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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18 寡人之于国也
作者：未知来源：中央电教馆时间：2006/4/15 19:28:29阅读：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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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背景资料
本文选自《孟子·梁惠王上》，是该篇上部分的第三章。据《史记·魏世家》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于是贤者数人其中就有孟子不远千里来到魏都大梁。二人一见面，梁惠王就想得到“以利吾国”的良策，孟子则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为对，指出专言求利的严重危害性和躬行仁义的重要意义。二人另一次会面是在禽兽嬉游的池沼边上。梁惠王得意地问孟子：“贤者亦乐此乎？”孟子以“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为对，并通过历史事实的对比，证明了贤者“偕乐”与不贤者“独乐”的不同结果：文王关爱百姓，百姓爱戴他，因而文王能享其乐；夏桀不恤百姓，百姓怨恨他，因而夏桀不能保其乐。正是在接触、交谈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于是有了《寡人之于国也》这篇传诵千古的政事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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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简介
（约前372～前289年） 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曾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后退而著书立说。他一生以继承孔子学说为职志。推崇周朝的传统制度，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王道”，恢复井田制、五等爵制等。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认为人都有先天的“良知”、“良能”，但也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教人注重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在儒家哲学里形成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后来的宋儒有很大影响，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著作有《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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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人性本善思想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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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
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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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孟子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他们都曾沐浴着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