就可以一个人完成上述宗教活动，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教堂找教阶人员做相关活动，即由因行称义走向因信称义，不心为此耽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时间；资产阶级手中有限的资金主要用于发财致富，要去寻找更大的投资价值，而不是大把消耗在宗教活动中。因此，节省时间，建立廉价教会成为了资产阶级最迫切的要求。

　　6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1) 历史上的俄罗斯曾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十三世纪蒙古金帐汗国切断了俄罗斯与欧洲的传统联系，在让俄国成为了一个同时兼有欧洲性格和亚洲特征国家的同时，也使其错过了欧洲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波发展，成为一个落后的欧洲边缘国家。俄国历史上的两次改革彼得一世改革和俄国农奴制改革，从宏观角度上讲就是两次欧化并倒向了欧洲文化系统的过程，这也是俄罗斯几个世纪的发展战略，它使俄国摆脱了被完全边缘化的命运（尽管他现在还游离于欧洲文化主流之外）。

　　（2）延续了近五百年（15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农奴制（是俄国在以劳役制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地主庄园经济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法律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人身、司法上依附于地主。它确立于伊凡三世时期，彼得一世时期和叶卡待琳娜二世时期达到极盛。）也像中国的专制主义一样对俄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双重性的，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去全面认识和评价它。在俄国封建社会的早中期，农奴制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它是维护了俄国历史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是抵御外来侵略、防止分裂的强大后盾，有利于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抗击外来侵略，也是俄国长期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基础，彼得一世改革的成功和1812打败拿破仑的入侵就主要是得益于强大的农奴制，为先进文化（主要是西化）在较广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后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农奴制出现严重危机，成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3）俄国废除农奴制和美国废除黑奴制有三点值得我们去比较：一是农奴或黑奴都获得了自由，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解放的方式不同，一个是无条件，一个是有条件。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宣布叛乱各州的黑人奴隶都无条件获得解放；俄国废除农奴制度则是采用由农奴出钱赎买土地才获得自由的方式。二是过程和结果上都有利于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但美国废除黑奴制的措施相对更加彻底一些。具体表现为：俄国1861年改革客观上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自由劳动力、国内市场和资金，俄国工业迅速增长，80年代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顺应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美国内战是继独立战争后的又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消灭了奴隶制，扫清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它粉碎了南部叛乱，巩固了国家统一，保证了北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广泛而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三是对土地问题的不同处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内战期间林肯政府颁发的《宅地法》，促进西部的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使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俄国1861年改革中，农奴以高于地价的数倍，出钱赎买份地，农奴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的同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自由劳动力。但农民土地问题处置不够理想，良田仍为地主所占有，农民所得份地不仅比原来耕种的份地要小，而且还要缴纳高出地价两三倍的赎金。用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必然给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带来不良影响，造成人民购买力低下，国内市场狭小。

　　7阿里改革：

　　（1）阿里改革从宏观上来看，是我们所学的九大改革中唯一的一次发生在非洲的改革，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第一次有利于阿拉伯民族近代化的改革，其进步之处在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埃及近代化由此起步，客观上有利于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也使埃及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也推迟了欧洲列强侵略埃及的进程。这样的改革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2）阿里改革与我们后面要复习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及百日维新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民族危机下的产物，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自己的统治，改革内容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四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把这三次改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复习，能让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教材上说阿里改革最后失败了，老实说，老师不太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阿里改革的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教材上所列举的阿里的五大意义就是最好的证明：“一，结束了埃及长期的混乱状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这说明阿里执政时期埃及曾独立自主地行使国家主权；二，推进了近代化进程，提高了生产力，发展了农业、商业，建立了近代工厂，推动了历史进程；三，促进了文化繁荣和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带来国力的壮大，使之成为维护独立主权的坚强后盾；四，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推迟了欧洲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

　　五，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埃及历史的进步。”阿里改革本身没有错，改革的成果也非常显著；但在分享改革成果上，阿里却犯了严重的方向性错误，改革最应该让全社会各阶层或各阶级都能来分享改革成果，以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而阿里却把改革所值得的成果大部用于对外战争，余下的一点成果又给贵族集团所独霸独占，广大老百姓不但没有享受到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备受对外战争和阿里暴政的折磨。在这里，引出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改革成果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改革及其成果永远是社会公共资源，应由全社会共享共有。为什么这样说呢？改革的历史趋势是全社会各层人民共同造就的，杰出改革者的作用是他们能及时发现和把握这种机会，他们所推行改革是一种政府行为，即公务行为。改革所产生的成果就不是那一个人或那一个集团的私有制财产，而全社会所共有的公共资源。因此，任何改革者都没有权力对改革成果去进行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处理，他只能按整个社会的意志与要求去合法处置和分享这些成果。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阿里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却在改革成果的处理上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不但使改革成果消蚀无几，自己也背上了“暴政”名声。这也是阿里改革留给历史的借鉴与教训。

　　（4）阿里是中国秦始皇的埃及版本，他像秦始皇一样结束了埃及长期的混乱状态，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同时，他的政暴比秦始皇有过无不及。捐税苛重，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使农民和城市贫民境况日趋恶化。劳役繁重，大兴土木，导致劳动力匮乏，强征农民去开挖河渠、修筑道路、建造工厂、修建宫殿乃至构筑军事工程等。兵役无止境，征兵制演变成了抓兵制，政府出动军队围捕壮丁，用铁链锁强行押往军营，有的成年男子为了不去当兵，将自己弄成残废；统治后期，老人、少年和学生也强征入伍。土地荒芜、工厂停业，大批农民弃地逃生，一些人乞讨为生，一些人充当城镇苦力，还有些人逃到荒僻地区乃至国外谋生，以致田地荒芜，工厂停业。境内人民起义不断，各地驻军纷纷告急。阿里是一个集统一者、改革者、暴政者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有时是一个天使，有时是一个魔鬼，最后他也让自己成了一个精神错乱者直到逝世。

　　8明治维新

　　（1）与时俱进，向强者学习是日本的民族精神，你比我强，我卑躬屈膝拜你为师；你比我弱，则把你往死里打，这是日本历史上两次大的学习活动（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之后的真实写照，二战后美军登陆日本本土时，日本国民照样笑嘻嘻地挥着手中的小旗立在道路两旁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既要学习倭佬的虚心学习精神，又要防止他强大后再去欺侮人家，我们自己强大以后一定不能侍强凌弱。

　　(2)日本历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次重要的改革：一是全盘汉化的大化改新，二是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他们的成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么不学，要学就彻底向人家学习，从技术到经济，乃至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全方位学习人家，彻底改造社会，由此看来，全盘化的学习也是可以成功的。其它成功的全盘化学习的还有，全盘汉化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全盘西化的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等。

　　（3）后生可畏啊！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一帮年青人弄成的大事业，倒幕和维新的主要力量就是年青的中下层武士，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你们正当其时，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热力正在强力四射，在未来的历史中大有作为的一定是你们。

　　（4）复习完明治维新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改革现象：老大（指真正的最高统治者）的改革容易成功，也往往是成功的，如梭伦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阿里改革、明治维新、罗斯福新政、北魏孝文帝改革、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等。而老二或小三的改革却很容易失败，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即便是改革成功了，改革者个人的命运也很悲剧，如商鞅被五马分尸、张居正死后满门抄斩。日本为了避免老二或小三改革很容易失败的命运，他们在改革前先做第一件大事是推翻幕府，还政于主，让天皇真正成为日本的老大，扫除了改革道路上的障碍。而中国的百日维新却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如日本，在当时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老大是慈禧，而不是身为皇帝的光绪同志，在中国发动象日本一样倒幕运动来个倒太后运动，基本上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没有日本那样坚实的社会基础来强力支持倒太后运动，没有一班渴望改变自己贫困局面和自己人生命运的中下层武士。康梁一班维新派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盲目模仿日本，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如果他们能在继续尊奉慈禧为老大的基础上来推行中国的改革，争取慈禧对改革的支持，注意变法策略，这样会容易成功些。事实上慈禧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在传言围园归政前，她至少是默许改革的，两年她大力推行的清末新政就是最好的证明。

　　9戊戌变法：

　　（1）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最牛的媒婆，他最大的功劳是把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这个阳光男孩介绍给了东方古典美女中国儒家思想。在中国组成了一个并不美满幸福的家庭，生下了一个只活了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

　　（2）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的论战是一场“锋面雨”，资产阶级思想是来自海洋的暖气流；封建顽固思想是来自北方的冷气团，交锋后下了三场大雨：要不要维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

　　（3）戊戌变法就是一个生气勃勃的三岁孩儿做的事情。因为年纪太少力量不够强大，无法与垂死但还很强大的封建老人抗衡；心智也还不成熟，做事缺乏成熟的策略与方法，不知道去争取老佛爷慈禧的支持（其实慈禧并不完全反对变法），不知道去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更不知道中国的改革需要在中庸的基础上逐渐而稳步地推行，缺乏蚕食策略，全面出击，急于求成，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但又不搞休克疗法。当然这也是成长的代价，可以理解。

　　（4）袁世凯告密不能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因为目前史学界对袁同志到底有没有去荣禄那里告密还是一个历史迷案，没有定论。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还不能确定为历史事实的东东去作史实运用，即便他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历史人物，我们同样不能用臆想或推测去证明一个结论的正确性。从法律层面上讲，应该是疑罪从无，史学同样要求我们用证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