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祭十二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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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简介

　　韩愈，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出身贫寒，3岁成了孤儿，由兄嫂抚养成人。刻苦读书，贞元八年（792年），进士擢第。曾任监察御史等官职。贞光十九年，关中一带遭受旱灾，他上书请求宽免百姓的赋税摇役，触怒皇帝，被贬为山阳县令。元和十二年（817），以行军司马的身份佐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的叛乱，升刑部侍郎。后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国子家酒，历任兵部、吏部待郎，有“韩侍郎”之称。公元 824年，病故，谥号“文”，故后世又称之为“韩文公”。
　　他生活在中唐时期，是中唐文坛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一起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优秀散文传统，摒弃南北朝以来矫揉造作的骈体文，他主张“文以明道”，文道并重；主张文章要有充实内容，学习古文应“顺其意而不顺其辞”；“推陈言之务去”，力求“文从字顺”。这些见解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宋代欧阳修、“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明清两代归有光、唐顺之、方苞、姚鼐等许多著名散文家都是继承了韩柳的文学传统或受其明显的影响，在各自的散文创作中取得辉煌成就。
　　其作品集有《韩昌黎文集》。写了大量的政论、赠序、杂说、祭文、墓志铭，他的议论文很少引经据典地说教，而是以形象化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写得很有说服力。记叙文十分生动，写人、记事状物都很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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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古文主张

文以载道
　　韩愈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在于“载道”，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用古文宣传儒家之道，也就是圣人道德教化之道。文学应该作为宣扬教化的工具，故文章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本，针对六朝文章侧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弊端。他又认为“文”(形式、修辞手法)、“道”(内容)皆不可缺，但道先于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又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务去陈言
　　韩愈主张革新主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重视革新和创造，反对仿真抄袭前人文字的不良风气。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要求语言的新颖活泼；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字的妥贴流畅通顺，合乎自然的语法规范；一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总的来说，韩愈认为文学语言须符合“词必己出”、“文从字顺”。

创作要有真情实感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社会上有不合理的现象，作家便要把它诉诸笔墨；在《送孟东野序》中，他把从古到今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并且认为只有不平则鸣的作品，才能感人；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又提出了类似“穷而后工”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源，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和个人的牢骚。
　　此外，他又主张全面地吸收前人的成果(《进学解》)，对于学习古文，他主张循序渐进，“无望其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

破骈为散
　　韩愈主张形式方面，要排除六朝以来骈俪文体，恢复三代两汉时代自然、质朴的文体，力倡复古，以矫正当时文坛那种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风尚。文章不须讲究字数的齐整，对仗的工整，用典是否恰当及声律是否谐协，句式应以达意自然为主，不应拘守对偶、平仄的规限。

注重作家之修养
　　文章要树立个性，韩愈便提出方法。首先要加强作家的道德修养，“为文养气”；他认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文章乃抒发个人感情，强调个人经历对文章有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不同风格，在于生活、经历、感触不同所致，指出情与生活、文与情之间的关系。韩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本质)。”(《答尉迟生书》)如“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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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文章风格

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众体兼长
　　１．论说文——内容丰富，说理精辟，逻辑严密
　　韩愈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最擅长写论说文。例如《原道》集中表达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原毁》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又如《师说》从正反两面论述了从师之道，其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想法，在当时固然有进步的意义，在今天也还有参考的价值。这些论说文都有严密的逻辑和紧凑的结构，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
　　２．杂文——想象丰富，寓意深远
　　论说中较有文学意味的是一些“杂说”。例如《杂说一·说龙篇》、《杂说四·说马篇》、《获麟解》等，借助龙、马或麟的遭遇，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感，寓意委曲深至，构思精巧缜密。
　　３．记叙文——文学性高，人物生动，形象鲜明，笔触幽默
　　韩愈的记叙文，包括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也有很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如《张中丞传后叙》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死守睢阳的事迹，慷慨悲壮、可歌可泣。其中南霁云断指斥责贺兰进明一段尤为精彩，着墨不多，而南霁云之英勇形象已呼之欲出。其它如《毛颖传》等传奇小说体作品，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别是一副笔墨。
　　４．抒情文——感情充沛
　　韩愈的抒情文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一反传统祭文的固定格套，用自由的散体来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琐屑家常的诉说，融注了作者诚挚的骨肉之情与宦海浮沉的人生感叹，长歌当哭，凄楚动人。《送李愿归庞谷序》也是一篇近于抒情散文的名作、作者以淋漓尽致的笔墨，刻划富贵人家的奢靡排场、追名逐利者的卑屑丑态，和归隐者的冷落境况，愤世嫉俗之情跃然纸上。
二、气势沉雄
　　韩愈素仰孟子。孟子善养浩然之气，韩愈也说：“气，水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韩愈行文流利婉转，一气贯注，倾泻直前，真如江河流走，亮无遮障或者沾滞感觉。由于气势如虹，所以文章规模，宏肆雄放，内容丰富。宋代苏洵评论韩文时，说它有“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唐人皇甫湜评论韩文时，也说它有“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飙泪浪，浩瀚不滞”，都说明韩文行气雄奇的风格。
三、革新文体
　　韩愈提倡和标榜秦汉散文，但他坚决反对因袭模仿。他主张“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强调“唯古之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到了创作的时候，力求“惟陈言之务去”“师其意不师其词”，所以韩愈造句遣词，都极为简练清新，力求新创，不用陈腔。
四、字句特征
　　第一，文字诘屈，奇崛生硬，以险怪为工；第二，用字由华向朴，由难向易；第三，句法由短而长，由整炼向自然疏散；第四，充分用助词叹词，增加情态表现性；第五，行文往往奇偶并用，散整错综，形成一种变化多姿的独特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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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十二郎文》赏析

　　在韩愈诸多优秀的抒情散文里，《祭十二郎文》当推为其中的佼佼者，该文在我国浩繁的古代散文作品中，亦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名篇，历来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名老成，他在韩氏族中排行第十二，故称为十二郎。韩愈与十二郎从小生活在一起，情逾一般骨肉。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在京城长安(今西安)任监察御史的韩愈骤闻十二郎死讯，悲不自胜，痛悼万分。在这种巨大的感情压力下，自他胸臆涌出了这篇千古至文。
　　祭文通常是祭奠亲友的有固定形式的文辞，也有用以祭神祭物的。韩愈的这篇《祭十二郎文》，却一改过去惯例，不单在形式上用的是散句单行，在内容指向上也一任情感的激荡，通篇追叙他与十二郎的共同生活和深厚情谊，以及渲泄十二郎之死所带给他的莫大哀痛。这种对祭文体的创变，适应了作者情感表达的需要，进而也使该文形成了“以情胜”的鲜明艺术特色。在这里作者独特的表现手法，是使其真挚、深沉的情感紧紧融注在日常平凡琐事的叙述之中。让绵密深沉的主体情感，直接投射于与十二郎有关的生活细节之中，反复抒吐，与之融铸成完整的审美意象，释放出强烈、隽永的感情光芒。文章起首一小自然段，是祭文固有的开头形式。作者抑制着悲痛的情感，以循例的开头，为全文拉开序幕。作者的笔触，以对过去的回忆为起点，“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韩愈三岁时丧失双亲，跟随长兄韩会夫妇生活。后韩会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治所广东省曲江县)，不久死于任上，韩愈始十岁。文章选择记叙了韩愈与十二郎幼年“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因三兄皆早世，嫂“抚汝指吾”感叹“韩氏两世，惟此而已”等充满坎坷、辛酸的生活境况、情形，充满感情地说 明了叔侄二人从儿时孤苦相依发展起来的特殊深刻关系，以及两人在韩门“承先人后”的独特地位。作者饱经沧桑的笔调挟带了身世、家世之悲来悼十二郎，令人在一开始就感受到其悲痛之情的绵远深重。其后追忆延展，写两人成年后的几次见面和离别，特别点出近年间作者与十二郎几度约好会合又因变故使其“不果来”，突出了两人相互依恋的感情。夙愿终付虚幻，作者的痛悔不可自释。作者的一句“孰知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深深表明了他心中的惊诧叹惋和无比痛惜，也在读者心里激起了强烈的震动。下面对死讯生疑给被伤痛死死压住的心灵带来的瞬间、报丧书信反转来造成的更大绝望、伤心绝望至极而转生的悲愤，一系列急速变化的心理活动，都在作者毫无遮蔽的情感屏幕上清晰地显现出来。及至文中回复谈到自己的神衰体弱，说是不久就会从十二郎而死(“几何不从汝而死也”)，因莫大的痛苦重负把这将死视为幸事，又由此想到他们的孩子都尚弱小，悲痛的情感越发汹涌，“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乎?”此时作者的抒情围绕十二郎的生前身后事，犹如湖水被猛掷进巨石，波动的涟漪在尽力迅疾地扩大，又好似滔滔急流的江水，波波相拥。问十二郎究竟患何病，何时殁等语，表面语气较低缓，却令人觉着作者锥心的痛 楚。同时在行文中，造成了一种时起时伏、回旋跌宕的抒情效果。正如在艺术技巧上“抑”是为了“扬”，紧接着文中表现出无边无涯的死别的折磨，终于把作者的情感推向了最高潮，“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直到“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将作者最终未能面见死者的深深痛憾、因大恸而导致的深刻自责等一齐爆发出来，其罕见的激烈、深细与真实，使读者怀着战栗的心灵看到了人类生命情感的无尽深处。这种感受，一直延续到作者交待了“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后，合并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的无限余韵之中。
　　《祭十二郎文》之所以能将诚挚的抒情与日常琐事的叙述紧密融合在一起，深切地表达出对亡故亲人的悼念和对人生浮沉离合的无限感叹，其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不能忽略，即成功的语言运用。作者首先善于极贴切、生动地使用语言，使其文字不但切情而且切“境”，即描写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场合，便用什么样的语言手法使之凸现出来、活动起来。其次是作者在用语方面擅长变化。人的情感活动本来就处在时刻张驰起伏的规律之中，所用于表达的语言如果平板单调，就万不能表现好情感世界的微妙深奥。而韩愈这篇文章的语调句式随着自身情感的发展变化段段变、时时变。句式或长或短、或口语或雅句；语调则或急促或迂缓、或高亢或低回，真正做到了情至笔随。从而使文章收到了情文并生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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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同赏《祭十二郎文》

古人品评

（1）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

（章懋勋《古文析现解》卷五引苏武语）

（2）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

（3）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语，以兹为最。盖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单传，可哀一；年少且强而早逝，可哀二；子女俱幼，无以为自立计，可哀三；就死者论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韩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禄远离不能送终，可哀五；报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殁，可哀六。……总见自生至死，无不一体关情，悱恻无极，所以为绝世奇文。

（林云铭《韩文起》卷八）

（4）想提笔作此文，定自夹哭夹写，乃是逐段连结语，不是一气贯注语。看其中幅，接连几个“乎”字，一句作一顿，恸极后人，真有如此一番恍惚猜疑光景。又接连几个“矣”字，一句作一顿，恸极后人，又真有如此一番捶胸顿足光景。写生前离合，是追叙处要哭；写死后惨切，是处置处要哭。至今犹疑满纸血泪，不敢多读。

（过珙《古文评注》卷七）

今人鉴赏

（1）文章写作者在得悉十二郎死讯后始则将信将疑，终则痛不欲生的悲哀，是本文中作者感情奔腾的高潮。作者自以为“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当不久于人世，却没有料到年富力强的十二郎会先他而去，这一意外变故使他茫然失措。因而，他震惊、疑惑，于是写道：“呜呼！其信然邪？……其信然矣！”一连七个疑惑设问句，参差错落，低回往复，写出了作者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的极端复杂和矛盾的心态。字字句句浸透了泪水，不忍卒读。当作者由疑而信，面对这无可否认的现实时，他悲痛欲绝，便不禁发出了对“天”，对“神”，对人“寿”的怀疑和哀叹，作者感情的悲痛达到了极点。

（吴文治《韩愈》第103页）

（2）采用对话形式，是这篇祭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全文用了四十个“汝”字，用第二人称称呼老成，好像老成并没有死，正坐在他对面听他倾诉衷肠；又好像老成虽死，但其亡魂还可以听到他的家常絮语；他甚至向老成直接提问：“其竟以此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其然乎？其不然乎？”询问其病因、死期。这种对话形式，不同于一般祭文纯客观地歌功颂德，而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抒情意味，因而也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量。

（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第682页）

（3）《祭十二郎文》没有采用四字一句的传统祭文形式，而是以散文体裁抒写自己无尽的哀思。这倒不是说韩愈这位古文运动大师有意要在祭文领域里来一场散文化改革，而是因为他与十二郎那种骨肉之情，实在不是韵文形式所能表达。情至无文，哀辞不韵。他内心的巨大痛苦，只有在与十二郎的叨叨絮语中，才能倾吐出来……谈罢全文，掩卷深思，出现在眼前的，不是正襟危坐一丝不苟临文结撰的韩愈，而是一个坐在死者灵前，与死者哀哀叙说声泪俱下的韩愈。他想起十二郎生前死后种种琐事，一任思绪像野马般奔驰、跳跃，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想到伤心时停下马来痛哭一阵，待到平静些时，又接着写下去。韩愈本意只是要与十二郎自道衷曲，并不是有意为文。但他正说，反说，思前想后地说，转弯抹角地说，一切都是那么真实，那么自然，那么凄楚动人。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此文字字血泪，全从肺腑中流出，不期然而然，所以特别感人。所谓“文成法立”，韩愈不愧是散文艺术的大手笔。

（陈仲奇《一曲情至无文的干年绝唱》，《文史知识》1984年第10期）

（4）《祭十二郎文》一反祭文须用韵语的惯例，纯以散体抒写情感，文不加饰，朴素无华，在琐事家常的诉说中贯注着诚挚的骨肉之情。字字句句，凄楚动人，确是不可多得的杰作。自韩愈此文开始，在祭文这种应用文体中，也有了抒情的散文作品，这种抒情散文浸透泪水，不同于一般的抒情散文，是在抒情散文园地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下册第145页