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突围(苏教版高三必修)

溆浦三中  谌和平
一
时近午夜，一连几天的雨仍灿烂的下着。雨打落窗台，溅起水花，水花打着台面厚厚的尘土，跃在原本明净的玻璃窗户上。于是，玻璃上便烙起了黄土般的花纹。这些花纹呈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朦胧着可以透视的玻璃，更朦胧了屋内的守望人。 
屋外，雨夜，灯火阑珊，人际已灭，除了雨声，便是雨声。远处的灯火透射屋内，屋一角的旮旯隐隐有些亮光，隐约看去，似有鬼影，着实有些惧人。我睡不着，连续几天的不安久久的挥之不去，尘世的繁杂旧事包围着我，甚是可怕。想象还有十来天，第三轮的高三教学便画上一个句号，无论大小，无论圆缺，无论浓淡，我这第三个三年的使命算是结束了。文人命贱福薄，这早已不必论证怀疑，看看历史就知道了。我不曾出作，尚未打制出一柄锋利的笔剑来纵横三尺锦帛。但我身为匠人，作为语文老师，教着民族灿烂的文化，终日与民族的方块字眉来眼去，半教书，半育人，也勉强可算半个文人。缘是文人，也便联想自身命，自身福，于是便得出一个结论：文人的福命，是武人赐予的。现今社会，文人尚存，武人呢？便是那些在上者，所谓公家的奴仆。这一结论，原本也无须忧心戚戚，可畏的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你去抓取自己的福命，这一点着实可恶。这些天，我被一张无形的液态网缠绕着，几近窒息。编织这张网的，是举止的谩骂，流言的诽谤，志行的怀疑，，人格的攻击，节操的诬蔑。后来想想，新一轮的科举在即，匠人使命便走马换灯，我便可归隐江湖了。于是我便想到突围了。 


二
对于标题，现说说“文人”。 
文人即知识分子，凡是懂得一知半知的人或与文字打交道的人皆可称之为文人。独览五千年中华史，中国知识分子短短的一生，甚是先前所说的命贱福薄。他们一生命途坎坷，要么贫寒袭身，要么仕途跌宕，要么猜忌缠身，要么朝不保夕，一句话：不得志。 
当然，可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是笑到最后的人。那些生命的长度无以度量、灵魂的厚重无以衡量的人，最终超越时空，绵延千古。他们用自己短短的一生，承载巨负荷的重担，艰难的推动文化前进的车轮。他们，用民族所熟知的方块字会意写形，组合排列，潇洒地浇铸出篇篇千古不磨的锦绣文章。他们，用沉重不绝的寂寞负载起人生不得志的夙愿，伴着烈酒孤独地诉说着人生的苦难、时代的阵痛。他们浪漫而富有理性的思考着，他们匍匐而高傲的行走着，他们沉静而又无畏的挑战着。然而，在一体制的领域里，拥有双重人格的文人，注定逃不脱千年不变的宿命：要么，孤独的开花，要么喧闹的死去。这似乎印证了那句世俗的共鸣：我活着，但我却死了。这句话，悲情而真实，飘渺而厚重。 
其实，活着的是生命的机体，死亡的是灵魂的追逐。人生就是一场追逐，停滞不前原地不动，便犹如失去电动力的钟表，一动不动，再无法走出无以数计的圆圈，而走不出圆圈，它便是一堆只会蒙尘生锈的破铜烂铁。孤独的开花，机体惨裂，但灵魂已闪光。喧闹的死去，机体不锈，但灵魂已黯淡。上帝是残忍的，给你一颗不能开花的树，只让你遮雨乘荫，却赏不了艳媚的花，给你打开眼前的一扇窗，却紧闭身后的门。当然，时间永远是公正的，是无私的，是宽容的。因为时间明证，笑到最后，艳到结局的是花。时间没有终点，花开万年不败。 
然后，我想说说“突围”。请允许我用生硬的拆字法来会意这两个汉字。突，穴者，从犬。所谓“穴”即洞穴，远古时期是人与动物的栖身之所。犬者，狗也，但凡天地间有灵性而勇猛剽悍的动物皆可称之为犬。其时，犬已昂然挺立，有从洞穴中突然窜出之势。“围”，从□从韦。韦者，革，皮革也。围，非困、非囚，用岩石与泥土或树木构建的正方形或长方体建筑，已不是人影，留下的仅是一派枯萎的荒草，残存的仅是几堆霉烂的皮革。围困的是人走之后的茶凉，昔人已运去，空留一野寂。。“突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主体生命的勇敢、智慧、坚毅、力量抑或无奈、怅惘、孤独、阵痛，它使主体生命力超乎寻常的发挥宣泄并使人的潜质闪耀眩目的光彩！它是一种对生命的透析，一种对生死的诠释，它以独特的方式释放着自己的生命，然后涅槃。
其实，这样的会意恐怕是我独一无二的发明，汉字史上的文明簿里绝无仅有。因为太机械、太主观、太武断、太生硬、太自慰，甚至贱辱了汉字的熠熠光辉，玷污了民族独以骄傲的文明，所以无法载入他人欣赏的耳目，甚至混淆不了他人明净的视听。但我想，我仅在戏言，在戏言中求得生存的一丝甘甜，在戏言中找寻生命存在的惬意。而戏言是不会犯罪的。 
三
说到文人的突围，请让我借用若干个生命已逝、光环永存的历史抑或现代人物。说实在的，对他们，从书本上认识他们开始，我便怀着敬畏，用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翻阅他们用文字累起的灿烂的生命册子。所以，我是尊重他们的，或者说是崇拜。
屈原，身上流淌着贵族血液的王族之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个看过很多史书，能背很多诗文的文学天才。一方面，他有着“前无古人”的卓越才气，因为他之前，只有散落的《诗经》中的“诗三百”，这些诗虽然美丽无邪，但无数个“佚名”，明证了那只是一时兴起的凡人语录而已。在那个战乱杀戮的年代，只有屈原的手上才有一支上帝之笔。他一度为官，肩负兴楚的使命，因为楚王是他的族人，或者说他是楚王的族人，所以他“正道直行”、“竭忠尽智”，说穿了，是在给自家人卖力的拉磨干活。然而，在那个“谗陷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浊秽岁月里，昏庸的楚王三父子心中只有帝王狭隘的薄面。美人成山，小人似峰，双重的围城闭塞了楚王三父子原本短视的兴国大计，正道直行的屈原无奈地接受被疏远被流放的角色，然后登上文学的舞台，上演他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浪漫剧情。这里需要交代的是，屈原本是文人出身，在位时是个政客，虽也写过文章，但其闪耀的光华绝不能与后期的《离骚》同日而语。所以一旦他成为一个全职的文人，他就注定要名垂千古了。这一切都归于他为民请命的悲悯情怀和他风餐露宿的流浪脚步，他用脚丈量了楚国的穷山僻壤，用心感知了百姓的流离疾苦，用他的苦难与孤独，用他的诗情与天赋堆砌了美丽的文字。他开创了浪漫的风格，但他的一生却非浪漫。他沿着沅江，溯流而下，民生疾苦让它痛不欲生。即使他瘦弱的双脚磨起血泡，他仍然眷顾江河日下的楚国，仍然心系昏厥无能的楚王，他始终没有卸下兴楚的石磨。然而我要说的，因为他是文人，所以他是幼稚的，他居然希望那个连父王都不想救的楚怀王能回心转意幡然醒悟。他又是狭隘的，一生只想着兴楚，只想着为自家人办事，为楚民办事，他想不到千年之后，中华一统，秦民、齐民、燕民等等都是他应拯救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难黎民.他错了，他的心思不在文章，《离骚》是无意中吟成的，至于此后的千古不磨他没想到，而《天问》也只不过是糊涂的文人发出的而今很容易明了的无奈的哀号。泽畔徘徊，散发披肩，瘦骨嶙峋的文人一袭青衣，奄奄一息。楚都城破之日，他纵身沅河，用生命溅起《离骚》般美丽水花。其实此后的累累历史诠释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锦绣文章从来都是远离治国平天下的鸿鹄志愿。一曲离骚，唱彻千古。 
屈原突围了，以自杀的方式为生命打上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结，然后一刀剪断，了却心中厚沓沓的苦楚。屈原同样意想不到，他无意间地成了先驱，因为几千年之后的后人在无数个阴晦的年代里纷纷效仿，选择这种生命和灵魂的共同突围：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王国维死了，平静而很有震撼力的死了。他无法扭转那个风雨飘摇的社会，他为一种文化而死，结果当是一种文化的没落。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悲凉。
《一代人》顾城，当用“黑色的眼睛”也难以寻找光明之时，在异乡他国，他举起了一把人类文明一度骄傲的冷冰器，扣动扳机，效仿末代明帝杀死了睡梦中的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然后，又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跟着妻子一同走了，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残酷。
海子呢，年仅25岁的海子，这个来自安徽农村的有着无限诗情的诗人，他带着劈柴、喂马、周游世界的梦想，躺卧在冰冷的双轨，任凭呼啸的列车碾碎他诗情蓬勃的身躯。然后，便去寻找传说中那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以及他心中至高无上的三种幸福——太阳、王位、诗歌。海子的突围了，留下无数朴素的诗篇，他的突围不可谓不凄美。在那个年代，先后有十四位诗人皆响生命的哀歌，纷纷突围。
1966年8月的一天，那是个中华文明悲痛的日子。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的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个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位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绝望的走去。他，就是老舍，文革中备受屈辱。他的突围不可谓不无奈。
这种突围是无奈的，是凄美的，他们为世不容，走入不了世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既然我无法适应环境，我便了却自己，至少，尊言犹在，颜面尚存。 
四
其实，天下之大，又岂无容七尺之躯的场所呢？天为盖，地为铺，日为灯，月为烛，点燃生命的火焰，同样能亮出绝伦的生命。突围，并不一定要消极地应付，既然世界遗弃了我，我也便索性遗弃世界。生命永存，自有我贫穷而又丰裕的收获。回归山水，躬耕田园，然后找一块阴凉，傍着潺潺山水，铺开笔墨，让心灵宁谧的诗泉叮咚作响。这种突围，虽淡泊却明志，虽宁静却致远，何乐不为哉。 
简单地说说圣人吧，因为思虑之浅，笔墨之淡，在此高谈阔论圣人尚是对他的不敬，因此简之又简。
孔子出生时，父亲叔梁纥已66岁，母亲颜征在还不到20岁。圣人的父亲是鲁国一员猛将，长年征战在外，其母操持田园事务。传说中，其母耕于尼山之岭，是日，天突暗，云卷云舒之间，一响鸣雷，一道闪电袭身，其母一颤，圣人便坠入母体时。另一传说是说，孔子之母颜征在生孔子的那天夜里，梦见两条苍龙从天而降来到房中，又有两位神女手捧香露从空中冉冉而来，用香露为徵在沐浴，同时天奏仙乐，麒麟吐玉书，于是，颜征在生下孔子。圣人自幼敏慧，好学知礼。乱世中，他渐行渐长，终成大儒。
孔子20岁进入仕途，他非凡的政治才华崭露头角。但由家臣控制的鲁国，君臣迷恋歌舞，不理朝政，这让他彻底失望。于是，55岁的他带着七十二弟子，舟车鞍马，出走鲁国，开始了列国寻梦的旅程。君王们笑脸相迎，给予他无上的荣华与礼遇，但也仅限于此。列国君王，看重的是他头顶的光环，并非他袋中的团团锦囊，。至于一些闲置的职务，倒也是可以让他担任，但无非仅仅是陪陪君王聊聊天、喝喝茶。数十年的奔波，屡遭坎坷，曾绝粮7日，差点丧命。他鬓毛斑白，沧桑不堪，天下越来越乱，杀戮越来越重，他无奈叹息，再次想一想楚狂人接舆的讽刺，掉转马头，吆喝一声，呼啦啦的车队，驮着充栋的竹简，一群群古老的由个个才华横溢的人组成的文化队伍，淹没在归途的风尘之中，只有风呼啸着翻阅累牍的竹简。回到鲁国，众人笑问远客何来，妻已逝，儿子亦认不出眼前这个尘沙满面的疲惫老人。是年，孔子68岁。13年的列国寻梦，见过世面，历经生死，尝尽饥饿的圣人累了，倦了，于是，搭几间茅庐，累几块石头，开创了民族最原生态的学校教育。一块腊肉，一篮鸡蛋，几坛酸菜，好学的读书人便可以圣人这满载渊博的学识而归。三千弟子，也足以让圣人糊口，并安心于他的学问了。于是人类文明史的扉页上，一个东方的哲人，一个世界的孔圣人，便这样闪烁着光照千古的华彩，并穿越厚厚的文明，直到永恒。
与屈原一样，他同样成了先驱，不同的是：他选择让机体避开喧嚣的世界，让生命沉默地活着，让灵魂高傲地舞动，且同样获取了尊言。
后来的陶渊明更是旗帜鲜明亮出生命突围之剑。于是，传承汉民族文明的词典里，便有了“归隐”一词。应该说，做官仅八十二天的陶潜，并不像圣人那样有明确的仕官欲念，他是“自私”的，他并不想为民请命，他仅以“仕官”作为摆脱贫穷而养家糊口的途径，在那个年代，他的目的过于直白，过于功利，过于简单，但也正是这直白、这功利、这简单为我们诠释了一个洁身自好、不入浊流的可爱形象。可仅有的八十二天，也被他折腾得三仕三归。当然，可想而知，不想弄权、不想发财的陶潜单凭他最赤裸裸的“求食”欲念，是混不了官场的，他不愿成为“羁鸟”，不愿成为“池鱼”，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他脱下官服，藏起官印，一身素衣，乘舟飘摇归园田而居。屋的门前，种下五棵依依杨柳，于是，陶渊明又有了另一个名号：五柳先生。日子苦就苦点吧，没有酒喝也行，无米下锅也罢，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已足矣。
无米便去告贷。于是他拄着拐杖，拿着破竹筒，褴褛着衣衫，敲开乡人的柴门。大家都认得这个可爱的老头子，竟美酒佳肴的细细款待一番。一时兴起，五柳先生竟忘了家中还在饥号的家人，干脆上座畅饮，何乐而不为呢？酒足饭饱之后，主人不忘贷给先生明天的米粮，先生也不忘写一首诗，感激乡人的“漂母”之恩。五柳先生就这样悠然的随着岁月的变迁，耕于南山之时，收获的不仅是可以了却半载的饥寒，更多的是他清新恬淡的诗篇，无意中他更成了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
其实，五柳先生之前，并不是没有避世之人。常聚竹林的七贤士，要么衣衫不整，要么酩酊大醉，要么乱发覆面，要么佯狂长啸，他们不谈国事，拒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也可算是原始的隐者了。
然而在那个岁月，他们终究未能把自己完整的藏起来，或许因为他们名气太大，或许他们不懂稼穑，糊不了口，更或许，司马集团需要他们为自己脸上贴金。总之，七贤者终出不了世。阮籍喜欢一个人驾木车游荡，车上装满酒，路到尽头，他哑着嗓子声声抽泣，继而号啕大哭，荒草野间，一路哭声。真正的隐士是不会流泪的。
稽康长得很帅气，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在洛阳城外免费给人打铁。一个稀世的学者、艺术家，在一座大城市的效外打铁，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后来，他因朋友而被捕，沦为“不孝者的同党”，年仅39岁的他，在一首声调绝伦的《广陵散》中饮血衔市。随着《广陵散》一同绝世的，是他的不羁与清白。他的死其实是因为他的清高，惹恨了像钟会似的弄权者，强加于他一个“不孝”的罪名。
即便如此，作为最初的隐士，他们的突围还是极富文明气息的，虽然七贤整日披头散发，酩酊大醉，但其才华并未麻醉。他们的诗文像酒一样散发着飘散千里的醇香。后来的李白，求道访仙，游山玩水，一掷千金，因酒成诗，是酒成其豪放飘逸的浪漫诗风。太湖的船上，醉酒的太白先生癫狂到要去捞湖心的皓月，最终跌入湖底，圆了他举酒邀明月的梦想。
五
其实最惬意的突围是：功名在身，每日拿着国家工资，不愁吃穿，不愁风雨，高明满座，饮酒赋诗。这种突围可称之亦官隐。他们也曾是壮志满腹，渴望用自身的才学来治国齐家平天下。但往往，历史无不明证着这样一个矛盾的命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往往会因为自己卓而不群的才华于民众中脱颖而出，然个人的才干与禀赋又怎敌得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一个嫉妒丛生的年代，一个人往往会因为自身的锋芒而最终把自己刺得伤痕累累，就像刺猬，芒刺在背，谁敢与之为友呢？所以最终，落得个孤单一生。
苏轼的头顶有这些光环，大学士、诗人、书法家、散文家、画家，深受神宗与太皇太后喜爱。然而究其一生，竟不免让人唏嘘与欣慰。
一个史上被无数次复制的莫须有的“乌台诗案”，把苏轼的人生驿站从京城调到了黄州。从繁华的京都到偏远的穷山窝，对苏轼来说是不幸的，但对我们来说，对中华文明来说却是欣慰的，因为没有黄州，便没有苏轼，是黄州成全了苏轼，成全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当然，还得感谢曹操和周瑜，是他们的一战赋予了黄州另类的内涵。
我们应明确一点，中国世俗的社会机制是非常奇妙的，一方面它愿意传播一位名人的声誉，利用他身上存在的价值来宣扬社会的和谐与文明，另一方面又把他视为另类，排斥他，糟践他，不让其耀眼的才华灼伤权力者空洞苍白的大脑。这就像人类与老黄牛的故事。一方面，人类说他忠厚老实，塌实肯干，乐于奉献，不计私利 ，“老黄牛精神”，被无数次引为做人最无上的赞誉。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利用他，榨取他，要他拼命地拉车，拼命地耕田，鞭斥它，抽打它，还不止，等他老了，一刀下去，一张牛皮，做上千双鞋，上百斤牛肉，烤成牛干吃几个冬天。所谓“老黄牛精神”说穿了，就是任你榨取，任你宰割。
长话短说，请先让我们看看苏轼是如何去黄州的吧。专制统治者为了摆出重视舆论的姿态，便设立了御史台，来监督各部门官员。说好点，御史台的官员是谏官，是纪检官员，说狭隘点，便是朝廷的耳与口舌。然而他们的话没人监督，但份量够重。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谏官们的个人品质高尚，真正地为国效力，那确实能查漏补缺，杀歪风抵邪气，但反之，则因自身的狡黠与卑劣而混淆视听颠倒白黑。不幸的是，苏轼成了一次明证历史规律的工具。 
看看当时谏官有哪些吧。舒亶，以检举和揭发为业的猥琐小人。他在检举苏轼之前，客串了“东郭先生与狼”这个剧本中狼的角色。他忘恩负义地检举了推荐他做大官的恩人，使得恩人降了职。而事实上，这位恩人只不过是拿了女婿的一些家庭作业求他批改一下而已。
李定，一个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说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不学无求，滥竽充数。
王珪，这是一个年迈跋扈而又虚伪的假道学，同时又是一个文才不敌年龄的自以为文章天下第一的老人。眼见一个后起之辈，居然名震文坛，比自己还要好，他便不安了。于是，凭几缕白发便牵牵强成词，说东坡对朝廷“有二心”。
李宜之，更是一个纯粹的小人，这种人是宋代的阿Q：酒店里，众人说说笑笑地调戏着小尼姑，他顺手在小尼姑脸上重重地捏了一下，博得大家的畅笑，他便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他听说苏轼以前写过一些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便分析说诗文充满了颓废主义，不思进取。后人评得好：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自己变增重了。
这样的谏官，这样的御史台，注定“独以名太高”的苏轼受尽嫉妒而遭致集体的发难。于是神宗下令：查查这个人。
一个由以上人组成的中央调查小组出发了，来到湖州，二话不说，用千年之前已发明的绳索捆绑了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绳子应该骄傲，它捆绑的是整个民族，是东方的文明。途经太湖，东坡觉得委屈，又怕连累亲明家人，便想仿效屈原，投水突围。幸好，押解的衙差懂得这个人轻易死不得。也幸好，太湖没有接受苏轼，不然，一大载截灿烂明丽的诗文、书画等中华文明便会被淹没，而导致文明差点淹没的竟是一群小人。
但终究，苏轼是没罪的，但终究，小人是要达成他们的目的，于是，瘦弱憔悴的文人被屈打成招。还好，民族不尽是小人。杭州百姓们沐浴着苏堤的阴庇，为他告求神名，狱卒梁成知道他是文豪，尽力地照顾他的起居，朝中忠直的朋友，昌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皇帝，说他是天下奇才，希望宽大，尤其是那位宠爱苏轼文采的太皇太后也要求为她祝寿的神宗，“无需赦天下凶犯，只需放了东坡一人”。
结果，皇帝下令“放了苏东坡，贬黄州。这一道圣谕，使朝廷丧失了一个忠君爱民的直      臣，让中华拥有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大文豪。
来到黄州，苏轼挂一个团练副史的虚名玩山游水，凭吊古迹，缅怀古人。远离喧嚣远离繁杂的黄州，让“有恨无人省“的苏轼得以在宁静中思考人生的真谛了。这一过程中，东坡是诚恳的。他回归了清纯，习惯了淡泊，他生命的又一次脱胎换骨使他的艺术才情得到了一次深化。苦难是一笔财富。经历人生变故的苏轼愈发成熟了，黄州的赤壁把苏轼的才情演艺推向了至极的巅峰。
后来的白居易，不正也是在江州的司马任上为我们弹奏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悠扬婉曲凄美的《琵琶行》吗？柳宗元不也是在一个穷山僻壤的柳州写出了沓沓诗文吗？他们，在那个独特的年代亦官亦隐，编织着那个时代明丽的文明。只是，可怜了出身富贵却一生孤苦的少陵野老，他无意突围，一生只想入他梦想仕官，却终只能做一个幕僚，还差点背一个附逆的罪名。他梦想封妻荫子，却终生贫困潦倒，连家人的口都湖不了。只是还好，千年之后的杜甫，用他忧国忧民的眉宇谱写出灿烂诗篇，从而占据了唐诗文明的重要席位。
六
还有一些人，并未他们短暂的一生，便遗失在历史的角落。
王勃，初唐四杰之首，6岁善文辞、写文章，9岁读颜师古注《汉书》写了《指瑕》十卷，指出它的错误。14岁被授予朝散郎之职，并深得沛王李贤看重。年少王勃一朝得志，便不免“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生命屡遭打击，最后溺水而亡，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人世，时年26岁。他用自己的傲才谱写震惊四座的《滕王阁序》，他的声名，并没因水而逝，如同“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般响彻千古。
李贺，一位七岁就文名远播“诗鬼”，相貌丑陋，嗜酒如命。因为其父名晋肃与进士音近犯讳被取消考试资格，从而失去了进升之路。因为一个亡人而落得郁郁寡欢，才华横溢却未金榜题名，这恐怕只有独特的中华才有其荒唐之事。满腔愁绪的李贺骑着一头跛驴，早出晚归，背一锦囊，路有所得，书投囊中，晚归整理成篇。“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仕途失意的李贺把激情倾注到诗歌创作上了。雄奇瑰丽的诗句恰似天籁之音，破空而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即便如此，二十七岁的金色年华上，他却如一颗流星在夜空留下一道耀眼的光芒后消失了。他用生命当笔，拿岁月当纸，可惜纸太短了。
徐志摩，一个潇洒帅气的浪漫诗人，飞机失事而亡，年仅三十五岁。他“轻轻地来”，“悄悄地走”，不带着世间一片云彩，他的康桥，仍萦绕于他喜欢飞翔的梦境中。他轻轻地走了，他把他的苦闷、惆怅、落寞、欢愉全部交付与了万里云空，唯一没有带走的，是他轻轻挥手作别之后，留下的这片烧焦的云彩。
…… 
七
应该停笔了，再写下去，我已是山穷水尽了，词枯句竭了。平凡的我无法与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相提并论，只不过，写的途中，我似乎明白了，人世间的诋毁、非难、猜忌、嫉妒都不足为重，唯有淡泊的宁静，才成其独立而健康的人格。时间终会明证，诬陷者所推断出的险恶用心，其实都是他们的内心，正是他们制造了“险恶用心”。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反击非难最有力的方式便是保持永远的沉默，因为柔弱的唇舌在反击非难时是苍白无力的，而时间最终自会给人一个公正的结论：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