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

　　陶行知“中国式教育道路”浅谈

　　摘　要：在教育家陶行之的教育理论中，有关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如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如何开发利用教育资源等问题，对当今教育如何与经济发展结合，探索中国式的教育道路，从而加速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理论；教育与经济发展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和小先生制等教育思想深入人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实践，为人们所熟知。但他关于教育与经济结合，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的理论却少有人提及，更谈不上深入研究。笔者拟就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教育资源、教育成本、教育的经济效益等方面的教育主张及其现实意义作一探究。

　　一、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制约关系的思想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与经济的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得相当深刻。这种制约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

　　陶先生认为，必须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来办中国的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他指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要靠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的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8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从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办中国的教育，就是要从“穷”字出发来办中国教育。

　　首先，教育的内容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陶行知先生主张教育的内容要根据生活的需要来确定。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要受什么样的教育。生活与教育是一体的。而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因此，教育的内容首先决定于经济生活。这里所说的经济生活，不仅包括生活消费活动，而且包括生产消费活动。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主要靠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的落后的农业国。因此，陶先生考察当时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着重考察的是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陶先生在收入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师范学院教育年鉴中的《中国》一文中，曾详尽考察了当时中国“乡村生活之状况”。在考察了中国乡村生活状况之后，陶先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对农民们真正的教育必须包括使农民理解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问题，并懂得一切影响着他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力量，以及积极努力地帮助农民，或者指导他们自助，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陶先生的这段论述，不仅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内容，而且指明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目的。而这二者都是首先由当时中国乡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陶先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详尽地考察了东北失陷区的农民、工人和学生的生活之后，指出当时中国人民经济生活如此穷苦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派的卖国、独裁和大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因此，必须实行大众教育，实行抗日救国的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程。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斗。这是大众教育的中心功课”。

　　其次，教育的方法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陶行知指出：“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他在谈到“大众教育怎样办”时，曾写有下列一段文字：“依据教育部的统计，每一个小学生每年要用八元九角的教育费，民众学生每年要用一元八角钱的教育费。现在中国有二万失学成人，七千万失学儿童。这二万万七千万人当然是我们大众教育的对象。照上面的费用算起来就得要十万万元才能普及初步的大众教育。这个数目不但是大众自己办不到，就是教育部，去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筹到三百多万元的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这十万万元的教育经费也一定是筹不出来的。因此，大众教育在现阶段一定要突破金钱关，才能大规模的干出来。”要突破金钱关、就必须找出穷办法。陶先生找出如下的“穷”办法；社会即学校；即知即传；小先生制和新文字方案。

　　再次，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教育的组织形式。根据当时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陶先生在不同的时期，曾主张和创办了不同的教育组织形式。在陶先生教育思想发展过程的早期，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由这个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应是乡村教育。在晓庄学校被封闭（193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至爆发“一?二八”战争的1932年以后，陶先生已愈益明确地认识到，导致中国经济生活万分穷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为使“整个民族”“起死回生”，教育的最好组织形式应是工学团。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以后至全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陶先生就组织和领导国难教育社，艰苦创办了育才学校。

　　（二）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陶先生不仅认识到了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而且认识到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旧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新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陶先生指出，那种“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教育，我们都是反对的。”因为这种旧教育，从教书方面看，“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旧教育是纯粹的消费教育，只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陶先生认为，以“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农人”和靠自己做工吃饭的“真工人”为主体，以培养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能力”为目标的新教育，能够培养出新型的劳动力和“中国的斗士”。这种新型的劳动力可以叫“荒山成林”、“瘠地长谷”，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达到一个小康的生活水平”，这种“中国的斗士”可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建立新中国，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改革旧教育，探索一条中国式的教育道路，促进经济的发展

　　由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旧教育阻碍经济的发展，新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陶先生极力主张改革旧的传统教育，宣传新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陶先生对“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旧教育深恶痛绝；对“文化买办”和“守知奴”嗤之以鼻；对洋八股、老八股、文八股、武八股、宣传八股大加挞伐，勇猛地向封建教育和买办教育冲锋陷阵，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教育革命。在实践上，陶先生则通过创办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教育道路。

　　二、努力开发教育资源并提高其利用率的主张

　　要走中国式的教育道路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情，本着“开源节流增效”的原则办教育。陶先生极为重视教育资源及其利用效率问题。他认为，保证教育过程的进行，必须投入利用一定的教育资源。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教育资源短缺，因此，兴办教育，一要广开教育资源，二要节约教育资源，三要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广开教育资源就是要广泛开发可用于教育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为兴办乡村教育，陶先生早年曾立下了四个“一百万”的雄心壮志，即：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的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了广开教育资源，陶先生发出号召：“我们大家要合起来做集体的武训，滋生千千万万的新武训来扶助贫苦的小朋友，取得求学机会。我更希望有财富的、有学问的、有青春的都做起新武训来督促自己努力求学，毋须别人来苦劝。这样教育不但容易普及，而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新中国也可以创造成功了”。节约教育资源就是要节约可用于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陶先生曾指出，兴办大众教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要有钱，使老百姓可以受到教育；二要省时间，使没有空闲的老百姓也能求学；三要通俗，使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也能了解而感到兴趣”。

　　陶先生这里所指出的“省钱”和“省时间”，就是要节约教育资源。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任何形式的教育资源的节约，归结到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就是“时间”的节约和“钱”的节约。陶先生最重视“时间”与“钱”的节约。他曾反复指出：“现在民穷财困，我们兴办这种平民教育，一切经费必须省之又省。”“办贫穷的学校如同管贫穷的家事一样。用一分钱必问：‘这一分钱该用吗？’费一分光阴，必问：‘这一分光阴该费吗？’光阴与金钱都有限，该用才用，不该用不必用。”

　　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为取得同样质量的教育成果，消耗最少的教育资源，或是消耗同样的教育资源，取得最大的教育成果。陶先生指出：“效率视所费时间、精力、财力与结果价值之比而定。所费多而成功少，则效率小，反之则大。”为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应以最少数之经费，办多数之学校”，使平民受最多的教育。无论是节约教育资源，还是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都涉及降低教育成本问题。陶先生认为，只有降低教育成本，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普及大众教育。

　　三、教师的质量是教育资源决定因素的重要论述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作为基础教育的乡村，教师的质量是决定性因素。陶先生以丰富的办学经验，明确地提出：“教师的质量是教育资源的决定因素，教师的崇高地位和光荣职责，决定了教师要有一个质的标准，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作教师的。时代不同，对教师的要求也不尽相同。”陶行知在提倡乡村教育时，反复强调乡村教师应具有的质的规定性：“1．农人的身手；2．科学的头脑；3．艺术的兴趣；4．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不同层次的教师应有不同的学历标准。他明确指出了小学、初中、中等学校所应具有的不同学历；“为了满足对小学低年级教师的需要，可设立年限不等的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班”，“为了提供初中教师，可以推行两年制师范课程”，“中等学校教师由四年制师范学院培养”。“除了师范毕业生以外，所有其他小学教师都要申请获得证书”。证书发行的目的，就是要使教师都具有相应的标准。他强调：教师和学生同甘共苦才算最好的教育；教师要以身作则；乡村教育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和灵魂；教师对于儿童教育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因此，教师要来源于民众，关心民众，服务民众，通过教育去改善民众的生活。这些质的规定，是办好教育的源泉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很快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响亮地提出了“科教兴国，教育为本”的战略方针。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已经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显示出无比的正确性，同时也毫无疑问地证明陶行知关于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的先见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六大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的方针，这就让我们更紧迫地意识到，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让教育与经济更紧密地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使教育的两大功能真正实现，仍然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2]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