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宽容》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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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的人文主义盛宴
朱子仪

　　中国出版界对房龙作品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房龙已因《人类的故事》而一举成名。而最早的房龙作品的中文译本也正是《人类的故事》。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了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分上下两册。曹聚仁认定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即是房龙，而他读的正是沈女士的这个译本。1927年至1933年间《文明的开端》一书以《古代的人》、《远古的人类》等为名至少出版了四种译本。《》奇迹与人》的译本由黎明书局于1929年出版，书名叫《万能的人类》，伍况甫译。《人类的家园》(即《房龙地理》)1932年刚在美国成为畅销书，次年国内就出现了三个中文译本，其中有傅东华译的《我们的世界》(新生命书局版)及陈瘦石、胡淀咸译的《房龙世界地理》(世界出版合作社版)。后来因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房龙的热情自然也就降到冰点。虽说《艺术》一书在美国再度畅销，但照施蛰存先生的说法，当时“中外消息不通，故无从见到”。直到1939年，世界书局从总厂的废墟里找出先前未及印刷的《圣经的故事》的纸样，为房龙的这部旧作出版了中文译本，译者是谢炳文。译者本人此时已不知下落。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正文前刊有一封房龙写于1936年11月30日的给译者的回信(影印件和译文)，这可能也是老房龙惟一的一次直接面对中国读者。

　　在这封信中，房龙回答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说：“主要是因为我痛恨虚度时光和徒劳无益的暴虐，由于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品性都产生于愚昧无知，我便试着写书给普通男女读者和孩子们看，他们会从中学到有关他们所身处的世界的历史、地理和艺术方面的知识。”他还希望中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意书中谈及“宽容”的部分(“宽容”是贯穿房龙一生著述的重要观念)，因为“上帝知道，在如今的世界上对它(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它的一切”，而“最近两年的各种消息不足以表明理性、常识和彼此容忍的精神取得了胜利”。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法西斯的威胁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房龙不免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他在信中“到底我做到了没有呢”一句的后面连加了五个问号。

　　在各出版社推出的众多房龙作品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出版社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两批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这两批书将房龙一生的重要著述都囊括在内，而且房龙自绘的插图也都保留了下来。如今两批书合在一起再版，给人以更加真切的整体感。这真像是在读者面前摆下了一桌真正房龙风味的丰盛宴席。由于房龙作品所包含的思考和研究深深扎根于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不妨称其为“人文主义的盛宴”。

　　钱满素女士在北京出版社的《房龙文集》的总序中说得好：“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他“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和思想”，他的著述“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和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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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节选

求知的人

　　现代的不宽容就象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商牟，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下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

　　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绥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报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那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簧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出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它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 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 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飘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它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它拼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 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 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绝种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俯拾即是。不过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视而不见、否认或硬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帕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支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渺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他们看。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做为完美无缺和无隙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盘接受，把它看做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之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就会遭到他们的痛斥迫害。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老百姓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而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 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丰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象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罗尔一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艺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不得不遵循的进度是万分着急的。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撰写了卷==帐==浩繁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苔==——的可怜虫来说，这差别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缺乏勇气表述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荒废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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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文明史变迁的一种有趣方法
林精华

　　人类历史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演化的？人与历史关系如何？人是如何去创造历史的？人何以要去认识历史？

　　对上述疑问，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思想家普遍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无论是从生产关系变迁的角度去理会社会发展，还是从生产力更替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变迁，抑或从现代化论者论述人类文明变迁……无不如此。而荷兰裔美籍历史学家房龙（HendrikvanLoon，1882～1946）则别出心裁，从社会或人是否宽容的角度来体会、感悟、理解西方历史的变迁。“宽容”与“不宽容”，正是一对矛盾的概念，谁成为时代的中心或哪一个成为边缘，时代的历史风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因而，用这种方法理解人类文明，人类历史的变迁无疑是处在无序与有序不断交替的状态。

　　作为一个概念，“宽容”远不止是人的一种心态、性情、品行等个人行为。房龙先生写作时期所通行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本（第26卷第1052页）这样定义“宽容”（tolerance）：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这个公共定义，80年来基本上没改变。在21世纪可能更不会改变，相反会更有魅力。不过，这个抽象的说法，在房龙个人视野中却是人类文明是否顺利更替的生动描述，而不是一种准确的定义。

　　但是，房龙先生却不是根据这个概念来裁剪历史。在西方广为人知的《宽容》（1925）中，作者房龙先生不是直接赞美符合宽容标准的历史过程、否定或批评不宽容的历史现象，而是抓住人类文明变迁历程中“宽容”与“不宽容”所呈现出的各种形态，来描述社会发展何以如此的变迁规律。在他看来，人类身上普遍存在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三种不宽容现象：“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是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例如不同地区或时代之间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是不尽相同的，然而人或动物的生活习惯所养成的惰性、生活经验的有限性，使之不能互相容忍，由此使得父母对子女行为摇头叹息、大部分人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习俗使之不思进取、守旧）、抱有新思想的人往往成为人类的敌人，人人都有可能遭受这种不宽容之罪，“历史上许多人曾因此背井离乡、如今一些渺无人烟之地也因此意外出现居民点”，不过这种宽容相对而言还是无害的。“第二种不宽容来自无知者，仅仅因为对事物无知这种人就会成为危险人物，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低下而辩解那就更为可怕，这种人永远自我标榜正确、始终不能理解和谅解与自己不一致的他人，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会反对并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若是有人批评这是不宽容的行为，他们反而沾沾自喜，这种不宽容的危害更为严重”。“第三种不宽容是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是嫉妒的一种表现”，这是最为严重的现象。不过，“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人类许多黑暗岁月，或者在人类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这三种情况常常是并举的。

　　由此造成历史进步的艰难。

　　不仅如此，在房龙看来，不宽容还有个人和社会之分，其中个人的不宽容“是一个讨厌的东西，导致群体内部产生极大的不愉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弊端还要大。不过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没有有效控制的手段）；“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做什么。

　　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

　　但是官方的不宽容则不然，它“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者于死地，也不做任何返回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旨意”。房龙先生特别憎恶、恐惧和担忧的是官方的、群体的、社会性的不宽容。

　　既然“不宽容”现象是如此繁多、存在的状态如此普遍，那么在人类文明中它最早是如何产生的呢？不宽容与宽容之间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房龙先生《宽容·序言》。在短小篇幅中，他是如此别开生面地描绘“不宽容”产生时的情形：在文明到来之前的时代，人生活在物质贫乏、生存空间封闭而狭小的“无知山谷”里，人们靠一代代人的经验积累而建立生活的规则、理念，因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老人因其经验丰富而成为权威，老人讲故事不仅是他们消遣老年时光的方式，而且是给年轻人传授部族精神、建立部落权威和律法的途径。多少年来，没有人打破这种秩序，“人们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过着幸福的生活”。长此以往，就导致处在愚昧、封闭和保守环境中的人与其相应的全部生活之间不断恶性循环。然而，人类中总是有不畏惧螃蟹、不相信“螃蟹是不能吃”的古训、敢于吃螃蟹的勇者。在房龙先生形象化的叙述中，这种人便是敢于走出部落世界的年轻人，他独自去危险的岩石高墙之外探险，而且他获得了成功：活着回来了，并发现山那一边的世界很精彩。他活着回来这个事实，却证明了一代代老人智慧的荒谬、千古不变的古训是谎言，因为人们一直不怀疑老人说的“山那边不能去、去了就回不来”。可是，“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遭到正人君子的冷漠”，老人的意见即律法，“他违背了守旧老人的意愿，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守旧老人是执法者”。触犯这种习惯法的人，无论他的行为多么高尚正直、为高尚付出了多么重的代价、他的行动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人们是不会以理解、容忍和同情之类心态对待他的，他不会幸运地被赦免审判，或者说无所不在的习惯法使他难逃法网。于是，在“法庭”上他说的内容越真实、把外面世界描绘得越精彩、辩护的态度越坚决，他就越引起公愤、越没有可能逃脱最残酷的惩罚（“人们举起了沉重的石块。人们杀死了这个漫游者”）。不过，他作为勇者和真理的见证者，对在缺乏宽容精神语境中的个人安危也是无所顾忌的，尽管这种气魄在当时并没有显示出威力来。房龙先生进而生动地描述了不宽容的代价：自然规律使这个孤陋的世界遭受了自然灾难，生活规律却使这里的居民在灾难面前没有自我拯救能力，只是因为人们求生存的自然本能才去质疑老人意志的法律性、真理性，在付出许许多多牺牲之后，人们重新走向先驱者冒着生命危险走过、在法庭上辩护过、为他们指点过的通道。这种不宽容的悲剧，“发生在过去、也发生在现在，不过将来（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了”，而房龙先生去世大半个世纪了，这种愿望依旧没有实现，因为不宽容“不过是人们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而且“只要不宽容是我们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就是犯罪”。

　　在这种基础上，房龙先生理会了“宽容是什么”：宽容的实质是群体或公众或社会是否许可异端，“宽容就如同自由”，宽容作为人自身的特质之一不具有强大力量去规范人类历史沿着进化论方向发展。

　　特别是，要做到宽容是极其困难的：“宽容”不能作为专业问题来研究，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宽容只是一种副产品，人们可以美言宽容、对宽容感兴趣，但不会为宽容奋斗。即便为宽容而战的人，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相信自己正确，同时却不原谅他人的信仰。在这种“不宽容”与“宽容”理念中，房龙阅读历史时就发现：在古希腊联邦，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于是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创造要能够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的自由思想，因其宽容理念预设着社会容许任何思想自由存在，因而当局害怕他，在他70岁的时候还判他死刑；古罗马人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面遵从当局指定的为数不多的规则，就可以自由的信仰任何上帝，“罗马的和平”有赖于实践“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之原则，500年历史中一直宽容对待宗教，最大限度的减少摩擦，然而要维持庞大的帝国版图，又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这正好与其传统的自由政策背道而驰，于是帝国最终分崩离析；中世纪历史的主流是靠教会来推动的，教会借助物质上的限制和精神上的束缚使民众臣服，禁止所有自由思想，作为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们把柏拉图等所有思想家建立追求正义的理想国的渴望歪曲成了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可怕武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教会的战士，他们要维持生存就必须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信仰上帝之外的科学行为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18世纪是保卫宽容的时代，但是最终结果是以一种不宽容推翻另一种不宽容……在房龙眼中，既然宽容是如此微弱，而不宽容又是人性中极大的弱点，那么希冀它的到来“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21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强大辐射力，不断改变“中心”与“边缘”位置，如此一来“不宽容”能否更快一些转化为“宽容”呢？

　　例如，东方对西方文明的宽容或者西方改变了对东方文化的漠视，体制与体制之间不再对抗或体制内部成员的相互依赖，诸如此类现象能得到更迅速的实现。

　　正因为房龙先生这种特殊而自由地阅读历史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以崭新的视角重构历史。在此书中，房龙果然出手不凡，找到了是否“宽容”的通道进入了人类文明深处。如此独特书写历史的做法，不仅打破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社会不断进步的乌托邦幻想，而且进一步打开了人们认识历史变迁的思维空间，提前揭示了后现代景观下的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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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节选

最后一百年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一样，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大家都认为他毕生都在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不是对同伴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一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十年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许多好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之中，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一个赞许，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讨厌的固执，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他们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并且不再参与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话说到这里，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舒舒服服地解决地球上的所有困难。

　　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倒感到还有些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哀绝望的论断（如“人类一向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四千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于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作个冷静评价（仅就这段历史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点具体材料），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硕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炫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当然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最后这一百年来，教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使人们厌恶这个伺。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的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弱狼或强狼），就一定要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个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以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药，以此丧命。

　　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征热者去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恰好背道而驰。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伟大战士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者试图犯）自己的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丢掉权力和势力的。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

　　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无论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它的原因都来自恐惧，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树起断头台的人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到现在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是我认为，我活着看不到这两个美德得到实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是年轻的，太年轻了，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看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

　　而且，它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

　　当我们应该表示怜悯时，它使我们说出刁钻刻薄的话来。

　　在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诱惑力，那就是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千万不能这样！

　　生命是短暂的，而布道却易于冗长。

　　用一百个字表达不了的意思，还是不说为好。

　　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一个重大错误而问心有愧。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信口胡诌一段假设的黑暗时期，还创作了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的狂想诗。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博士偶然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不适合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就会说几句低声下气的道歉话，嘟嘟囔囔地说，很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象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全都烟消云散。

　　这听起来倒挺悦耳，但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那个还隐藏在未来山岭中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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